李建平 黃瑾
2018年11月05日08:35 來源:光明日報
【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
內容提要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是在開放條件下取得的,未來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也必須在更加開放條件下進行,並以實際行動推動經濟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國人民。
●新時代推進全面對外開放,就是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引領,推動中國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順應了中國人民要發展、要創新、要美好生活的歷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國人民要發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時代潮流,必將推動新時代我國全面對外開放的道路越走越寬廣。
對外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我國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隻會越開越大!”“我們將實施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這既展現了我們黨在新時代擴大對外開放的堅強決心,也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指明了方向。40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在開放條件下取得輝煌成就﹔而今,立足新時代新的歷史方位,我國全面對外開放迎來新局面,呈現新特點,面臨新形勢,開啟新征程。
新時代我國對外開放迎來新局面
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穩居世界前列。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外貿實現從數量規模向質量效益轉變。高水平引進來與大規模走出去,成為新時代開放型經濟的重要特征。2013年至2017年,我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6580億美元。2017年,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外資流入國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額(不含銀行、証券、保險)達1201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41.1倍,年均增長30.6%。從對外投資結構看,2015年至2017年,我國裝備制造業對外投資351億美元,中國高鐵、中國核電等成為中國裝備制造“走出去”的國家名片。
全球經濟治理話語權進一步提升。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積極支持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發揮全球經濟治理主要平台作用,維護世界貿易組織在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中的主渠道地位,努力改善多邊貿易體制,不斷深化區域經濟合作,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已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參與者、建設者和貢獻者。在此期間,我國發起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設立絲路基金,舉辦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峰會、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等。迄今為止,我國已簽署16個自貿協定,涉及24個國家和地區。
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思想。國際形勢的新發展新變化,既給我們帶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也給我們帶來了嚴峻挑戰。要和平不要戰爭,要發展不要貧窮,要合作不要對抗,是各國人民的共同願望。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內涵豐富、深刻,其主張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反映了人類社會共同價值追求,匯聚了世界各國人民對和平、發展、繁榮熱切向往的最大公約數。一經提出,就受到國際社會高度評價和熱烈反響,已被多次寫入聯合國文件,成為中國引領時代潮流和人類文明進步方向的鮮明旗幟。
“一帶一路”建設成果豐碩。2013年9月和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后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一帶一路”倡議從發展和改善基礎設施做起,通過加強產能合作、共建合作園區,創造大量工作崗位,促進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目前,我國已與80多個國家和組織簽署了合作協議,中國企業在沿線國家建設境外經貿合作區共82個。5年來,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總額累計超過5萬億美元,成為25個沿線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
新時代我國對外開放呈現新特點
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新發展理念,開放發展是其重要內涵,即要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可以說,新時代推進對外開放,就是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引領,推動中國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堅持主動開放,以開放促進改革、促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的開放更好地發揮了開放型經濟在整體改革中的排頭兵作用。最典型的是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加快與開放型經濟相關的體制機制改革,進一步簡政放權,推動國內貿易投資規則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促進資本、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合理流動、高效配置。
堅持全面開放,對外開放更加均衡。全面開放內涵豐富,既包括開放范圍擴大、領域拓寬、層次加深,也包括開放方式創新、空間優化、質量提升。從開放布局看,全面開放實現了沿海開放與內陸沿邊開放的更好結合。“一帶一路”建設推動內陸和沿邊地區從開放的邊緣區變為開放的核心區,逐步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從開放方式看,全面開放實現了引進來與走出去的更好結合。黨的十八大以來對外開放強調資本、技術等多要素引進來與走出去並舉。一方面提高引進來的質量和水平,通過引資和引技引智相結合,帶動我國企業嵌入全球產業鏈與價值鏈。另一方面支持企業走出去,利用我國已形成的強大產能、適用技術和較充裕外匯儲備,擴大對外投資合作,強化我國全球資源整合能力,為經濟結構調整拓展戰略空間。
