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人類解放理論的三重意蘊

正如恩格斯所說：“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無產階級以及全人類的解放是其畢生的事業。” 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理論首先可以看作一種關於人類解放的學說。阿倫特、伯爾基等西方學者提出，馬克思主義與西方政治理論主流傳統淵源深厚，隻有將馬克思放在整個西方傳統政治思想的譜系中，其核心思想才能得到更全面更准確的理解。

從支配奠基到“普遍平等”：對傳統政治模式的顛覆

希臘城邦被譽為是西方傳統政治中自由、平等的典范，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城邦與家庭的關系模式奠定了希臘政治的基礎。在古希臘，城邦公民同時屬於兩種秩序：在家庭（私人領域），存在著主人與奴隸、命令與服從關系，主要滿足“人”作為動物的自然存在需要﹔在城邦（公共領域），人人平等，相互對話，主要滿足作為公民的人對政治生活的參與。這種模式表明，城邦公民在公共領域中的自由內在地包含著在私人領域中對奴隸的支配。亞裡士多德指出：“世上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區分，這不僅是實屬必需，實際上也是有益的﹔有些人在誕生時就注定是被統治者，另外一些人則注定將是統治者。” 亞裡士多德有句名言“人是政治的動物”，沒有能力進入政治領域的奴隸在他看來不屬於“人”的范疇。為了獲得公民權利，人必須從生存活動中“解放”出來，這就是希臘城邦的政治觀念。

與之截然不同，近代以來的政治概念實質是指支配或統治。尤其是近代自由主義者，把參與政治看作是保護私人利益和權利的手段。政治原本是公民之間的平等關系，表現為相互同意、共同行動。統治則意味著發號施令與俯首聽命，表現為暴力和強制。這一現代性現象正是城邦與家庭的關系模式被打破，私人領域入侵公共領域的結果。現代的特點是，經濟活動（古希臘屬於私人領域的“家務”）成為公眾普遍關心的問題。現代支配意義上的統治，實質就是私人領域中的主從原則擴大到了公共領域，現代國家不過是放大了的家庭，古希臘的“前政治關系”成為現代的政治關系。現代“解放”因此具有了兩重含義，除古典意義上的“掙脫自然必然性枷鎖”外，還包含“從暴政中解放出來”。就是說，“解放”既表現在經濟方面，也表現在政治方面。為了獲得自由，這兩種解放都是必要的條件。

作為古典共和主義的領軍人物，阿倫特對希臘政治經驗保持尊崇，但是她對其黑暗面也有充分認識。她指出：“一切統治都在人們使自身擺脫生活必然性的渴望上有其最原始和最合法的來源，人們通過暴力的手段，通過強迫他人為自己承擔生活的重負來獲得這種解放。這是奴隸制的核心。”阿倫特發現，馬克思通過“推翻那些使人成為被侮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系”，消解了希臘城邦的政治界限，為全人類實現自由創造了條件。這一發現對於揭示馬克思人類解放理論的當代意義具有重要啟示。把政治看作是統治或者支配，是現代政治思想家的普遍觀點。德國政治理論家卡爾·施米特甚至把政治的本質理解為敵我界限、主權決斷以及沒有討論的專政。阿倫特發現馬克思的政治觀恰恰屬於“非支配類型”，她指出，馬克思所展望的共產主義社會作為自由人的聯合體，代替了一切存在統治與被統治關系的階級社會，某種意義上不過是一個摒棄了奴隸制的希臘城邦。馬克思提出“支配他人的人不能獲得自由”這句名言，意味著他意在追求建立一種誰都沒有支配權利、普遍平等的政治制度，而“近代以前的平等經常被理解為與政治地位或者別的地位相等的人有同等的權利，意味著對同等的人，應該給予相等的對待，並不意味著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在整個西方政治思想傳統中，自由與徹底的平等是相排斥的，自由預先就意味著對一部分人的統治，平等和自由只是針對與自己地位對等的人而言的，人們從未想過使所有人都獲得平等和自由。馬克思提出在未來社會中實現普遍平等顯然具有顛覆傳統的重大意義。

馬克思認為在共產主義社會，作為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產物的國家和支配將不復存在。阿倫特並沒有認識到馬克思這一重要設想的重大意義，但是她認識到，馬克思消滅國家和支配是對柏拉圖以降整個西方政治思想傳統的重大挑戰。從柏拉圖開始，政治活動就被視為必要的惡，人們出於生活的必要才被迫進行共同生活。馬克思提出促使希臘城邦賴以存在的奴隸制得以消滅的途徑，是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物質的極大豐富，使所有人都能擺脫必然性的束縛。雖然阿倫特對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的構想多有批評，但她認為馬克思所描述的未來社會決不是烏托邦，這一理想社會的原型就是公元前5世紀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共產主義社會完全可以看作是對城邦國家傳統政治經驗的再現，馬克思所預言的平等市民就類似於從必然性支配中擺脫出來的城邦公民。

