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偉光：以重建經學的實際行動紀念饒公

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堅守中華文化立場，這一響亮的口號，已經正式寫入黨的十九大報告。新時代的文化人，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中庸》有雲：“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我們應當善於繼承往聖先賢的學問，弘揚光大往聖先賢的道德文章。對於饒宗頤先生來說，傳承是最好的紀念。

2013年7月5日，《人民日報》評論版刊發饒公署名文章《中國夢當有文化作為》，文中指出：“現在都在說中國夢，作為一個文化研究者，我的夢想就是中華文化的復興。”在饒公看來，文化復興是民族復興的題中之義，甚至在相當意義上說，民族的復興即是文化的復興。

推動文化的復興，我輩的使命是什麼呢？饒公以為，21世紀是重新整理古籍和有選擇地重拾傳統道德與文化的時代，當此之時，應當重新塑造我們的“新經學”。經學時代幾乎貫徹了漢代以后的整部歷史，但“五四”以來，把經學納入史學，隻作史料看待。經學這一震鑠古今的名號，已經從中華大地主流話語中消失了一百年。為何如此重視經學？饒公認為，經書凝結著我們民族文化之精華，是國民思維模式、知識涵蘊的基礎﹔是先哲道德關懷與睿智的核心精義、不廢江河的論著。重新認識經書的價值，在當前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饒公還著重指出，建立新經學，應是中華文化復興的重要立足點。

我們有五千年的文明，自然應當時常回看走過的路，這是我們前行的支柱力量﹔與此同時，我們還處於一個全球村的網絡時代，還要比較別人的路。事實上，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很大程度上就是對古典的重新發掘與認識。歐洲人對古代文明的研究，不僅包括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也包括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對於歐洲來說，隨著中學西傳，出現了從17世紀末到18世紀末整整一個世紀的中國熱。這一文化現象，不僅表現在歐洲人對中國物質產品的欽慕和追求上，更重要的是表現在他們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學習和借鑒上。可以說，中華文明是西方的文藝復興重要的參照系。

如今，我們也需要來一場文藝復興——胡適所說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很難說是真正的文藝復興，那只是一個文化爭鳴期。一如魏晉南北朝，佛教在東土大范圍傳播，甚至在思想層面一度壓倒了中華本土的儒道兩家。但是，到了唐代，以禪宗高僧為代表的中華士人，將彼時的西學即佛學成功地轉向、融入東土文化主流。到了宋代，以北宋五子為代表的中華士人，在充分吸收借鑒佛學的基礎上，構建了嶄新的儒學形態——道學或者理學，將旁落了一千年的文化話語權重新奪回中土士人手中。

朱子在劃時代的文獻《大學章句序》中說：“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它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復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饒公認為，我們現在的情況也一樣。我們要趁這個機會，把“經”做一個新的整理。當然，我們對古代文獻不是不加一字給予繼承，而是要推陳出新，與現代接軌，把保留在歷史記憶中的前人點滴膏腴，給以新的詮釋。

漢唐科舉考試以五經為中心，宋人扭轉乾坤，四書后來居上，元代以降至清末，科舉考試以四書為中心。一百年的文化斷層如何續接？呼喚新時代的范文正公、宋初三先生和北宋五子，呼喚一大批擁有高度情懷的當代文化人以重建經學的實際行動紀念饒公，完成饒公的未竟之志。

（作者系北京大學哲學博士，現為人民日報理論部編輯，記者。清華大學學生教育扶貧公益協會校友導師，貴州師范大學知行國學社學術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