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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

——從李大釗建黨思想看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

湯志江 李箭飛 牛偉

2018年08月15日08:49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從李大釗建黨思想看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

來自全國各地的游客來到河北省樂亭縣的李大釗紀念館緬懷先烈,接受革命傳統和愛國主義教育。新華社發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個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2017年10月31日,黨的十九大剛剛閉幕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就帶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會址和浙江嘉興南湖紅船。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建黨時的每件文物都十分珍貴、每個情景都耐人尋味,我們要經常回憶、深入思索,從中解讀我們黨的初心。

李大釗同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政黨,是李大釗特別關心的問題。在他的《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等文章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解放,是李大釗建黨思想的核心內容,也是黨的早期創始人的初衷。他的建黨思想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具有突出的貢獻。

為中國人民謀幸福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這與李大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建黨思想一脈相承。學懂弄通做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必須牢記李大釗等黨的早期創始人建黨思想的初心。

近代以來,由於西方列強的入侵和封建統治本身所固有的腐敗,中華大地山河破碎、生靈涂炭,中國逐漸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目睹國家危亡局勢和社會黑暗狀況,李大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肩負起了為人民謀幸福、救民眾於水火的歷史重任。

為民憂。民眾是李大釗內心最牽挂的,民生是他最憂慮的。《大哀篇》集中體現了他“為民擔憂”的思想:“吾民瘁於晚清稗政之余,復丁干戈大亂之后,滿地兵燹,瘡痍彌目,民生彫敝,亦雲極矣”“吾儕小民,固不識政黨之作用奚似,但見吾國今之所謂黨者,敲吾骨吸吾髓耳。夫何言哉!夫何言哉”。李大釗嚴厲抨擊當時執政者剝削民眾甚至草菅人命,以及“民生益淪於涂炭”。他曾深入唐山煤礦了解工人生活,痛感“工人不如騾馬”。

為民憤。1913年9月11日駐昌黎車站的日軍殺害5名中國路警。李大釗對此異常憤慨,奮筆疾書:“勿忘此彌天之恥辱,所與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他尖銳地指出:“農失其田,工失其業,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離散煢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災乘之,人禍臨之,蕩析離居,轉死溝洫,尸骸暴露,餓殍橫野”的悲慘生活是由軍閥統治造成,人民是無辜的受害者。他痛批不顧人民幸福的腐敗政治,“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於吾民也”,“國家權力之及於民者,微乎渺矣”。

為民想。人民大眾在李大釗心中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他認為執政者應時時刻刻為人民謀求幸福,國家治亂抑或政治得失的評判標准,在於人民大眾自身利益能否得到保証和滿足。他痛感辛亥革命沒有真正解決中國人民的問題,認為“中國者為吾四萬萬國民之中國”,所以當政者應該隻做“福民”的事情,而不應該做“損民”的事情,隻有這樣,人民對國家才會有“甘心之愛”。他還特別深刻地指出農民的問題是中國當時最大的問題,農民的問題得不到解決,中國的問題就得不到徹底的解決。

為民呼。在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勝利果實后,李大釗發出“吾惟哀吾民而已矣”的呼喚。在《庶民的勝利》中,他認為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之所以值得慶祝,是因為這次革命是人民的勝利。“夫聖智之與凡民,其間知能相去不遠。彼其超群軼類者,非由時會之因緣,即在眾庶之信仰。”他深刻地認識到人民群眾在歷史發展中的巨大力量,“離於眾庶則無英雄。離於眾意總積則英雄無勢力”,認為吃穿住用行“靡有一樣不是從勞動中得來”,離了勞動人民則一無所有,中國革命必須要充分發揮人民大眾的力量。“苟吾四億同胞之心力,稍有活潑之機,創造改造之業,姑且莫論,但能順應此環境而利用之,已足以雄視五洲威震歐亞矣”“國家前途,實利賴之矣”。由此看出,堅定地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為人民謀幸福,是李大釗建黨思想的基礎。

為中華民族謀復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李大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就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團結帶領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譜寫了氣吞山河的壯麗史詩。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深刻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必須牢記李大釗建黨思想賦予中國共產黨人的使命。

先天下之憂而憂。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后,李大釗發現這個國家並未解決當時中國面臨的現實問題,這引起了他對共和國前途的擔憂,使他重新思考中國前途和命運問題。為此他寫下了《隱憂篇》,其中列舉了當時中國的邊患、兵憂、財困、食艱、業敝、才難六個方面的問題,“凡此種種,足以牽滯民國建設之進行”。黨私、省私、匪氛“三端”,“百思恐不獲免。凡百君子,其有以嘉謀嘉猷而弭於未然者乎?曷有以解我憂?”表達了他憂國憂民的革命情懷。在生命最后時刻,他“惟吾中國,自鴉片戰役而后,繼之以英法聯軍之役,太平天國之變,甲午之戰,庚子之變,乃至辛亥革命之變,直到於今,中國民族尚困軛於列強不平等條約之下,而未能解脫”,體現了革命先烈壯心不已的憂國情懷。

矢志不渝立志報國。他在《獄中自述》中寫道,“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並說明為何青年時期便開始深研政理:“釗感於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為救中華民族於危難之中,他立志研究政治,“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學校”。他“隨政治知識之日進,而再建中國之志趣亦日益騰高”,北洋法政學校畢業后“仍感學識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東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留東三年,益感再造中國之不可緩”。李大釗回國后,仍繼續“深研政理”,繼續探索“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在看到一些人對中國前途悲觀失望時,他著文鼓勁助威“中國至於今日,誠已瀕於絕境,但一息尚存,斷不許吾人以絕望自灰”,呼吁中國人“本自由意志之理,進而努力,發展向上”,以改變中國現實境遇。

尋求中國出路。李大釗將“改進立國之精神”“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作為自己畢生奮斗的事業,經過多年苦苦求索,他終於找到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馬克思主義。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后,他運用初步掌握的馬克思主義原理証明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真諦,並科學闡釋了我國所面臨的形勢,指明“中國將來隻有實行社會主義才能興盛起來”,指出隻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

探索國家振興之策。李大釗考証了世界勞工階級的巨大作用,認識到帝國主義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並把中國命運與俄國十月革命相聯系進行論証,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分析中國內憂外患的國情,得出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共產主義在世界、在中國,必然要得到光榮的勝利”的重要結論。於是他和陳獨秀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決定建立無產階級的政黨,確定了黨的指導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並強調黨的組織必須是一個強密精固的組織,黨的任務是領導“勞工階級,促他們聯合起來,推倒資本主義”,“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到社會裡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聯合一個‘民主的聯合陣線’”,“抵抗國際的資本主義”,來實現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人民的國家。這是李大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建黨使命。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應不忘李大釗等無產階級革命家建黨的初心,牢記他們賦予中國共產黨人的使命,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不斷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集聚強大精神動力,始終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增強“四個意識”,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作者均系河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責編:陳彥彥、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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