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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基本路徑

杜孝珍

2018年04月20日15:52    來源:紅旗文稿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科學判斷不僅揭示出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是生產力不斷發展的必然結果和經濟社會特定歷史發展階段的客觀反映,同時為我們黨進一步明確新時代的目標任務,與時俱進地調整國家發展戰略,優化政策體系和提高政策質量提供了時代基石。

一、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始終以發展為第一要務,著力解決發展不充分問題

歷史方位的判斷,是決定我們黨和國家一切路線方針政策的基石,從根本上決定了政策體系的走向和最終成效。審視我國改革開放40年來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的所有成就,從根本上講,都有賴於“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的總判斷,以及“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一基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總路線。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不斷發展進步的過程,不同時代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不同,國家面貌與時代特征也不同,社會主要矛盾的表現形式也會隨著時代躍遷有一定的發展變化。“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這對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的凸顯,實質上仍屬於社會需求和社會發展方面的矛盾,是由經濟層面的矛盾向社會整體層面矛盾的轉變。這個變化非常重大,直接關乎全局。但我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國情、我國仍屬於最大發展中國家這個最大的實際沒有變。

我們要立足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始終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不動搖,堅持不懈地以發展為第一要務,凝神聚力推進高質量發展,繼續加大改革開放力度,著力解決發展不充分的問題,為把我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推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是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舉措。一是推動質量變革。質量變革是一場從理念、目標、制度到具體工作的全方位變革。今后的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向國際先進質量標准看齊,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二是推動效率變革。破除制約效率提升的體制機制障礙,激發企業主體活力,促進生產要素優化組合,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創造潛能。三是推動動力變革。培育壯大經濟發展新動能,將傳統要素驅動轉變為創新驅動,讓創新成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更好地適應高質量、高效率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需要。

二、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方位地補足短板,系統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強調的不僅是‘小康’,而且更重要的也是更難做到的是‘全面’。”全面小康是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全面發展的小康﹔是惠及全體人民的小康﹔是城鄉區域共同發展的小康。要解決好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必須牢牢抓住全面這一核心要求,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個方面系統地解決好發展的不平衡問題。

在經濟建設方面,繼續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斷做大做強實體經濟,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真正實現經濟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在政治建設方面,繼續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健全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積極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在文化建設方面,聚焦文化發展質量不高,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依然復雜等矛盾,繼續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堅定文化自信,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在社會建設方面,繼續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不斷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生態建設方面,聚焦環境質量供給難以滿足需求等矛盾,大力推進綠色發展,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力度,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現代化建設各個環節、各個方面協調發展,不能長的很長、短的很短。”這要求我們正視短板,想方設法補齊短板,實現全面發展、協調發展。

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是民生領域最突出的短板。“天下順治在民富,天下和靜在民樂。”5年來,我國的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進展,貧困人口減少6800多萬,易地扶貧搬遷830萬人,貧困發生率由10.2%下降到3.1%。2018年要再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000萬以上,完成易地扶貧搬遷280萬人,任務依然相當繁重。一要加大精准脫貧力度,保証現行標准下的脫貧質量。在精准扶貧,分類施策,繼續實施“五個一批”工程的基礎上,深入推進產業、教育、健康、生態扶貧,補齊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短板。分類施策的同時注重綜合性施策,根據家庭和個人的致貧原因,長短結合,多管齊下,確保穩定脫貧。二要堅持大扶貧格局,注重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激發脫貧內生動力。將扶貧開發與經濟社會發展、強化社會保障有機結合,實現治標與治本的統一﹔將發展經濟與生活方式、社會結構的調整有機結合,實現局部與全局的統一。三要瞄准特定貧困群眾精准幫扶,向深度貧困地區聚焦發力。四要堅持科學扶貧,攻堅期內脫貧不脫政策,做到脫真貧、真脫貧。五要堅持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強化黨政一把手負總責的責任制,加強扶貧資金整合和績效管理。六要推動市場化“造血”扶貧。以中央企業資金為引導,帶動社會資本投入,對貧困地區具有特色和發展潛力的產業進行投資。充分發揮央企扶貧基金等基金工具的放大效應,組建基金聯盟並形成統一的央企扶貧品牌,探索市場化的“造血”扶貧模式,最大限度地幫扶貧困地區發展經濟。