新時代我國對外開放面臨新形勢
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快速崛起,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均衡。近年來,全球經濟重心出現了“東升西降”“南升北降”的發展變化。2016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80%,佔全球經濟的比重為38.8%,比2007年提高10.5個百分點。2012年至2017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保持在30%以上。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高,世界經濟朝著多極化和更加均勢的方向發展,必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和規則變革。
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的時期,我國自主創新能力亟待增強。進入21世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科學技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國家前途命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人民生活福祉。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科技進步創新快速發展,在載人航天、深海探測、量子通信、大飛機等方面重大創新成果不斷涌現。但是,毋庸諱言,中國在科研方面基礎性研究依然相對薄弱,一些核心技術、關鍵技術仍受制於人的局面未根本改變。所以,加強自主創新、瞄准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加快科技攻關,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重要和緊迫。
“逆全球化”潮流不斷涌現,經濟全球化在曲折中深入發展。近年來,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失業問題與全球性收入分配不公及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疊加形成了逆全球化潮流,構成了當今世界經濟的重要特征之一。逆全球化表現為內顧傾向和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不僅破壞國際經濟一體化進程,而且肆意和粗暴踐踏國際經貿規則體系和組織,從而給世界經濟帶來各種不確定性不穩定性風險。2017年新一屆美國政府上任以來,在“美國優先”的口號下,實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經濟霸權主義,對許多國家和地區特別是中國作出一系列不實指責,利用不斷加征關稅等手段進行經濟恫嚇,試圖採取極限施壓方法將自身利益訴求強加於中國,導致中美經貿摩擦在短時間內持續升級,中美經貿關系受到極大損害,也使多邊貿易體制和自由貿易原則遭遇嚴重威脅。
新時代我國對外開放開啟新征程
把中國自己的事辦好,對外開放才能行穩致遠。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中國人民的生活從短缺走向充裕,從貧困走向小康。正因為有比較強大的國力,我們才能為世界各國提供更廣闊市場、更充足資本、更豐富產品、更寶貴合作契機。辦好中國自己的事,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比如堅定不移深化改革,不斷激發增長動力和市場活力﹔提升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培育增長新動能,推進現代產業體系建設﹔改善市場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統籌發展和安全,加強國家安全能力建設等。實踐証明,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是在開放條件下取得的,未來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也必須在更加開放條件下進行,並以實際行動推動經濟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國人民。
認清世界大勢,與各國共創美好未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40年改革開放給人們提供了許多彌足珍貴的啟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振興,就必須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當今世界的趨勢是和平發展,實現共贏、多贏,無論是冷戰思維、零和博弈,還是妄自尊大或獨善其身,都是不合時宜的﹔是開放融通,當今世界,已經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推進互聯互通、加快整合發展成為促進各國繁榮發展的必然選擇﹔是變革創新,不能按照老框框辦事,否則就會落后於時代,被歷史淘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順應了中國人民要發展、要創新、要美好生活的歷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國人民要發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時代潮流,必將推動新時代我國全面對外開放的道路越走越寬廣。
對外開放新征程決無坦途,要知難而進。在新時代,我國將同世界各國攜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展全球伙伴關系,拓展友好合作,走出一條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國與國交往新路﹔我國要同國際合作伙伴共建“一帶一路”,增添各國發展新動力,把“一帶一路”建設成為和平、繁榮、開放、創新、文明之路﹔我國將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觀,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願望和利益﹔我國將堅持走開放融通、合作共贏之路,堅定維護開放型世界經濟和多邊貿易體制,堅決反對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人類文明進步歷程從來沒有平坦大道可走,但再大的困難,都不能阻擋人類前行的步伐。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歷史是勇敢者創造的。讓我們拿出信心、採取行動,攜手向著未來前進!”
(作者:李建平 黃瑾,分別系福建師范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副主任,均系福建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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