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宣言》的理論淵源與現實啟示

核心提示

●馬克思立足於人的感性活動來把握人與世界的否定性統一，因此對人的解放也必然立足於人的感性活動本身，在現實生活中具體體現為人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

●資本主義創造的文明成果是人類的共同財富，這種共同財富就是對物質生活生產方式的解放

●隻有在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發展的基礎上，當資本主義的調節達到極限而再也無法進行，也就是在它所能容納的生產力全部發揮出來時，資本主義必將退出歷史舞台

●中國共產黨要始終走在時代的前列，對世情、國情、黨情，要有正確的把握，懂得如何確定自己所處的歷史方位，按照歷史方位提出現階段的治國方略，以帶領人民不斷前進，這是一個執政黨立於不敗之地的關鍵所在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注重發展實體經濟地位，是對於當前金融剝削的革命，也是中國在全球資本體系中佔據主動地位的必然選擇

●切實促進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既是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最高價值追求，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要求，更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興國的出發點和歸宿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任何思想都是時代發展的產物。不同於其他思想家對於資本主義的抽象的批判，《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開篇所提出的“共產主義的幽靈”，既非源於道德上“應然”狀態的追求，也不是傳統哲學的 “抽象規定”，而是社會化生產與資本擴張造就的現實運動的產物，是對資本全球化時代現實批判地反思的產物。為此，《宣言》 全面揭示了在大工業基礎上造就的資本全球化的世界歷史進程與內在矛盾，科學闡釋了在資本批判的視角上討論“人的解放”的邏輯。

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超越性

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和核心，馬克思“劃時代的哲學革命”的實質就是創建這一偉大理論。總的來說，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的本體論、世界觀與方法論的“三位一體”。這裡的本體論是現實的人的自由解放，即“解放何以可能”﹔作為《宣言》的理論基礎，其方法論意義是在理解人與世界真實關系的基礎上，確立解放的客觀途徑。

在《宣言》中，區別於傳統西方哲學，馬恩指出人的自由全面的解放，不可能是抽象觀念的和解和統一，而恰恰在於要把人從抽象的統治中解放出來。馬克思把傳統哲學本體論對“人的存在何以可能”的追問，變革為對“人和人的關系”的理論求索，並把自己的本體論定位為對“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尋求，從而為《宣言》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這種“人的解放何以可能”是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核心，與馬克思的世界觀相輔相成。歷史唯物主義中的歷史觀革命從屬於世界觀革命，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明確地揭示了以人的感性活動為解釋原則來理解人與世界的關系，就是既將外在世界理解為人感性對象性活動的結果，又將其理解為這種感性對象性活動的前提，從而將人的自由解放訴諸於對這一世界的感性改造。

馬克思立足於人的感性活動來把握人與世界的否定性統一，因此對人的解放也必然立足於人的感性活動本身，在現實生活中具體體現為人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由此出發，馬克思揭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現實前提——現實的個人，“我們要開始談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條，而是一些隻有在臆想中才能撇開的現實前提。這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所謂“現實的個人”就是在直接生活中從事物質生產的個人。生產活動受制於現實的社會關系，因此現實的個人“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活動著”。他們的自由解放意味著對那些制約個人全面發展的物質前提進行革命，即從根本上改變現存的生產方式﹔與此同時，現存的生存方式並非毫無價值，相反它誕生於現實解放的歷程之中，突破了之前生產方式對人的束縛，因此也有自身的歷史合理性，“私有制隻有在個人得到全面發展的條件下才能消滅，因為現存的交往和現存的生產力是全面的，而隻有全面發展的個人才可能佔有它們，即把它們變成這些個人生活的自由活動。”

《宣言》對於社會演進的分析

19世紀如火如荼的工人運動是《宣言》誕生的歷史背景。隻有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才觸及工人運動的本質即階級斗爭，因此也隻有它才能為共產主義運動指明方向。

《宣言》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進步性分析。立足於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馬克思在《宣言》對資本主義作出了深刻的分析：一方面，他不像其他共產主義思想家那樣全面否定資本主義社會，對以赫斯為代表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持批判態度，因為資本主義社會並非直觀客體，而是人的感性活動即實踐活動的對象化結果，它自身就是人的歷史性解放的階段性表現。在馬克思看來，歷史的本質是人類不斷尋求自我解放，這種解放歸根結底是人的現實生活的解放，而人的現實生活的解放首要的是人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的解放，思想解放則是這一解放的內在環節，它最終要以對現實生活自身的解放為標准。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過程既是一個不斷由新的東西否定舊的東西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積澱人類創造的文明成果的過程。因此，資本主義創造的文明成果是人類的共同財富，這種共同財富就是對物質生活生產方式的解放，“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

