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政德”的新時代意義

政德者，為政之德也。這個春天，政德之聲有如洪鐘大呂，在神州大地回響。3月10日，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重慶代表團審議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領導干部要講政德。政德是整個社會道德建設的風向標。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這一重要論述，高度概括了新時代政德建設的目標群體、具體標准、內涵外延與致力方向，從而為新時代政德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

公權力執掌者的為政之德是特定時空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三大淵源，也構成了新時代干部政德建設的三大理論資源。沒有三者的底蘊和滋養，干部政德就難以做到虔誠而執著、至信而深厚。

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者和踐行者，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並在很多場合強調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為政之要莫先於得人、治國先治吏，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構成了傳統中國治國理政的傳世智慧。對傳統文化中的為政之德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對當前干部政德建設具有重大意義。

中華傳統文化高度重視為政之德。距今三千余年前，伴隨著周革殷命、制禮作樂，華夏先民產生了一次偉大的人本覺醒和政治啟蒙，決定了中華民族迄今鮮活的精神特質。周人可謂中華文明的奠基者，“敬”“德”乃是頻見於《尚書·周書》的重要語詞。周人常懷“殷鑒不遠”、唯念長治久安的濃厚憂患意識。敬德明德、以德配天的臨深履薄、戒慎恐懼，開出了《禮記·大學》所謂“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的大人氣象，累積成“自天子以至於庶民，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的識見，孕育了“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德，升也”“外得於人、內得於己”等“德”“得”互訓的高度的道德理想主義。其可貴之處，恰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隻要中華民族一代接著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們的民族就永遠充滿希望。”

中華傳統文化高度重視人的社會屬性，強調入仕者的政治責任。“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出仕濟世造福蒼生，是儒者天經地義分內之事。《大學》所言“八條目”，既包括“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的“我與我周旋”的“內聖”“修己”，更指向“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我與世周旋”的“外王”“安民”。中華傳統文化高度重視“德”的教化養成。《易·乾·文言》：“君子進德修業。”《禮記·學記》：“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在此基礎上，中華傳統文化在“為何教育？教育什麼？教育誰人？誰來教育？怎樣教育？怎樣學習？怎樣保障？效果如何？”等一系列政德教育基本問題上，漸次積累出足資今人借鑒的豐厚經驗。同時，我們不可不察的是，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公權力執掌者在修德問題上理應發揮典范和帶動作用，必須在“大德”“公德”“私德”上下苦功夫，務期成為“整個社會道德建設的風向標”。若為政者本身有悖公序良俗，則后果不堪設想。荀子嘗言：“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曾將“恥”視為“四維”之要，痛斥“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此種“國恥”，直指“亡天下”的萬劫不復境地。

最后必須強調的是，雖然“德刑並用，常典也”，但依法治國是人類社會進入現代文明的重要標志，也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基本特征。強調中華傳統文化為政以德的當代意義，是為了指明良善的國家治理須“依法而治”亦須“奉法者賢”的基本事實。同時，革命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同樣是當代中國干部政德建設的最重要理論資源，定會在生動發展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與中華傳統文化為代表的優秀傳統政德論說一起，培養造就無愧於人民和時代的為政以德的干部隊伍。

（作者：孔新峰，系山東大學教授、博導，濟寧干部政德教育學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