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文本探尋馬克思的思想世界

【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和《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周年】

馬克思是一位特殊的思考者和寫作者——他一生的寫作歷程長達五十余年，但成型、定稿的作品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留存下來的絕大部分是手稿、筆記、摘錄和書信。對於一位產生了巨大歷史影響的理論家來說，其觀點和體系的豐富內涵既體現在那些表述明確的論斷中，也深藏於對這些觀點和體系的探索、論証過程中﹔就馬克思而言，尤其如此。他很多重要的思想及其論証就隱匿於那些散亂的大綱、初稿、過程稿、修正稿和補充材料之中。如果不花大的功夫對其文本細節進行甄別和辨析，而是大而化之、淺嘗輒止地對待，甚至滿足於外圍言說、宏觀定性和評價，是很難走進其豐富而深邃的思想世界的。

有鑒於此，本文擬根據原始文本、文獻對馬克思思想演變進程中的幾個關節點進行重新梳理和分析，試圖在困擾馬克思主義史研究的一些難題上有所突破。

馬克思思想的起源與西方文化傳統之間的復雜關系

由於特殊的時代境遇、實踐發展和學科分界，無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不少論者傾向於把馬克思的思想從西方文化傳統中剝離出來，將其作為一種獨特的理論建構和價值取向予以理解和闡釋。但如果追溯馬克思思想起源時期的情形，把迄今為止留存下來的“中學材料—大學文學作品—哲學筆記—博士論文”作為一個文本單元統攝起來、從總體上進行觀照，就會發現二者之間的實質關聯：“特裡爾傳統”是一種無形的“文化場”，經千年風雨洗禮如今仍巍峨聳立的那些古羅馬恢宏的建筑及其所蘊含的宗教氛圍、情懷構成馬克思成長的環境和背景﹔而啟蒙主義教育和大量人文經典滋潤著他年幼的心田，在“適合抒情詩的年齡”，他“以情感來觀照人性、理解世界”，在愛中體味、追問和展示愛的功能和內涵、浪漫與困境，最終意識到情感的局限性以及升華和超越的必要性﹔“回到古希臘‘衰落’的時代”對“原子論”哲學的追尋，激發他對自由與必然、個體與總體、本質與現象、短暫與永恆、主體與客體等哲學原則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個較為成型的思維框架和“世界的哲學化同時也就是哲學的世界化”的理念。這些哲學思考、自我意識和價值取向對馬克思后來面對復雜的社會現實展開的探索，以及更往后的“意識形態批判”和“政治經濟學轉向”產生了持久的影響。馬克思一生思想的發展和建構確實帶有強烈的批判成分，但實際上他的批判具有典型的“德國哲學式”的特征，絕不是面對傳統棄之不顧、徹底打碎、顛覆重來，而是在深刻剖析、反思基礎上的揚棄和超越，是在深厚文化積澱基礎上的傳承和推進，是源自涓涓細流逐步匯聚而成的滔滔大海。

馬克思哲學思想轉變的邏輯線索及其實質

馬克思從1842年4月起開始為《萊茵報》撰稿，繼而接任編輯，直至1843年3月退出，之后又致力於創辦《德法年鑒》並於1844年2月促成第一卷的出版。通常把這一階段稱為其思想發展的“《萊茵報》—《德法年鑒》時期”。這一時期的文本包括：馬克思發表在《萊茵報》上的30余篇時事評論、《克羅茨納赫筆記》《黑格爾法哲學批判》《1843年通信》（8封）、《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等。這些是表征馬克思哲學思想變化的重要文獻。以往將其概括為由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轉變，但實際上如果仔細研讀這些文本的內容，就會知道情況要復雜得多。在其一系列著述中，馬克思對這兩種理解世界的“哲學方式”進行了公正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對其不同的形態從“類型”的角度進行了歸納和劃分，切中肯綮地指出其症結：唯物主義體系中的“純粹唯物主義”堅持客體至上原則，特點是“敵視人”﹔而“直觀唯物主義”堅持自然至上原則，關注的只是人的自然性、生物性，因而隻能是一種“抽象的人”﹔唯心主義體系中的客觀唯心主義堅持觀念至上原則，追求絕對化了的“理念”或“自在之物”﹔而主觀唯心主義則堅持自我至上原則，追求的是個體的“自我意識”。而馬克思的“新哲學”既不是從觀念、精神、自我出發，也不是單純從客體、自然、物質出發，而是從它們之間關系的現實表現和變化發展出發，也就是說是從“實踐”出發。因為實踐不是凝固的點，不是僵化的實體，而是關系、過程和活動。實踐是人的世界或現存世界存在的根據和基礎﹔同時人又通過自己的實踐活動使世界成為一個更大規模、更多層次的開放體系。這是對僵持於本原問題上抽象的還原論思維方式的根本轉換。

異質思想的剝離對於思想培育和鍛造的意義

《神聖家族》從問世起就遭逢了“寂寞”的境遇和命運。但作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理論合作、他們在世時定稿和發表的為數不多的著作之一，它是引起研究者高度關注和具有廣泛影響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與《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態》之間的中介，它既是一部對論敵展開嚴苛的批判、對其觀點和體系予以徹底解構的著述，更是一部建構之作，即通過剝離與作為青年黑格爾派重要代表人物“布魯諾·鮑威爾及其伙伴”的關系，馬克思和恩格斯培育、鍛造出一種“新哲學”的構架。