首先，資本主義打破了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封建主義桎梏，“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採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裡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 其次，資本主義促進了思想解放。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了巨大變革，它改變了封建社會的君主獨裁專制，建立了資本主義的民主、法制，以資產階級的平等、自由代替了封建社會的官僚等級的主從思想：洛克率先提出了“天賦人權”，認為人類天生是自由、平等和獨立的，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不得侵犯，這對封建制度下的生產關系和一般社會關系，無疑是擊中要害的抨擊。盧梭繼而又增加了人民是國家和政府的主人的新內容，即“主權在民”的思想。自由、平等、人權和民主思想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在政治、思想意識上的反映。資產階級在取得政權、奪得獨佔的政治統治之后，便把自由、平等的思想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第三，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促進了世界一體化過程，加速了現代社會的到來。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交通行業的快速進步，它打破了封建社會的閉關鎖國的孤立狀態，加速了世界歷史的進程。由馬車大道發展到鐵路，由靠風力漂行的帆船發展到遠洋汽輪，五洲四海，四通八達，貿易流轉的加快促進了生產和國際分工的進一步改善，“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來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賴所代替了”。

《宣言》對於“兩個必然”的深刻闡釋。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馬克思認為，作為對象化結果的資本主義社會必然成為重新限制現實的人的外在障礙，不同於資產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馬克思揭露了資本主義的破壞性和對現實的壓迫和束縛，在《宣言》中尤其體現為階級斗爭對整個社會的革命作用。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唯一目標是創造利潤，攫取剩余價值，因此階級對抗在這一社會中變得越來越激烈和深刻，其他種類的對抗如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越發成為階級矛盾的延伸和表現。

具體來說，馬克思指出“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的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 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資本主義社會創造了越來越多並且越來越精良的機器，生產出豐富多樣、物美價廉的商品，社會的物質財富迅速增長，一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都是靠工人的勞動和犧牲工人的利益來實現的，一邊是資產者財富的積累，一邊是無產者貧困的加深，這是資本主義一般的絕對的規律。由於機器生產的細密分工，工人隻能做機器生產某一特定環節的工作，跟隨著機器的轉動極其簡單、機械地操作，工人成了機器的奴隸，機器的運轉速度加快，工人的勞動程度也就越大，在勞動過程中被剝削的程度就越重。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人與人的關系變得異常簡單，唯有利益將他們聯系在一起，資產階級忽略了人的自身價值，而僅僅將其作為創造剩余價值的生產工具，抹殺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情感、思想、尊嚴的存在，而簡單地用金錢至上的利害關系來取代。資產階級把人類的信仰、價值觀全部納入到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中，使勞動失去了滿足人本身需要的這個重要屬性，人的勞動成為奴役自己的對象。生產力的提升成為資產階級擴大利益的一種重要手段，成為加快資本積累和加大對工人剝削的重要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用單一追求利益的貿易來替代稱之為人的本性的自由，“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據此，馬克思根據階級斗爭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必然滅亡的結局。

同時，馬克思、恩格斯還提出兩個相互聯系的深刻思想，一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通過自身的不斷調節來獲得生存和發展的，二是資本主義的自我調節又是有其局限性的。他們由此得出結論：隻有在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發展的基礎上，當資本主義的調節達到極限而再也無法進行，也就是在它所能容納的生產力全部發揮出來時，資本主義必將退出歷史舞台。“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佔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己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宣言》對於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啟示

毋庸諱言，資本主義的深入發展改變了其統治形態，當代資本主義不斷發展，與19世紀工業時代的資本主義相比較出現了諸多差異。20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資本天然地從其他資本形態獨立出來並取得支配性的地位。資本主義經濟出現了明顯的“金融化”趨勢，其表現是金融資本逐漸侵蝕和擠壓職能資本的傳統領地，並取得了控制地位。馬克思所分析的城市間分工，現在演化為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分工，與此相匹配的正是現代金融資本無堅不摧的統治能量。然而，2008開始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已經証明：雖然金融資本沖破了阻礙資本流動的國家、民族和地域限制，在世界范圍內最高效地組織起資本運動的各個實物環節，更大范圍的實現了馬克思所說的“個人受抽象統治”。但是，馬克思所指認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規律依然在起作用，資本邏輯依然是當代社會無法逃脫的噩夢。要想從根本上解決現代性問題，就必須回到《宣言》中去，回到“資本批判”和人類解放的原則上去。

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要求執政黨必須清楚認知自己所處的歷史方位。“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推動運動前進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比其余的無產階級群眾優越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中國共產黨要始終走在時代的前列，對世情、國情、黨情，要有正確的把握，懂得如何確定自己所處的歷史方位，按照歷史方位提出現階段的治國方略，以帶領人民不斷前進，這是一個執政黨立於不敗之地的關鍵所在。

