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赤字”背后的制度性缺陷

冷戰結束后，由於西方把持著國際政治話語霸權，西式民主似乎成為善治的代名詞。然而，這與西方國家內部出現的對於其制度的深刻批判形成了鮮明對比。在西方，社會兩極分化日趨嚴重，政治不信任和政治冷漠成為普遍問題，選舉制度失靈和政治精英失職隨處可見，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將本國的社會治理認作“劣治”，即便是西方的知識精英也越來越不同程度地陷入“對民主的焦慮”之中。可以說，西方的“民主赤字”正日益凸顯，其根源在於西方民主的制度性缺陷。

將部分人的“同意”等同於全體人的“認同”。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遭遇投票率持續走低的情況，這反映了公民的政治參與度和對政黨的信任度的持續走低，政治冷漠已經成為西式民主的痼疾。之所以不少公民特別是中低社會階層的公民表現出“主動放棄”的態度和行為，是因為他們無法切身感受到這種“一人一票”的選舉對自身利益有什麼關系，相反，卻越來越認為這種選舉制已經無力左右特殊利益集團日益膨脹的操控力和少數精英集團對公權的侵害。

在投票率一路走低的同時，實際參與投票並且支持最終勝選者的選民人數佔這些國家公民總數的比重更低。參選者一旦當選，這批事實上佔據少數的支持者所持“民意”會被勝選者“優先”滿足，甚至會將這些少數人的“民意”等同為全部公民的“公意”。這種公民政治參與的不充分和不平等，使理論上的多數決定原則很多時候變成了實際上的少數決定。如此，如何能夠証明少數人“最能辨別國家的真正利益”呢？這種所謂的公民授權過程所形成的權力的正當性又在哪裡呢？

將程序正義超越於結果正義。與公民政治冷淡態度、地方政治與國家政治的聯系日趨鬆散等情況相應的是，競爭性選舉隻能夠表明人們選定“代表”的方法或程序具備有效性，而不能証明當選后的“代表”施政行為的正當性。所以，即使周而復始的選舉在程序上被賦予了正當性，但國家內部的階級、族群和性別等結構性不平等並未因此而得到根本性解決。對美國和歐洲多國的社會狀況的研究表明，中產階級的萎縮、機會不平等和財富、收入不平等事實上都呈現惡化狀態，從中更能看出“民主赤字”和政治冷漠背后的社會經濟根源。

相較於所謂的程序正義,特別是在“程序吸納不滿”的噱頭之下，“符合公共利益”這一結果正義標准已經顯得無足輕重了：政治和經濟寡頭們對政策制定者的實際影響力已經遠遠超過中產階級和底層民眾，政治機構對精英階層利益的回應性也遠高於對普通民眾利益主張的回應性。精英政治體系試圖通過各種程序性設計確保“贏者通吃”格局的同時，也給了民粹主義甚至反智主義以生存空間，還由此催生了高層管理者所構建的上層建筑實際上得不到廣大中低民眾的支持的基本社會政治格局。

將政黨勝選、個人勝出凌駕於共同意志、公共利益。選舉曾經被定義為公民意願的表達和共同意志的形成過程，能夠充分展現“公民的智慧”和公共的利益。但是，政黨利益高於國家和人民的公共利益是兩黨或多黨政治與生俱來的缺陷，其背后是特殊利益集團對政治權力的把控。競爭性選舉日益變成一種受特殊利益操控的討價還價的游戲：政黨政治既是競爭性選舉的依托，也是基本權力架構背后的權力運作融通渠道。在政黨政治作為政治生活實際核心的背景下，贏得選舉是政黨的根本追求，個人及其背后的政黨為了贏得選舉不可避免地受到金錢和勢力集團的操控，共同意志和公共利益反而成了競選的裝飾和會被犧牲掉的代價。此外，在西方，權錢交易日益合法化和公開化，例如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取消《聯邦競選財務法》，使得無法追溯來源的政治獻金得以操控美國的選舉，進一步加劇了精英政治與普通民眾之間的對立，導致普通民眾難以相信通過選舉產生的執政者就是人民共同意志與公共利益的代表，並且所謂的“政治正確”已經不足以掩蓋日益碎片化的“公眾意見”，更勿論“使公眾意見得到提煉和擴大”。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各類民意調查中所展示的“公眾意見”已經不再是共同意志和公共利益的體現。

由上述分析可知，作為西式民主標志的競爭性選舉機制正日益淪為一種以選票換利益的兩黨或多黨競爭“選主”的機制。作為民主權力的正當性來源——“人民的同意”，即“共意”，其背后是公共利益——的作用也已經被貶低了，廣大中低層普通民眾的利益不僅沒有被納入政治選舉的最主要議程，而且事實上正越來越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

正因為西方民主的制度性缺陷，競爭性選舉、政策辯論、“民主投票”等都越來越具有“作秀”的色彩。更深層的問題是，西方民主制度越來越符合實際支配西方社會的特殊群體（政治權力＋資本權力）自身的利益要求，並通過這種選舉將自身的利益要求合法化和正當化。這不但大大降低了“良治”的可能性，弱化了國家治理能力，還進一步強化了“民主赤字”現象。

西方“民主赤字”更深層的背景在於，大資本集團的長期合謀與壟斷導致的公共倫理精神缺失。由於大資本力量不受節制的急劇擴張，不僅國家能力受到侵蝕，政治回應度和政治回應能力也趨於不平等和萎縮﹔而且人民“親自提出意見”的民主權利被兩黨或多黨選舉機制所消解，各種社會力量對資本力量進行限制的能力在下降。避免大資本特殊利益集團“制度化地”鑽空子，避免其以“合法”的方式忽視人民迫切需要的社會經濟變革，成為克服西方“民主赤字”的核心問題。然而，西式民主的制度設計，使之成為無法破解的死結。

（作者：魏南枝 黃平，分別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