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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成就偉大——馬克思是如何工作的

子平

2018年05月15日11:16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原標題:信仰成就偉大

一個理論是否正確反映了客觀實際,隻能靠實踐來檢驗。依靠這一方法,馬克思一次次完成了理論創新和自我超越。

由於馬克思把自己學說的命運同社會現實緊密地結合起來,確保了《共產黨宣言》能夠緊跟時代甚至引領時代,永不過時。

“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而工作的職業,那麼,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作出的犧牲﹔那時我們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悄然無聲地存在下去,但是它會永遠發揮作用,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洒下熱淚。”

這段非常著名的話,出自17歲的馬克思的高中畢業論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馬克思在中學時就提出了選擇志向的原則。循著這一原則,馬克思孜孜不倦地奮斗,用他革命的一生踐行了這一偉大志向。

以實踐檢驗權威、超越權威

讓我們記住鐫刻在馬克思墓碑上的那句著名的格言:“哲學家只是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如何“改變”?年輕的馬克思拜先哲為師,吸收其思想精華﹔同時以實踐作工具,來檢驗先哲們的理論,從而發現問題,不讓思維禁錮於對世俗權威的迷信之中。

從確定為人類解放而獻身的偉大抱負,到《共產黨宣言》的誕生,13年間,馬克思在革命實踐和理論探索的結合中完成了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轉變。馬克思的轉變歷程,自始至終體現著“改變世界”的創新精神。

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這些大人物都曾被馬克思奉為精神偶像。但馬克思並沒有像其他人一樣人雲亦雲,而是從實踐中檢驗每個理論的漏洞和破綻。他用黑格爾的革命精神和辯証法的“批判的武器”,來克服康德哲學中抽象和具體的對立﹔繼而在實際工作過程中,又發現黑格爾的思想並不能幫他解決一些具體問題,於是堅決同黑格爾唯心主義決裂,宣揚費爾巴哈唯物主義﹔最終他了解了“革命實踐活動”的目的,認識到費爾巴哈唯物主義是機械的、片面的、非歷史非辯証的,創造出屬於自己的“辯証唯物主義”,實現“改變世界”的目的。

學習、質疑、批判,這恰恰體現出馬克思對於探索真理的虔誠的態度。用實踐來檢驗真理,這一方法,馬克思不止一次提到。他說:“人的思維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問題,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証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這就清楚地告訴世人,一個理論是否正確反映了客觀實際,隻能靠實踐來檢驗。依靠這一方法,馬克思一次次完成了理論創新和自我超越。

“實踐問題”,這是貫穿馬克思一生而思考的問題。馬克思認為,對於自己所處的時代來說,不是想得太少,而是想得太多——各類標新立異的思想派別彼此間互相寫文吵架,但只是流於言語和表達形式上的爭辯,卻沒有意識到真正要緊的是關注社會實際的發展變化,以及制定切實有效的行動方案。

馬克思用實踐的原則代替了思辨的原則。但實踐活動的地點放在哪裡?馬克思擺脫了當時流行的本末倒置的哲學和國家理念的束縛,認識到要獲得理解人類歷史發展的鑰匙,不能到“大廈之頂”去尋找,而應當走進“市民社會”,關注人的勞動生產。

19世紀三四十年代,歐洲的工人運動進入有意識、有組織的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時期。他們迫切需要新的理論、新的綱領。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馬克思研究了各國的革命史,直接參加了許多工人團體的活動,並同它們保持密切聯系,在1844年發表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與此同時,作為馬克思親密戰友的恩格斯也沒有高高在上,而是在紡織工廠和工人住宅區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他還結識了一批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運動的領袖,密切關注和支持英國工人運動的開展。1845年,他通過親身觀察和可靠材料寫成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有著資產階級身份的恩格斯,卻能寫出深刻反映工人階級狀況的理論著作,這無疑讓馬克思產生極大的興趣。1844年,在巴黎第二次見面時,馬克思便迫不及待地問道:“你是怎麼做到的?”可以想象,恩格斯的社會實踐之法為馬克思解決問題提供了十分必要的幫助。在今后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歷程中,馬克思也正是綜合了兩個人各自的實踐成果,將之上升為共同的理論,為《共產黨宣言》的誕生奠定了基石。縱觀《共產黨宣言》的理論觀點,無一不帶有實踐的烙印﹔這一烙印,也使《共產黨宣言》區別於以往任何一種著作。

以嚴謹的態度對待學術問題

馬克思主義產生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批判地繼承、借鑒地吸收的過程。而《共產黨宣言》則是以實踐來批判和借鑒前人理論的典范。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第一部著作,《共產黨宣言》在以實踐為武器去偽存真的同時,也必須通過實踐來檢驗自身的成色。若沒有嚴謹的創作態度,是難以達到這一要求的。

