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政權短命啟示錄（上）：安於守成是危險的開始

三國時期的魏國，是三國之中實力最強大的國家，卻也完美地上演了“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歷史周期律，存世不過45年。也就是說，生於東漢末年的很多人，是親眼見証了曹魏政權興敗的。奸雄如曹操者，倘若泉下有知，看到自己一生征戰奠定的基業，如此迅忽地敗在子孫手裡，豈不氣得牙痒痒？

公元220年10月，漢獻帝劉協把帝位禪讓給了曹丕。到了265年12月，這一幕再次上演，魏元帝曹奐也把帝位禪讓給了司馬炎。所謂禪讓，當然都不是自願，而是被逼的。歷史仿佛一個無情的刻板模子，倘若當政者不能順天應命，政權你如何得的，它也能讓你如何失去，甚至分毫不差。

一個強大的政權，何以就如此迅速地覆滅了？這是讓人興嘆之余，更值得深思的問題。事實上，曹魏政權雖然存世45年，但有實質性意義的存在，不過曹丕、曹睿兩代，在位時間加起來也就將近20年。到了曹芳即位，司馬懿專權開始，其后的曹髦、曹奐，都不過是象征意義的存在。

有話說得好：“你必須不斷奔跑，才能夠停留在原地。”再強大的政權，即便守成也是守不住的，又哪裡經得起胡來？

胸無大志 私欲膨脹

曹操名義上雖是人臣，卻是魏國的開山鼻祖。曹丕既是第一任魏君，同時也是守成者。對於東漢末年的流弊，曹丕都是親歷見証者，作為開國者和守成者的他，卻沒能汲取教訓，深自約束。曹丕缺少的正是歷史上不少開國者所具備的胸襟格局，不過一庸碌守成之主，由此便注定了曹魏政權的短命。事實上，在曹丕接任魏王后到尚未稱帝前，干的幾件事，就讓時人立馬判斷出曹丕的庸碌征象。

當時，正在選拔侍中、常侍之類的官員，曹丕就准備用身邊常給他出謀劃策的那些人，而不從別處選。這表明，曹丕目光短淺，胸無大志，一上台就想先把身邊人用起來，這豈是定國安邦之策、長治久安之謀？

這時司馬懿的弟弟司馬孚及時勸止。據《晉書》載，司馬孚說：“雖有堯舜，必有稷契。今嗣君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不靠才能靠關系），得者亦不足貴。”這一席話，才打消了曹丕的念頭。

而在接受漢獻帝劉協禪讓的時候，曹丕就公開把劉協獻上的兩個女兒納為妃子，這在古代被認為有違禮制。事實上，曹丕這種隻顧貪色而不顧及其余的特點早就顯露了。當初在曹操攻破鄴城時，曹丕見到袁紹二兒子袁熙的老婆甄氏長得好看，就娶她為妻。后來甄氏生下了曹睿，曹丕即位后，又寵愛了貴嬪郭氏，而把甄氏留在鄴城。結果郭氏乘機進讒言，說甄氏有怨言，曹丕竟然大怒，派出使者命令甄夫人自盡。

后來的東晉史家、名士孫盛從曹丕的行跡分析說：“及至受禪，顯納二女……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事實上，在曹丕登基為魏文帝之后，其所作所為，更盡顯其縱私欲而又無能短視之相。

有一天，曹丕居然對侍中蘇則說：“以前攻破酒泉、張掖的時候，西域曾經派使者到敦煌來，貢獻直徑達一寸的大珍珠，咱們是不是可以讓他們來做生意，我們也好買一點呢？”還好不是為了這點私欲而發動戰爭去搶。但一當政就物欲膨脹，連這點事都惦記上了，又豈是干大事的料？蘇則卻回答得毫不留情面：“若陛下化洽（以教化潤澤）中國，德流沙幕（威德遠及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曹丕的反應則是“嘿然”，顯然不好反駁但也內心不快。這一事，足見曹丕是一個貪圖享受的人，對臣子問的是如何滿足物質之欲，而不是問蒼生問治國大計。這和漢文帝召還賈誼於宣室，卻是“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性質差不多。

