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早期哲學變革的邏輯和實質

今年，是馬克思誕辰二百周年。由於特殊的時代境遇、實踐發展和學科分界，無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不少論者傾向於把馬克思的思想從西方文化傳統中剝離出來，將其作為一種獨特的理論建構和價值取向予以理解和闡釋。比如，在以往關於馬克思早期思想的研究中，判定其直接來源於“19世紀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和英法的空想社會主義”。而事實上，在接受這些學說之前，馬克思有一段相當復雜的思想起源期，是歐洲的文化傳統培育和塑造了他的觀念、思維和價值。如果為了突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變革”，大而化之地進行估判，就會遮蔽多元的文化淵源和思想形成的具體軌跡、環節，實際上不利於理解馬克思思想的豐富內涵。

一

就馬克思思想的起源期的情形看，當我們把迄今為止留存下來的“中學材料—大學文學作品—哲學筆記—博士論文”作為一個文本單元統攝起來並從總體上進行研究后，就會發現“特裡爾傳統”是一種無形的“文化場”，其所蘊含的宗教氛圍、情懷成為馬克思成長的環境和背景﹔人文經典的滋潤，使他意識到情感的局限性以及升華和超越的必要性﹔而對“原子論”哲學的追尋激發他對自由與必然、個體與總體、本質與現象、短暫與永恆、主體與客體等哲學原則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個較為成型的思維框架和“世界的哲學化同時也就是哲學的世界化”的理念。這些哲學思考、自我意識和價值取向對馬克思后來面對復雜的社會現實展開的探索，以及更往后的“意識形態批判”和“政治經濟學轉向”產生了持久的影響。馬克思一生思想的發展和建構確實帶有強烈的批判成分，但實際上他之批判具有典型的“德國哲學式”的特征，決不是棄之不顧、徹底打碎、顛覆重來，而是在深刻剖析、反思基礎上的揚棄和超越，是在深厚文化積澱基礎上的傳承和推進，是源自涓涓溪流逐步匯聚而成的滔滔大海，是濫觴之上的勃興。

通常把馬克思自1842年4月起開始為《萊茵報》撰稿、接任編輯直至1843年3月退出、之后又致力於創辦《德法年鑒》並於1843年2月出版第一卷這段時期，稱為其思想發展的“《萊茵報》—《德法年鑒》時期”。這一時期馬克思的文本包括：發表在《萊茵報》上的30余篇時事評論、“克羅茨納赫筆記”、《黑格爾法哲學批判》、《1843年通信》(8封)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等。

此外，在馬克思早期的思想演變過程中，青年黑格爾派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背景和參照系。從深受其影響、融入其間到發生歧見、反叛出來，直至與其進行徹底的思想剝離，馬克思逐漸實現了其哲學思想的變革。在這一思想解構和轉換的過程中，“猶太人問題”是一條導火索﹔正是在對這一復雜的社會歷史事件的認識和評論中，馬克思與他的思想先賢、青年黑格爾派的主將布魯諾·鮑威爾首次展開了論爭，在對同一個重大問題的觀照中開始顯現出理解世界的思想方式的差異。

長期以來，由於不注重對原始文獻資料的搜集、翻譯和辨析，我們對這一復雜的思想糾葛的了解和把握基本上都是單純根據馬克思的概括和論述來推測其批判對象乃至當時的理論圖景的。為此我們從德文翻譯了布魯諾·鮑威爾的《猶太人問題》《評討論猶太人問題的最新著述》《對〈神聖家族〉的反批評》和埃德加·鮑威爾的《普魯東》等文獻，同時不僅僅限於馬克思的《論猶太人問題》，而是將《神聖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相關內容也穿插進來，使在“猶太人問題”上馬克思與鮑威爾之間三次交鋒的文獻完整地呈現出來。