正確理解“資本”歷史作用。在《宣言》寫作的19世紀，馬克思敏銳地觀察到，隨著資本邏輯的全面展開，使資本作為現代世界創立的普遍原則地位得以確立，現實地表現為不同階級之間利益的斗爭，馬克思以科學的論証和極具前瞻性的思考，在《宣言》中明確提出了人類自由、平等、解放的價值旨向。在當前資本主義全球化程度加深、范圍擴張的背景之下，資本邏輯引發的現代性危機在世界范圍內表現出更廣泛的全體性，例如能源環境危機、道德危機、難民危機等等。馬克思的資本批判理論理應也必然能夠為這些問題的闡釋和解決提供解釋的原則和現實的指向。事實上，這已成為各界學者進行研究的理論基礎。例如對於難民問題的分析，堅持將政治問題同資本批判的原則結合起來，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自反性”聯系起來，實現著對馬克思理論的當代轉化，凸現出馬克思資本批判思想在當代的現實意義。

“改革開放”政策造就了中國崛起的奇跡，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一政策就是給予“資本”在中國存在的合理性，並允許國際資本流入中國，參與社會主義建設。資本在當今中國像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樣，正在用其無堅不摧的力量，塑造著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不可否認的是，資本作為推動力，給當今中國帶來了經濟增長、物質財富增加等有目共睹的正面效應。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正確對待資本已成了擺在我們面前不容回避的問題。怎樣才能在資本面前保持清醒的頭腦？《宣言》為我們提供了答案：首先，我們需要理解《宣言》對資產階級的高度肯定： “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裡對資產階級的肯定實際上也是對資本自身的肯定。同時，我們更應該清楚，《宣言》對資本的肯定實際上是作為對資本的批判的前提准備，即是對資本作出這種歷史肯定的基礎上，對資本的本質更加深刻的揭露： “在資產階級社會裡，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應當說，《宣言》中所揭露的資本的這種本性是不會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改變的，我們盡管可以對資本的種種負面作用採取種種措施加以限制，但無論如何改變不了資本的本性。當然，我們也清醒地知道，在當今中國要取消資本是不可能的，資本還有著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但與此同時我們千萬不能忘記資本的本性是什麼。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在資本面前掌握主動權，在利用它的同時駕馭它，並創造條件最后揚棄它。

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在經濟全球化中佔據主動位置。《宣言》指出，“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正像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在當今時代，能否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建立完備的工業體系，發展科學技術，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農村屈服於城市、農村從屬於城市，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民族發展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

伴隨著實體工業生產向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轉移，世界范圍內對現代金融資本抽象統治的反抗正在取得實質性的進展。隨著多個地區正在進行的或隱或顯的反抗，現代金融資本這張籠罩著世界的大網這處那處正在出現破裂，而資本主義實體控制力量的向外轉移使得它的鎮壓和補救應接不暇。首先，大宗商品貨物開始由以其他貨幣代替美元進行結算，傳統的金融統治秩序正在出現鬆動。其次，一些工業產品生產國正在謀求本國在世界金融貿易體系中的影響與地位，區別於現代金融資本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的剝削統治，這些國家根據其工業制造和基礎設施建設能力來建立良好信用，國家間對這些貨幣的使用將是自願的、有實物兌現保障的。中國所倡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一帶一路”倡議，正參與到世界范圍內反抗金融剝削和去美元化的進程中，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同時具有深刻的世界歷史意義。因此，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注重發展實體經濟地位，是對於當前金融剝削的革命，也是中國在全球資本體系中佔據主動地位的必然選擇。

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對於未來理想社會的構想，即“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自由人的聯合體”，作為一種具有核心價值意義的根本表達，相比較資本主義抽象、虛偽的“自由”觀，馬恩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更深層次地解答了人類發展方向的問題：既要人從“物的依賴性”中解放出來，也要消除“神聖形象”“非神聖形象”對於人的異化統治，“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以人為本，努力創造條件，切實促進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既是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最高價值追求，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要求，更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興國的出發點和歸宿。在快速變革的中國社會，我們必須牢固樹立並始終堅持這一價值目標，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堅持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同時要求我們從當前的國情出發，立足於我國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不具備全面自由發展的條件，避免將其庸俗化理解，簡單地類比其他發達國家。同時，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四個自信”，堅定社會主義理想信念，利用市場經濟推動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使社會財富不斷涌流。在邁向全面自由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逐步消滅兩極分化，將社會財富引流到共同富裕的河床中，積極創造條件，實現更多人的全面自由發展。

（作者系內蒙古黨校政治學教研部教師、內蒙古自治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