從政治解放、社會解放到“人的解放”：對現代政治的超越

人類解放是馬克思全部思想的主題。馬克思認為，隻有達到“人自身的解放”，才能實現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指出：“德國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這個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它的心臟是無產階級”，在這裡最早提出了其人類解放理論的核心思想：“人類解放隻有通過無產階級的解放才能實現，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馬克思基於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和無產階級歷史地位的考察，揭示了隻有當無產階級進入到政治領域，全人類的自由平等才可能得以實現。正是由於認識到人類解放與無產階級解放的高度一致，馬克思消解了現代政治思想對人的解放的虛假承諾，為實現人類解放找到一條現實路徑，即從階級解放（政治解放）到社會解放（經濟解放）再到人自身的解放，這一邏輯層次表明人的解放隻有在政治解放和社會解放基礎上才可能展現，這一路徑的揭示標志著馬克思實現了對資產階級政治的超越。

無產階級獲得自身的政治解放，是實現全人類解放的政治前提。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政治革命是“市民社會的革命”，它是資產階級自身的政治解放運動，相對於封建統治及其思想來說是歷史的一大進步。但是，這一政治解放隻能是對資產階級自身的解放，它所解放的只是資產階級私有制，對無產階級來說只是將壓迫者由封建統治階級換作了資產階級而已。因而，資產階級的政治解放不可能是普遍的、真正的人類解放，最終實現的隻有資產階級特權。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不可能在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范圍內來實現自己的政治解放，而必須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統治，“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無產階級建立政治統治只是第一步，其真正的歷史使命在於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無產階級解放自身和全人類最終要以消滅階級和國家為前提。

社會解放是無產階級獲得經濟解放的政治形式，是實現人的解放的重要環節。馬克思十分強調生產力在社會發展中的核心地位，強調經濟因素對整個社會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指出，共產主義的實現必須“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為前提”。“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隻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斗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馬克思反復強調，“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証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共產主義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等作為基礎性原則，表明人類徹底解放的根基在於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

解放的最終目的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還給人本身，重塑人的本質和價值，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人的解放需要完成兩個方面的改造。一是對公共領域的改造。這一改造的根本途徑，就是實行以普選權為形式的民主制度，由此消除國家、社會、政治對人的權利的侵蝕、壓抑和限制，使國家、集體以及社會成為維護人的創造性活動的聯合組織，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隻有當人認識到自己的‘固有力量’是社會力量，並把這種力量組織起來而不再把社會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己分離的時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二是對人自身的改造。這一改造的根本途徑，就是消除財富集中於少數人而大多數人一無所有的“兩極分化”現象，使每個人都具有保障自己生存、發展和享樂的物質財富基礎，從而聯合起來進行創造性的活動。馬克思要求人們“從自己以前的發展中解脫出來，直接為人的解放工作，並轉而反對人的自我異化的最高實際表現”。消除人對財富的異化或物的異化亦即人的自我異化的途徑，就是使人獲得徹底解放的人類解放。當這兩方面的改造完成后，人的類存在和個體感性存在的矛盾才會最終消失。

從人的解放到“自由人的聯合體”：人類解放的制度創制

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離不開人類政治共同體的構建，否則必將停留於空想。馬克思“自由人的聯合體”政治構想的完整表述是“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由於勞動和財產佔有的基本模式從根本上決定著人的特定生存方式的性質，馬克思關於“自由人聯合體”的核心精神在於對私有制的揚棄，這一偉大構想搭起了從空想社會主義向科學社會主義轉變的現實橋梁。在這裡馬克思提出的並不是一套詳細具體的操作規程，而只是一種新的制度原則，這充分體現了馬克思嚴謹的科學態度。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尚未正式提出“自由人的聯合”這一構想，而只是抽象地談到了“共產主義是對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揚棄”。《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章中，馬克思將這個“自由人聯合體”的制度安排明確表述為：“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總和的佔有”，即“生產工具和財產受所有的個人支配”。這裡突出強調了新制度構想的兩個特點：第一，這是一種自覺的制度安排，它克服以前一切時代發展條件的自發性，“使它們受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支配”﹔第二，這一制度安排具有“經濟的性質”，“這就是為這種聯合創造各種物質條件，把現存的條件變成聯合的條件”。馬克思相信，隻有在這種自覺的經濟制度安排下，每個人才能全面發展自己的能力並獲得自由。

在成熟時期的主要著作中，馬克思對“自由人的聯合體”這一制度安排的描述集中在所有制和分配原則兩個關鍵環節上。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提出了“將全部財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手裡”等著名的10點措施。在《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指出：在所有制方面，“設想有一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生產，並且自覺地把他們的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在分配制度方面，聯合體總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其性質是社會的，另一部分作為生活消費資料在聯合體成員之間進行分配，分配的原則是按勞分配，即每個勞動者分配份額由他的勞動時間來決定。馬克思已經清醒地意識到，作為“自由人聯合體”的初級階段，無論是經濟方面還是道德方面，都無法避免地帶有它脫胎出來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痕跡。盡管這樣，馬克思依然堅信他所構想的全新政治制度在其充分發展的高級階段上終將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其前提是“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個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是人的解放的最終歸屬，但個人隻有在共同體中通過“自由的聯合”才能實現自己的全面發展。聯合是通向個人自由的唯一道路。這種個人與共同體、目的與手段的辯証法，深刻地顯示著馬克思新制度構想的本質精神。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亞裡士多德.政治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

（作者簡介：李志軍，國防大學國家安全學院政治理論教研室副教授，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