根據以往大量的原始文獻資料尤其是鮑威爾本人的著述，可以詳細追溯馬克思和鮑威爾關於“猶太人問題”論爭產生的歷史背景以及他們的思想發展歷程，具體復原馬克思與鮑威爾論戰的真實情境和三次交鋒的具體過程，細致梳理和展示雙方各自的思想、分歧和爭論焦點，進而給予公允、客觀的評價。特別是還可以此為視角，觀照鮑威爾的哲學思想和“猶太人問題”的論戰對於馬克思思想發展的影響以及對於馬克思所實現的哲學變革的意義。這一研究可以廓清不同的思想家是如何分化的：相同的時代、相同的文化氛圍和社會現實為什麼會“塑造”出、怎樣“塑造”出這些思想“另類”？這些比較和分析，可以凸現出人類哲學和思維探索的多元進路，以及在這雜色斑斕的圖景中馬克思的思想處於一種怎樣的地位。

二

但是，檢視以往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論著，我們會發現，大都按照一個統一的思路和線索來解釋馬克思哲學思想發展的這段歷程，即認為它經歷了一個“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轉變”過程。我們知道，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內，不僅僅是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研究中，幾乎所有的哲學史、思想史論著充斥著的都是這一觀點，它把不同時代、不同著述中極為豐富、復雜的哲學思想統統抽象、歸結為唯物主義或唯心主義、形而上學或辯証法。現在看得很清楚了，這是一種多麼大的誤讀和曲解！

最近四十多年來，在中國傳統哲學與西方哲學史的研究中，這種不深入思想內部認真分析、動輒簡單劃線和定性的詮解框架與批判模式已經被解構，呈現出多元化的解釋思路﹔但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領域，還需要認真的省察。事實告訴我們，隨著對馬克思原始思想研究的深入，特別是一大批早期文稿及其相關文獻被發現和出版，使得其思想發展的曲折過程和理論的復雜內涵更加凸顯出來﹔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即便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研究而言，這種解釋在一定程度上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難，至多隻能說它是對馬克思早期思想發展的一種解釋，而不是唯一的解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也不是它最后的避難所！

這一思路所存在的解釋困難體現在：

其一，它斷言馬克思早期政治立場上實現了由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而且很多論著指稱是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實現這種轉變的，因為這份導言“力求指出人類從各種形式的壓迫下獲得徹底解放的途徑並論証共產主義革命的必然性”，指明“無產階級是能實現這種革命變革的社會力量”，這“標志著馬克思完成了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對“共產主義”本身的解釋、描繪和論証實際上到寫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的時候，馬克思的思想仍然是不明確的，在以后的思想發展歷程中他的認識又幾經修正、補充和變化，特別是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神聖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著述中，對“共產主義”的理解較之《〈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都有很大的差別。可以看出，在馬克思不同的著述中，“共產主義”是在多重意義上使用的，諸如理想的社會狀態的向往和描摹、具體制度模式的設計和構建、革命理論的表述和實際社會運動的推進等等，都是它不同的所指，再加上它與“社會主義”概念之間復雜的關系嬗變，那麼我們就很難抽象地斷定，《〈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所完成的轉變是在哪一個層次或意義上進行的。

其二，我們都深切感受過把一種非常豐富的思想用極為簡單化的哲學術語給予概括和定位，會與原始思想之間形成多麼大的差池和錯位。對於馬克思這樣一位並不是在嚴格而明確的意義上自稱自己的哲學是“新哲學”“現代唯物主義”“新唯物主義”的思想家，判別他的思想的深刻內涵和價值歸旨主要應該聚焦於其超越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上的“新”和“現代”方面，而不是看他著述中有多少思想是與一般唯物主義的契合或向一般唯物主義的回歸。就馬克思的文本看，他對一般唯物主義的批判一點也不比對唯心主義的責難少。把馬克思哲學立場的變化單純概括為“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轉變”，所造成的后果是：第一，對馬克思哲學思想轉變過程中費爾巴哈的作用估量過大了。其實，“我們一時都成為費爾巴哈派了”，是恩格斯的說法，已經有考証文章指出，盡管馬克思也發表過對費爾巴哈哲學的贊賞之詞，但很難說他什麼時候是完全的費爾巴哈派的信徒，就對其思想的深刻影響而言，黑格爾始終是第一位的。第二，沒有指明馬克思哲學變革的實質所在，即沒有體現其“新哲學”“新唯物主義”之“新”和“現代唯物主義”之“現代”的真實含義，而把它混同於一般的唯物主義了。

