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

工業文明在帶給我們日益富庶的物質生活的同時，也對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壞。如何謀求社會發展同自然生態環境保護二者的和諧統一，成為當前關乎人類社會永續發展的重要課題。我們黨歷來十分重視生態環境保護工作，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當前，如何積極響應生態文明發展訴求，構建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發展之間的和諧關系，關乎中國社會發展，關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我國傳統文化蘊含著豐富的生態智慧和價值導向，能夠為我們當前建設生態文明提供諸多有益借鑒。

傳統文化中的朴素自然觀：“天人合一”

“天”即自然，“天人合一”即是人與自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關系，這一理念代表了我國先賢聖哲對人與自然關系最朴素、也是最本質的價值認知。“天人合一”思想源於傳統農耕文明，也構造了中華傳統文化源遠流長的堅實根基，正如我國著名歷史學家錢穆先生所言：“中華文化特質，可以‘一天人，合內外’六字盡之。”“天人合一”強調，人與自然並非二元對立，而是一元統一﹔進一步地，世間萬事萬物也並非彼此割裂，而是緊密聯系，同源而生，各就其位，各司其職，也各自擁有獨立自主的地位和不容剝奪的存在價值。這也可以看出，“天人合一”不僅是我國傳統文化中自然觀的本真表述，也是古人賴以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思維方法。

我國經典古籍《周易》對“天人合一”思想有過詳盡論述，提出“天地人合”的觀點，如《周易·序卦》中說“有天地，然后萬物生焉”，認為世間萬物都源於天地，同時“有萬物然后有男女”，人也是天地滋養而生，是天地之子、自然之子，人與自然是同脈相連的有機統一整體，因此要“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即告誡我們天地人需和合共生，人與自然需和諧相處。

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對“天人合一”思想也有著自成體系的闡釋。儒家聖賢孔子傳承天地人“三才”思想，認為人之於自然並非被動消極，而是可以通過自我調適來契合天地之道，即“人知天”。孟子則提出“上下與天地同流”“萬物皆備於我矣”，同樣是對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詮釋和增益，后世如漢代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宋代張載的“儒者則因明至誠，因誠至明，故天人合一”等觀點也都如此，表征了古賢不斷探尋自然規律、追求天人和合的思想高度。

道家同樣對“天人合一”思想作出精辟論斷，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所信奉的圭臬，認為人的主觀活動應該尊重自然規律，“唯道是從”才能達到“物我同一”的境界。可見，我國傳統文化中對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已經作出過質朴而凝練的闡述，深入探究了人與自然關系的本質，敬告人類活動要同自然環境和諧相處。

傳統文化中的生態倫理觀：敬畏生命

翻閱古代典籍就會發現，生態倫理並非現代社會才出現的思想，而是古已有之，在這一領域，古代先賢聖哲再次以高瞻遠矚的聰明智慧為我們開啟了追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大道正途。傳統文化中的生態倫理觀集中體現為對生命的敬畏和仁愛，這一思想尤以儒家為盛，如《周子全書》中就說，“生，仁也”。“仁”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傳統社會賴以維系運轉的重要根基，將萬物生命一視同仁，也集中體現了我國傳統文化生態倫理價值取向，即：“生”是自然規律，“仁”則是對待萬物生命的正確方法論。在儒家文化看來，“仁”這一社會根本綱常倫理規范所調控的並不僅限於人，而應推而廣之到萬事萬物，要“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如是，生態倫理觀才是合理有序的。

儒家的“仁民愛物”思想傳達出的是對自然界生命一視同仁的普適價值和倫理關懷，道家思想也同樣滲透出敬畏生命、關愛萬物的深切人文沉思。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在《道德經》中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更強調“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即告誡人們要善待萬物，滋養其生長，要承擔起人類對自然萬物所應肩負的責任，但不能隨意主宰萬物的生命，這樣才能夠“若可托天下”。庄子將老子的敬畏生命、衣養萬物思想進一步發揚，《庄子·秋水》中說“物無貴賤”，《庄子·天下》中說“泛愛萬物，天地一體”，《庄子·讓王》也因王為避免戰爭而能主動遷居對王加以推崇，“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體現出道家先賢對生命的敬畏和關切。

即便從現代生態倫理視角審視，我國傳統文化中提出的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等思想也極具先進性和人文理性，其主張人的活動要充分尊重自然規律，不能肆意破壞自然，不能無故剝奪其他生命的生存權利和空間，正如老子所言，“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只是自然界中的一份子，居於天地自然之間，作為一種更加高級的生命形態，人理應承擔起愛護生命、維護自然生態的天賦使命。

傳統文化中的生態發展觀：取用有節

中華傳統文化倡導“萬物同源”，人類與萬物具有同等內在價值，應一視同仁，和諧相處。先賢也告訴我們，人可以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合理地利用自然界中的事物謀求人類自身的發展，但務求做到取用有節，在向自然索取時要保護自然，避免涸澤而漁的短視行為。如孔子所講“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孟子講“斧斤以時入山林”，曾子講“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等等，古人的這些生態智慧和當前我國大力倡導的可持續發展理念高度契合。

春秋戰國時期名相管仲為齊國制定了“以時禁發”的制度，“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強調不能隨意開採自然資源，而要順應時序，尊重自然規律。管仲要求在發展國力的同時，一定要注重對自然資源的養護，這樣才能實現國家長遠的富庶強大﹔而一旦過度採伐，自然生態遭到破壞，那麼國家發展也就無以為繼。管子的思想既有歷史價值也有現實意義，他將“取用有節”這一朴素的可持續發展生態觀提升到了國家治理的高度，並為后世尊崇。孟子建議君王在“以民為本”治理國家時，要做到“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荀子說向自然採伐要做到“不夭其生，不絕其長”。如果違逆自然規律，攫取無度，那麼也會受到自然界的懲罰。

“取用有節”的生態觀同樣源自於我國傳統農耕文明，農耕活動是同自然生態緊密相連的，因此，古人在農耕活動中也總結出了諸多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經典思想，如《淮南子·主術訓》中說，雖然農民善於勞作，“然不能使禾冬生”，必須要尊重自然規律﹔《齊民要術·種谷第三》中也講到，“順天時，量地利”。中華傳統文化中無不閃耀著人與自然同生共榮的生態智慧火花，時至今日先賢聖哲們的生態價值觀仍然熠熠生輝。

現代社會，全球生態問題得到人類的廣泛關注，我們要立足更高遠的視域，思考、設計和實踐人類存續發展的路徑。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同我國當前可持續發展理念一脈相承，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重要理性指導和現實借鑒。我們要自覺深入挖掘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價值，將其同現代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需求精准對接，用以指導我們當前正在進行的美麗中國建設和“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

（作者為中國戲曲學院思政部講師）

【注：本文系北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協同創新中心（中央民族大學）研究項目“藝術類高校思政課建設創新研究”(項目編號：17M04J04)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周繼堅：《堅持把生態文明建設擺在突出地位》，《紫光閣》，2017年第8期。

②張祎娜：《挖掘中華傳統文化資源促進生態文明建設》，《湖南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

③馮永昌：《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文化范式與生態文明建設》，《天津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