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中的寬嚴智慧

寬與嚴，對立統一，極富中國智慧。中國古代的政治家們應時局、察時變，於治國的大道中精微地拿捏著寬與嚴之間的平衡。得當者，化於成功經驗，於今日仍能啟迪世人。失當者，亦有深刻教訓，當下看來仍發人深省。在中國的史籍書林之中，蘊涵著十分豐富的治國理政的歷史經驗。其中包含著許多涉及對國家、社會、民族及個人的成與敗、興與衰、安與危、正與邪、榮與辱、義與利、廉與貪等等方面的經驗與教訓。而寬與嚴恰是一個十分必要的視角，幫助我們立足當下、面向未來，透過歷史的紛繁汲取傳統智慧的滋養。

首先，在中國歷史上，在國家各項政策的決策過程之中寬嚴智慧有充分體現。

一是寬嚴要審勢。孟子曾經引用過齊國的一句諺語：“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勢是事物潛在的發展傾向，必須認真審視乃至影響它，以使其朝著有利於我的趨勢發展。《孫子兵法》用激流來比喻勢，當其盛大時，可以挾礫石以俱下，它又好比張開的巨弩，潛藏著巨大的力量。因此對勢必須高度重視。現在我們仍然講因勢而變、順勢而為、因勢利導。諸葛亮治理蜀國的成功經驗被后人總結為：“能攻心則反側自銷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諸葛亮成功治蜀的奧妙就在於先審勢后寬嚴。政策是關系到千百萬人切身利益的、甚至可能是關系到老百姓生死的大事。政策執行的標准是寬還是嚴，不能隨心所欲，必須依據具體的情勢反復權衡。換句話說，政策決策的前提是審勢，要根據情勢的變化，實行相應的寬嚴政策偏好。如果不審勢就草率決策，無論是寬還是嚴都會導致失誤。

二是寬嚴須平衡。一陰一陽謂之道。中國人歷來講求平衡、中庸、和諧。在政策執行問題上也是如此，注重寬嚴的平衡。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在對待政策的寬嚴問題上大致有兩種主張。寬是儒家和道家治國之道的總體特征。儒家講“仁政”，講“王道”。道家講“無為而治”，講“治大國如烹小鮮”，治理大國要像煮小魚一樣。煮小魚，不能多加攪動，多攪則易爛。法家治國之道的總體特征是嚴，法家講“霸道”，人民甚至用嚴刑峻法來指代法家思想。從表面上看，歷代統治者青睞以寬鬆為主要特征的治國之道，儒家思想，大體上在中國封建社會佔據主流。以嚴為特征的法家思想似乎是作為反面教材而存在。實際上，歷代的統治者並不排斥法家思想，毛澤東同志“百代猶行秦法政”詩句就是對中國封建社會儒表法裡的深刻洞見。從漢武帝時開始確立，漢宣帝提出的“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主張寬的王道和嚴的霸道兩者兼容並蓄、互為表裡、相得益彰，是一種主張寬嚴相濟、寬嚴平衡的治國之術。“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這種寬嚴相濟、寬嚴平衡、寬嚴互補、“霸王道相雜”的“漢家制度”，從漢宣帝以后，實際上才是后來統治者實際遵循的有效治國之術。

其次，在古代中國，決策任務執行過程同樣蘊含著豐富的寬嚴智慧，這一點在中國古代軍隊的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

一是執行紀律必須嚴。嚴格執行紀律是科層制系統的基本要求。紀律是剛性的約束，沒有紀律作為保証，任何科層組織的決策都不會實現其預期目的。以軍隊為例，軍隊是執行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是按照科層制的組織編制進行管理和活動的，對紀律有著嚴格的要求。馬克思·韋伯認為，紀律是軍事的產物。紀律作為實戰的基礎是種種體制的母體。科層制是建立在紀律基礎上的機制，就是說能夠按照有利於整體所謀求的目的，嚴格地控制每一個行動的特性及其與其他行動的關系，使每一個人的種種行動符合於一個復雜的模式。紀律的重要意義在於能夠使每個人恰如其時、恰如其地、恰如其分的行事。恩格斯曾經引用過拿破侖的論述：騎術不精但有紀律，善於配合協同作戰的法國騎兵，與騎術精良、善於單兵格斗但沒有紀律又不善於配合和協同作戰的馬木留克兵之間，“兩個馬木留克兵絕對可以打贏三個法國兵﹔一百個馬木留克兵與一百個法國兵勢均力敵，三百個法國兵大都能戰勝三百個馬木留克兵，一千個法國兵則總能打敗一千五百個馬木留克兵”。美國學者杰弗裡·帕克認為，古代世界有兩個地區非常重視軍隊的訓練和紀律，其一是古希臘，另一個就是古代中國。在古代中國，按照《周禮》記載，周代的軍隊編制是，五人為一伍，五伍為一兩，四兩為一卒，五卒為一旅，五旅為一師，五師為一軍。《孫子兵法》對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概括為“五事七計”，“五事”就是道、天、地、將、法。其中的法，指的是軍隊的組織編制。其中的將，指的是指揮者的素質，包括智、信、仁、勇、嚴五個方面。

“吳宮教戰”是體現從嚴執紀重要性的著名典故。除此之外，中國歷史上還有許多從嚴治軍的范例。諸葛亮為了維護軍紀不惜揮淚斬馬謖。岳飛的岳家軍“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令金軍聞風喪膽，感嘆“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戚繼光的戚家軍也以軍紀嚴明著稱。漢代抗擊匈奴的飛將軍李廣是一個很有名的將領，但他的一生卻並不得志，終其一生沒有獲得封侯的榮耀。李廣曾經四次出擊匈奴，兩次因迷失道路無功而返，一次遇到匈奴主力全軍覆沒，另一次因與主力配合不力而被匈奴圍困，在友軍的相助下脫險。史書中記載，李廣的軍隊遇到困境時往往驚慌失措，全靠李廣個人的勇氣鼓舞全軍士氣。如此不重視紀律，單靠個人魅力管理軍隊，“李廣難封”也就不能怨天尤人了。

二是執行紀律范圍應該有邊界。紀律必須嚴格執行，但同樣要避免泛化、濫用的傾向，從而導致執行紀律的范圍無限度擴張。與此同時某一領域的“嚴”也不能機械地應用在其他領域。軍隊要嚴格執行紀律，但並不意味軍隊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都要按照執行紀律那樣嚴格要求。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給抗日軍政大學的題詞“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就體現了寬與嚴的辯証法。除去軍事斗爭和軍事訓練之外的日常生活中，允許寬一點、輕鬆一點、活潑一點。《孫子兵法》上說：“視士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士卒如愛子，則可與之俱死。”在軍隊日常生活中，將帥對士卒能像對待嬰兒一樣體貼，士卒就可以跟隨將帥赴湯蹈火﹔將帥對士卒能像對待自己的愛子一樣，士卒就可以與將帥同生共死。將帥面對戰火硝煙的洗禮，養成剛毅的性格，但也不能總是鐵石心腸。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