器量狹小 公報私仇

曹丕心胸狹窄，器量狹小，在歷代君主中可謂無人能出其右。歷史記載，曹丕器量狹小的事主要有三件。一件就是在221年羞辱於禁致死。原來在219年時，曹操的良將於禁兵敗后投降關羽，關羽敗亡后，於禁又從荊州被獲釋到了吳國，到了221年孫權便遣還了他。此時的於禁須發皓白，形容憔悴，見了曹丕又是哭又是叩頭。

曹丕一面用荀林父、孟明視的故事安慰他，還任命他為安遠將軍，要他去拜謁曹操的陵墓﹔一面又事先派人在陵園屋子裡畫上關羽得勝、龐德憤怒、於禁投降情狀的壁畫。結果於禁見到這些畫，羞愧患病而亡。司馬光在《資治通鑒》裡評價說，“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為不君矣！”正所謂士可殺不可辱，曹丕所作所為也太不像個君王了。用大眾的視角看，曹丕的做法陰狠如同小人。如此行事，隻會寒士人之心。

縱情使性 剛愎自用

222年，曹丕決定派大軍討伐東吳。這次大討伐，既不是什麼戰略圖謀又不是什麼戰術行動，完全是在縱情使性、剛愎自用，結局也就可想而知。當初，孫權派於禁的兩個手下浩周和東裡袞來見曹丕，言語之間相當低調謙恭。曹丕就問：孫權可信麼？浩周說孫權一定會臣服，東裡袞則說不一定。結果曹丕居然隻喜歡聽浩周的話，這就有點把臆想當事實來判斷了。

曹丕這一喜歡聽不要緊，居然還派浩周回去，封孫權為吳王，並讓孫權派兒子來做人質。孫權表面感動得淚汪汪的，結果沒有任何實質行動，往來之間全是虛話，氣得曹丕決定討伐，誰勸都不聽。可以說，這次征戰，完全是一次維護面子的行動，為了面子而貿然行動，往往會丟更大的面子。曹丕如此行事，仿佛戰國時期的楚懷王再世。楚懷王先被張儀欺以割讓“商於之地六百裡”而與齊斷交，惱羞成怒之下，便舉全國之兵攻秦，三戰皆敗，后被秦昭襄王欺以武關會面而扣留，最終客死他鄉。這類人為政，自己愚蠢丟人不要緊，要緊的是因此而誤國害民，害莫大焉。

從此，曹丕就與伐吳這件事杠上了。曹丕這年9月起兵，11月還親自南征，到了223年3月便無功而返。224年7月，曹丕到許昌巡視，又想大舉進攻東吳，辛毗怎麼勸都不聽。表面上他是不想把孫權這個后患留給子孫，骨子裡恐怕還是自己的面子在作祟，結果又是無功而返。到了225年，曹丕又想率水軍再次伐吳，召集群臣討論。鮑勛歷數征討失利的原因，直言這次又勞兵襲遠，白耗錢財，而敵人依然氣焰囂張。曹丕大為震怒，一氣之下把鮑勛降職。這一次征討，曹丕還差點被東吳人偷襲喪命。

到了226年正月，曹丕才醒悟過來說：“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曹丕在位實際也就不到6年時間，卻用4年時間反復干一件勞而無功的事，不能不說，這醒悟來得太晚了。因為到了這年5月，他就嗚呼哀哉了。難道是人之將死，其思方善乎？

晉史家陳壽對曹丕蓋棺定論，卻玩起了春秋筆法，批評的意思正面講。在充分肯定曹丕文才后，便對曹丕提出了假設如何如何，就會離古代的賢明君主不遠雲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其中四句假設的話，反過來說就是氣度不行，無一顆公心，不能捍衛道義，缺少賢德之心。這樣的庸主，又如何能把一個國家治理得興旺發達？

總的來看，曹丕沒干過善治長安的大事，為政庸常，又常率性行事，使其基業空虛萎縮。幸得有乃父曹操留下的基業與賢臣，使其能勉強維持，還不至於幾年就消耗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