但是，回到具體文本，人們會發現，《神聖家族》又是一部很特別的書：其意旨、觀點比較清楚，但涉及的問題卻極其雜亂，幾乎每一章節都包含了很多思想，彼此之間又交疊重合﹔各個章節之間篇幅很不均衡，層次和關系非常鬆散，筆調汪洋恣肆，情感澎湃激越，敘述邏輯不易把握﹔最為明顯的是，正如這部著作的標題“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所昭示的，它涉及多重關系，需要悉心甄別。如此，用什麼樣的解釋框架來統攝《神聖家族》的議題、材料和思想就成為理解和評價馬克思、恩格斯這一階段思想的關鍵。就這一點來說，釋讀這部著述與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文本相比並不輕鬆，絕不能離開文本內容抽象地概括和評論思想，而是首先全面而完整地吃透細節，甄別清楚思路，然后據此把握和提煉出貫穿全書的總體邏輯，再根據這一邏輯，打亂手稿順序，整合文本議題，通過對具體問題的一一考察，展示青年黑格爾派與馬克思、恩格斯兩種不同的觀照世界的方式的異同，揭示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意旨及其所達到的效果。

這樣就需要解讀者不憚瑣屑和繁雜，在具體問題和論証思路上辨析毫芒，在整體透視“思辨哲學”的結構和症結的基礎上，通過對文本內容細致的釋讀，梳理“以純觀念、精神理解和解釋世界”的思維方式在諸如法國大革命、唯物主義史、財產關系、“猶太人問題”“巴黎的秘密”和社會眾生相以及具體現實生活等方面的表現和邏輯，進而體悟這些重大的社會問題也恰是馬克思、恩格斯形成“以現實、歷史和實踐視角觀照和把握世界”的“新哲學”的契機和背景。無疑，這種辨析對於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變革及其豐富內涵具有重要價值。

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邏輯建構

資本成為塑造現代社會最重要的力量以來，一方面，社會經濟現象的復雜使單純局限於專業領域（比如經濟學）的探討和現實層面（所謂“發財致富”的路徑）的操作都不能達致對其有效、准確而深刻的理解和透視，但另一方面，也使醞釀著新的思維方式和因素的哲學有了用武之地和發展契機。1846年蒲魯東寫下《貧困的哲學》，並自認為是他第一個用哲學的觀點為經濟學提供了內在理論結構，而馬克思在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的同時得以在一個全新的角度和層面面對古典經濟學。

時間再往后延伸，從1857年8月到1859年2月，馬克思通過從《〈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開始到《〈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結束的一組重要文獻的撰寫，使其長達15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研究取得了重要收獲，開始了與古典經濟學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表達和建構工作。他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深入分析把19世紀40年代他和恩格斯共同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建立在了嚴密的經濟分析的基礎之上，借此社會主義也由人們頭腦中改變現狀的道德訴求、形形色色的革命主張變為有客觀現實和規律支撐的科學理論和實踐指南。這樣說來，將上述文獻組合起來命名的“1857—1858年手稿”無疑就成為處於馬克思理論核心位置的重要文本。這一手稿所涉及的主要思想議題，諸如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整體思路及哲學方法、作為邏輯起點的商品及其交換運動、簡單流通中的貨幣辯証法、資本一般及其生產總過程和形式規定性等，不但構成《資本論》后來結構的重要鋪墊和前提，而且對於重新探究馬克思與黑格爾的思想關系、梳理其“原本批判”研究模式的轉向，以及在思想史進程和當代實踐圖景中的獨特意義，都具有不可忽略的價值。

“革命”的非模式化解讀

回到馬克思、恩格斯漫長的理論和實踐生涯，就會注意到諸如1848年歐洲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等是非常值得重視的實踐節點。作為畢生致力於社會改造的革命家，他們當年為理解、描述和分析這些事件寫下了大量寶貴的政治文獻，最為真切、全面地表達了他們對革命理論與現實實踐之間密切而又復雜的關系的思考，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遺憾的是，時至今日，這些文獻或者沒有得到系統的梳理和解讀，或者基本被人們所遺忘或者摒棄。

而假如我們能把這些政治文獻作為一個有關聯的整體進行詳盡考察和解讀，並在此基礎上探究在當年紛紜的理論糾葛中馬克思、恩格斯的思考，揭示他們關於“革命”的思想、觀點和思路的內在邏輯及其演變過程，再現他們在處理理論與實踐關系時所遭逢的困難及其所取得的進展，則不僅有助於擺脫傳統的模式化的解讀對其原始思想的偏離及帶來的理論困境，加深對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豐富內涵的理解，更有助於總結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成就和坎坷、推進超越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當代發展。

總之，隻有奠基於全面而系統的文本基礎之上，將版本考証、文本解讀、思想闡釋與現實意義重估緊密結合起來，才能走進馬克思豐富而深邃的思想世界，把握其思想演變的過程和邏輯，既有利於矯正長期以來形成的誤讀和曲解，也有助於體現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價值。這無疑是對馬克思這位人類歷史上影響最深遠的思想家誕辰200周年最好的紀念。

（作者：聶錦芳，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