馬克思對待學術的嚴謹,很大程度體現在對待著作的責任心上。他說:“我還有這樣一個特點:要是隔一個月重看自己所寫的一些東西,就會感到不滿意,於是又得全部改寫。”《共產黨宣言》全文僅2.5萬字,然而卻字字珠璣,這是馬克思對自己苛刻要求的結果。凡未經仔細加工和認真琢磨的作品,他決不出版。恩格斯曾給馬克思寫信說:“……對你自己的著作,哪怕就稍微馬虎一次也好……我也清楚地知道,拖延的原因一直是你過於嚴謹。”但馬克思不能忍受將不完美的東西公之於眾。馬克思曾告訴他的女婿拉法格,他寧願自己的手稿燒掉,也不願半生不熟地遺留於身后。

1844年,馬克思埋頭於不為人知的艱苦寫作之中,寫作內容甚至連恩格斯也不知情。80多年后,這些厚厚的手稿才被后人發表出來,命名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這部重要的手稿為何當初沒有發表?這恐怕是跟馬克思嚴謹的態度分不開的。在他看來,自己需要向恩格斯請教有關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實在是太多,很多論據都需要核對清楚。如果不能百分之百地確定事實,把沒有作最后校正的手稿拿給別人看,對他來說是痛苦的事情。

馬克思的嚴謹,還體現在對待工作親力親為。為了研究需要的資料,他不厭其煩地做著許多瑣碎的事情。為了証實哪怕一個不重要的事實,他經常奔走於圖書館與博物館,作詳細的讀書筆記。在1843年到1847年間,他寫出24本經濟學筆記,摘錄了從17世紀到19世紀大約70個經濟學家的著作。為了能閱讀第一手資料,馬克思在50歲時開始學習俄文,不到兩年,就能順利地閱讀俄國文獻了。1883年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吃驚地發現,馬克思的稿紙裡竟有超過兩立方米的材料是俄國的統計數字。

嚴謹,造就了馬克思極為扎實的理論功底和淵博的知識體系,讓他在集中創作《共產黨宣言》的那段時期能文思泉涌、信手拈來。從1847年12月到1848年2月,馬克思和恩格斯僅用了不到兩個月就創作完成《共產黨宣言》。看似一揮而就的輕鬆,其背后是十幾年的刻苦勤奮。《共產黨宣言》所包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政黨學說,無一不是他們十幾年理論創新、親身實踐、嚴謹治學累積的成果。

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

翻開最新一版《共產黨宣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針對不同時期特點和不同國情,為其在各國出版撰寫的7篇序言。正是以這樣的方式,兩位偉人在近半個世紀裡,不斷向世人傳達著他們的觀點:革命不是一成不變的,要隨時根據形勢,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

“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體現了馬克思辯証唯物主義的特點,概括了兩位偉人所秉持的理念。在他們看來,一套科學的理論並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同具體的時代背景有密切聯系。《共產黨宣言》發表25年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經歷了長期低潮的考驗。一系列實踐上的“重創”導致科學社會主義備遭質疑。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馬克思發表了1872年德文版序言,堅定地說道:“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同時又指出,《宣言》中的一些觀點、一些論述“是不完全的”,有的“已經過時了”,如果可以重寫,“許多方面都會有不同寫法”。1848年歐洲爆發資產階級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以為“偉大的決戰已經開始”“結局隻能是無產階級的最終勝利”,但到了1895年,恩格斯則明白無誤地指出:“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暴露出我們當時的看法只是一個幻想。歷史走得更遠:它不僅打破了我們當時的錯誤看法,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借以斗爭的條件。1848年的斗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過時了。”

就像在序言中所說,“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新實踐的不斷檢驗,包括新的歷史事實的發現,對《宣言》的個別論點作了修改。這並不是自我否定,而是使自己的理論更加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繼而引導后人正確理解《宣言》的應有之義。

“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反映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看待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們的理論不是教條主義,而要時刻與時代發展條件相結合。恩格斯說:“我們的理論是發展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認為人們可以到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變的、現成的、永遠適用的定義”是一種“誤解”。正是由於馬克思把自己學說的命運同社會現實緊密地結合起來,確保了《共產黨宣言》能夠緊跟時代甚至引領時代,永不過時。

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馬克思的這一方法論,為世人學習《共產黨宣言》指明了方向——共產黨人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開辟前進道路,同時又不能將之標簽化、套路化,而是要隨著時代的變化聯系實際創造性地加以運用,並在實踐中將其發展到新的水平。毛澤東當年講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不知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等於馬克思,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超過馬克思,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正因為如此,毛澤東讀懂了《共產黨宣言》,讀懂了馬克思,在並沒有大量無產階級、並不具備實現社會主義“哲學條件”的中國,開辟了一條符合中國發展實際的革命和建設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1872年序言中的“告誡”與“教誨”,在話語體系上何其相似,在思想方法上如出一轍。

(責編:常雪梅、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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