公共服務高效化是補民生短板的重要途徑。充足的公共服務供給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指標。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努力,目前我國基礎性公共服務需求基本得到滿足﹔但保障性需求缺口日益凸顯,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民眾的獲得感﹔發展性缺口隨著需求層次的提高也在不斷增加。面對三個層次不同的供給任務,新時期各級政府的政策重心與供給方式也要發生變化。首先,繼續堅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續的發展方向,進一步鞏固擴大基礎性公共服務供給數量與質量。其次,創新公共服務供給模式,鼓勵社會資金進入養老、醫療等領域,重點解決醫療、就業、養老、教育等保障性公共服務的缺口問題。第三,暢通需求表達機制,提升政府對人民群眾公共服務需求的甄別能力和整合能力,充分發揮政府、市場、社會的合力,推動公共服務供給的個性化、社會化和智能化,前瞻性地滿足民眾不斷增長的發展性公共服務需求。

區域均衡發展問題是新時代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重大課題。新中國成立69年來,我國絕大部分地區實現了經濟跨越式發展。但是,由於地理環境較為惡劣,基礎設施相對落后,發展基礎較為薄弱,部分農村尤其是一些西部地區、邊疆地區發展仍然滯后。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實施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實現協調發展、均衡發展。一方面要科學把握鄉村發展趨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分類施策,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與組織振興。另一方面要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促進生產力布局優化,重點實施三大戰略,支持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加快發展,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礎設施通達程度比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體相當,逐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

三、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有效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著眼於新時代,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使各方面改革更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提出的新要求,更好為經濟基礎服務,是解決好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徑。

促進治理體系科學化,更好地服務於經濟發展。國家治理體系涉及國家治理各類組織的功能定位、基本結構、運行規則、操作機制與策略。國家治理的有效性與治理體系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密切相關。近年來,我國持續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減少微觀管理、直接干預,加強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和公共服務,優化營商環境,有效推動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在優化職能的同時,機構改革不斷推進。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於2018年3月21日正式對外發布。與以往歷次政府機構改革不同,此次改革從建立新時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高度謀篇布局,提出牢牢把握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優化協同高效、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的基本原則,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高效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場深刻變革,為系統解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提供了重要的體制支撐。

促進治理手段法治化,更好地鼓勵創新,推動高質量發展。產權保護尤其是知識產權保護是激勵創新的基本手段,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目前,我國已經建立了較為完備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但在具體實踐中,仍然存在取証難、成本高、賠償低等問題。這首先需要補齊法律法規“短板”,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同時制定科學合理的損害賠償制度體系,加大侵權懲罰力度。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實行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這對震懾侵權行為,激發全社會創新創業熱情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此外,進一步完善統籌協調機制,建立以“行政執法、司法保護、維權援助、調解仲裁、行業自律、社會監督”為主的知識產權大保護格局,推動知識產權保護法治化。利用知識產權保護中心實現快速審查,快速確權、快速維權的協調聯動,推進知識產權的“快保護”,提高知識產權保護對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的支撐和保障作用。

充分運用大數據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建立健全大數據輔助科學決策和社會治理的機制。這為信息化條件下提升國家治理工具現代化指明了方向。在高科技浪潮風起雲涌的新形勢下,注重發揮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在助推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正面作用,具有重要的意義。特別是隨著互聯網的不斷發展,一系列新興業態的規制監管問題不斷涌現,亟須政府部門運用互聯網思維去積極應對和解決。首先是在指導思想上,應秉持寬容的態度,對處於萌芽狀態的新業態,不能按照慣性思維予以簡單歸類、倉促規制,而是可以先本著模糊性戰略,給新事物一個發展空間,在充分把握的基礎上形成高效合理的監管與規制。其次是鼓勵地方性的治理創新,激發地方治理積極性,由傳統的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地方的單向規制模式,向“上下來去”的雙向模式發展,即從地方到中央,再從中央到地方。三是提升政府社會預見、同步設計和適應性治理水平,推動政府規制由被動的匆忙應對轉變為高瞻遠矚和與時俱進。

促進治理方式現代化,提高民眾的幸福感和獲得感。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越高,民眾的福祉就越多,民眾的幸福感和獲得感就越強。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深入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拓展網上辦理事項﹔同時推進綜合執法機構機制改革,著力解決多頭多層重復執法問題。這些措施提高了公共服務供給的質量與效率,提升了民眾的滿意度和幸福感。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不斷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模式,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以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為方向,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這些措施貫穿了以人民為中心,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價值觀。隻有將社會治理實踐有機地融入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產生活實踐之中,才能夠更好地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隻有通過社會治理的生活化,才能構建起全民團結的情感紐帶,推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向前。

(作者: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教授)

(責編:孫爽、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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