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政權短命啟示錄（下）：天命無常，唯有德者居之

相比曹丕，曹睿似乎在志向氣度寬仁方面略好，在開疆拓土方面有所建樹，亦常能虛心納諫，卻才疏而多欲，於識人用人上也缺乏深刻洞察力，由此也便注定了他在位亦難以真正聚攏人才、凝聚人心，臨終又托孤失當，最終導致曹魏政權旁落。

開局是好的

曹睿大約20來歲時即位為魏明帝。他當太子的時候，不交朝臣，不問政事，只是潛思讀書。在歷代君主中，這樣的開初表現算是良好的。

即位后，大臣都想一睹風採，他卻隻接見了侍中劉曄，談了一天，大家都問印象如何？劉曄說：“秦始皇、漢孝武之儔（輩），才具微不及耳。”劉曄說得委婉，也有逢迎拍馬之意，但搴去浮華之詞，其實就是志大才疏之意。

曹睿即位的頭幾年，應該說頗有些新氣象。比如227年，聽說諸葛亮抵達漢中，就想大舉進攻，以此詢問散騎常侍孫資，聽了一番分析后，覺得很有道理，便停止了進攻計劃。再比如，當初曹丕廢止五銖錢，以糧食和絲絹代替，結果弄虛作假的越來越多，臣子建議恢復鑄造五銖錢，曹睿便同意。還比如，他經常說：“獄者，天下之性命也。”為此採取了不少辦法來規范優化，諸如採納臣子設置法律博士的意見，下令司空陳群、散騎常侍劉邵等修改漢朝法規。這說明，曹睿能夠虛心納諫，同時也能關注治理中的一些疑點、難點加以解決。

230年，代理司徒董昭上書說，“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搞起團團伙伙，相互恭維，對依附自己的人就百般美譽，反之就百般挑剔，甚至說今世還有什麼憂慮不能消除呢？隻怕人際關系不夠，朋友不多﹔還有什麼擔心別人不了解自己呢？隻要加入了小圈子結成朋黨，別人對你就百依百順，說話像蜂蜜一樣甜。這樣的不良風氣，看來古代曾經盛行，今天亦曾有過，關鍵在於要敏銳感知並堅決遏制。

面對董昭之諫，曹睿很認同，還從制度上加以改進。下詔說郎官必須通曉一種經典才能當地方官，“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然后還把諸葛誕、鄧飏的官職給罷免了。可以說，曹睿此時還是很能聽善言的。

若果曹睿就此不斷地開新局面、造新氣象，延攬賢才，曹魏之興盛亦是必然。

后期執政利令智昏

可惜好景不長，到了232年，曹睿的政風就開始變得凌厲剛愎起來了。

曹睿在識人上缺少大智慧，主要體現在對司馬懿的判斷上。他曾經問陳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陳矯說：“朝廷之望也﹔社稷則未知也。”這說得很是直白了，但曹睿並未警醒。到了239年臨終時，曹睿還把幼子曹芳托付給司馬懿。與劉邦識人用人乃至托孤之精准相比，真是判若雲泥。

在當政中期，曹睿多欲的本性就開始暴露，其惡行劣跡及其臣子力諫之聲不絕於史。235年這一年，曹睿開始大興土木，建了許昌宮，又建洛陽宮，又建昭陽太極殿，筑成高10余丈的總章觀，而致勞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群力諫，他也不過是稍減省而已。

中書侍郎王基上書，勸他留意舟水之喻，珍惜民力，又說，“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約束）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后，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這其實已經看出了司馬懿專權的端倪，預料到日后江山社稷之大患了。如此忠言，“帝皆不聽”。

孫盛正面評價曹睿的有不少，諸如沉毅好斷、度量寬宏等等，卻批評他“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致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曹睿12年當政可謂毀譽參半，其奢侈放縱，就難有德政。不著眼江山社稷，思慮長遠，必然遺患后世。

失去民心是最大的德不配位

綜觀曹丕、曹睿當政的近20年，說其守成，不過是使政事及社會能保持正常運行。但兩人在用人上未見明顯建樹，卻因個人私德品行有虧，又常因私德而廢公事，逐漸讓士人與百姓之心疏離。人心疏離，正是政權長久之大忌。

曹芳即位時年僅8歲。正所謂“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之時。歷史上很多王朝的衰亡，表面上看多與此相關，無非就是士人之心、百姓之心不附。而造成此種局面的根源要往前追溯，即其前任一不善用人，二少得人心之舉，以致整個社稷都漸失士人之心、百姓之心。換句話說，就是沒有為長期執政打下堅實的組織基礎、群眾基礎。等到幼主登基，必然導致大權旁落，江山易主。曹丕、曹睿正是在這兩個方面失了人心，導致曹魏政權基礎不穩。

曹芳任上，無能之輩曹爽執掌權柄，他豈是司馬懿的對手？249年，司馬懿殺掉曹爽，自此權柄歸司馬家族。254年，曹芳被司馬師廢掉，14歲的曹髦被扶上帝位再成傀儡。260年，曹髦被殺，15歲的曹奐被扶上台。5年后，司馬昭的兒子司馬炎即位，是為晉武帝，西晉從此登上歷史舞台。

事實上，曹芳和曹髦亦曾先后計劃鏟除司馬氏，卻未能如清代少年康熙除掉鰲拜那樣，從此鞏固政權。其中原因，固然有二曹暗弱不如康熙智敏之故，更重要的原因乃是，鰲拜不過一權臣而已，但司馬家族漸得士人之心、百姓之心。正所謂天道循環，古代帝王自謂“天子”，但廣大百姓才是真正的“天”，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古人常講“天命無常，唯有德者居之”，說的正是王朝興亡的根本原因。君主失道失德，則天命不歸，人心不附，再強大的江山也必然會拱手讓於有德之人。這個“德”，當然不是一般的忠君護主之德，而是“行大道、民為本、利天下”，以百姓心為心、以人民為根本的大德。

相形之下，三國時期，司馬家族雖在專權竊位上德虧，卻算是相對的有德之人。比如，有人在司馬昭面前指責阮籍放蕩不羈，應該流放到蠻荒之地。但“昭愛籍才，常擁護之”。再比如，司馬昭用人得當，於263年伐蜀成功。

就在魏國伐蜀時，吳國有人和襄陽人張悌就曾一起分析當時形勢。吳人認為，司馬氏得政以來，國內屢有大亂，百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肯定要失敗。但張悌認為不是這樣。他說，曹操雖然功蓋中原，但百姓畏其威卻不懷其德。曹丕、曹睿繼位后，“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而司馬懿父子累世立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即便曹髦被殺，四方也沒有發動叛亂。更關鍵的是，初期的司馬家族“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計立矣”。張悌由此認為，伐蜀必然獲勝。這一番分析，其實道出的正是天命何以歸司馬氏而不存於曹魏的根本原因，可謂至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