三

究其實，馬克思哲學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和發展，而不是簡單回到費爾巴哈所實現的“顛倒”了的水准，即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的高度。馬克思繼承的是德國古典哲學的最高成果，而博大、深邃的德國古典哲學的最高成果顯然不是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曾幾何時，對德國古典哲學的研究，學者們設計了這一哲學形態演進的邏輯進程，認為始自康德，中經費希特、謝林，最后到黑格爾、費爾巴哈，德國古典哲學走過了一條“提出問題—探索思路—形成結論”的發展路徑，最后由於在自身框架內不能解決其內在的理論困境而走向了衰落。現在看得很清楚了，這是研究者主觀構造的一條邏輯。而當我們把德國古典哲學的這些代表人物的思想置於傳統哲學向現代哲學轉換的進程中予以觀照的時候，我們會發現，作為德國古典哲學開創者的康德哲學所實現的“哥白尼式的變革”更具有不可超越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力﹔相反，“二十世紀的哲學運動是以攻擊那位思想龐雜而聲名顯赫的十九世紀的德國教授的觀點開始的”。因此，僅就思想的蘊含、深度以及對現代哲學的影響而言，絕然不能說黑格爾哲學超越了康德。至於費爾巴哈哲學的“顛倒”之功，誠如馬克思也已經指出過的，只是“恢復了唯物主義的王位”，而在哲學高度上它處於與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相同的水准，並沒有實現唯物主義的現代轉換，達到唯物主義的巔峰。馬克思哲學充分吸取了德國古典哲學的優秀成果，特別是其主體性思想，不同之處在於，馬克思是在“實踐”這一特殊的基點和意義上——它不是孤立的點、不是僵死的實體，而是一種活動、過程和中介——來解決思維與存在、精神與物質、主體與客體等復雜關系的，他的哲學是對唯心主義和舊唯物主義的雙重超越，而不是簡單地由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

此外，還需要甄別的一個問題是：“兩個轉變”之間是什麼關系？兩個轉變的說法很明顯來自哲學的“黨性原則”，即認為如果哲學立場上是唯物主義的，那麼在政治立場上必然是共產主義的﹔如果哲學立場是唯心主義的，那麼在政治立場上必然是非共產主義甚至是反共產主義的﹔反之亦然。實踐已經証明，這種“必然性”的說法和推斷其實未必“必然”，有時甚至大相徑庭。

退一步說，假如例外可以成為通常，按照上述邏輯，哲學立場與政治立場的轉變也應當是同時完成的。但實際上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論著對此的解釋與實際情況之間是有很大的差別的。諸如，奧古斯特·科爾紐在《馬克思恩格斯傳》中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向共產主義的轉變，是同拋棄唯心主義和開始形成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同時發生的”。上文提到過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二版編者也持這種看法，並且認為《〈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標志著馬克思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但是隻要我們看看已經被認為是完成了政治立場轉變的馬克思在同一文本中一再訴諸“德國唯一實際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個理論為立足點的解放”，這是唯心主義的還是唯物主義的？其后，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論述的“人的本質”“異化勞動”和“異化的揚棄和向真正的人的復歸”等論斷，是唯物主義的還是唯心主義的？這些表述不意味著馬克思思想本身的邏輯混亂、新舊雜糅和前后矛盾，而表征的是用單純的唯物主義、唯心主義這樣簡單的哲學術語涵攝和概括他的思想必然會發生錯位和差池。

任何抽象都是一種界定，都有其特定的界域，相對於例外的情形和現象同時就意味著解釋力的有限。這裡並不是完全否定“兩個轉變說”在解釋馬克思早期哲學變革過程時局部解釋功能和合理性意義，但面對馬克思早期如此豐富的文獻和復雜的思想，我們需要以多種方式予以理解和解釋。我認為，相對於“兩個轉變”的解釋思路，馬克思對“現實的人的實際狀況及其社會發展”的獨特思考，是他探索和思考的更為重要的主題，很顯然這也是哲學史、思想史永恆的議題。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奧古斯特·科爾紐.馬克思恩格斯傳（第1卷）[M].北京：三聯書店，1963.

（作者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