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社會革命”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邏輯

習近平總書記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強調：“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成果，也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繼續，必須一以貫之進行下去。”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偉大社會革命”的重要論斷，標注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方位，明確了新時代的發展目標和崇高使命，深刻蘊含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內在邏輯。

蘊含著質變和量變的關系。社會革命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重要組成部分。狹義的社會革命專指推動社會“質變”的政治革命。政治革命是階級斗爭的最高表現，先進階級以革命的形式推翻反動階級的統治，實現新舊生產方式、社會制度的更替。人類社會形態更替一般通過激進的政治革命來實現。廣義的社會革命不僅包括政治革命，還包括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徹底改造社會的進程﹔不僅包括社會形態更替的“質變”，也包括維護新生政權、鞏固社會形態的持續“量變”。寬泛意義上，凡是構成社會有機體的政治、經濟、技術、制度等各種要素出現的重大變革，都可稱之為社會革命。歷史上曾經出現的“產業革命”和“新技術革命”，方興未艾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的改革開放等，都屬於社會革命的范疇。

在中國革命史上，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緊密相連，分別表征了狹義的和廣義的社會革命。以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和奪取政權為目的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1949年無產階級革命政權建立之后業已完成，而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朝著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目標奮進的社會主義革命仍在進行當中。近代中國獨特的國情使得中國社會發展並沒有遵循早期馬克思主義所設想的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循序漸進模式，而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通過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短暫過渡，跨越了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直接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盡管新生的社會在上層建筑上跨越了資本主義階段，但作為經濟基礎的生產力發展依然要補足功課。鄧小平同志曾明確指出：“革命是要搞階級斗爭，但革命不只是搞階級斗爭。生產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從歷史的發展來講是最根本的革命。”這就將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一系列建設和發展歷程科學地納入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譜系。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發展社會生產，創造出符合社會主義制度的生產力，使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在快速發展中實現動態平衡，最終為超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積蓄力量，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任務。

從馬克思主義質變和量變關系原理來看，中國社會革命的發展階段和目標實現體現了量變和質變的辯証關系。通過新民主主義階段社會革命的量的積累，真正完成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任務，達到了無產階級掌握全國范圍內革命政權的目標，佔據統治地位的新階級才“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來改造社會”﹔中國社會的性質發生了質變，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入到新民主主義社會，為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掃清了障礙。社會主義革命建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果之上，是一個既包含“質變”又包含“量變”，表現為“質變—量變”的歷史歷程。在落后的社會中率先建立起先進的社會主義上層建筑，推動具有過渡性質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步入社會主義社會，是社會形態的“質變”，而隨之而來的“量變”則是穩定這一“質變”不可或缺的必要補充。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施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是鞏固新生的無產階級政權，維護新生的社會主義形態應有的題中之義。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性“量變成果”。正是在社會主義改革不懈探索的基礎上，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中國社會才能實現整體躍遷，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在這個意義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無疑是“偉大社會革命的成果”。同時，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身也是一場具有新的內涵和任務的偉大社會革命，它應當在繼承社會主義革命前期成果的基礎上，承擔社會主義革命的未竟事業，繼續發展生產力，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主體需求，最終將實現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轉化為客觀現實。因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是偉大社會革命的繼續，是社會主義革命進程中的重要發展階段。

蘊含著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系。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証法的重要內容。馬克思主義認為，矛盾貫穿於一切事物的發展始終，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發展過程和發展階段各有不同特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作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貫穿於人類社會發展的始終，並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呈現出不同的特征（我們通常以定義社會主要矛盾的方式來總結提煉階段性特點）。社會革命產生的根源在於基本矛盾的作用，是基本矛盾發展的普遍結果和必然要求。當舊的生產關系嚴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舊的上層建筑不再適應新的經濟基礎甚至阻撓社會進步時，就將激化社會矛盾，進而引發社會革命。開展社會革命的目的就在於化解社會矛盾。

習近平總書記的“偉大社會革命”論，內蘊著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間的深層關系。其一，就矛盾的普遍性而言，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基本矛盾將貫穿於整個社會主義階段。矛盾的普遍性決定了社會主義革命在性質上的一貫性。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國社會主義的一個具體發展階段，這一階段同樣存在著矛盾，而為化解矛盾進行的社會革命必然帶有鮮明的社會主義屬性，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二，就矛盾的特殊性而言，基本矛盾在社會主義各個發展階段將表現為不同的主要矛盾。隻有當上一階段的主要矛盾得到解決后，下一階段的主要矛盾才會浮出水面。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開展了一場關於發展生產力的偉大社會革命，並通過堅持改革開放、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社會生產力得到長足進步。

在化解主要矛盾的過程中，中國社會徹底擺脫了貧困落后的面貌，實現了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跨越。因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偉大社會革命的成果”，但同時也要看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終點。我國在發展中產生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逐漸成為影響社會發展的主要問題。鑒於此，黨的十九大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實現奪取社會主義革命偉大勝利的總目標，必然要依靠各個階段性的勝利來實現。因此，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是“偉大社會革命的繼續”。新時代的社會革命任務，就是要圍繞主要矛盾開展重點攻關，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斷提升人民對於美好生活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蘊含著理論和現實的關系。理論聯系實際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原則，是對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原則的總體概括。在中國近代史上，革命理論與具體國情的脫節一度使社會革命走進了“死胡同”。鴉片戰爭開啟了近代中國的苦難史，在一片“強國保種”“救亡圖存”的聲浪中，西方世界的社會革命模式成為志士仁人心目中的“救世福音”。以西方社會革命為模板，資產階級維新派、革命派等粉墨登場，結果卻總是事與願違。近代歷史已經証明，在一個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統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任何對西方社會發展道路的機械模仿和生搬硬套都無補於事，資本主義在中國走不通。隻有立足於中國的具體國情，才能尋找到最適合中國社會的革命理論，找到真正適合中華民族的發展道路。

成功的社會革命不僅需要偉大理論的指引，而且需要與革命現實有機結合。正當中國人民在救亡道路上四處碰壁、不得其法之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不僅鑿開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封閉鏈條，也驚醒了當時一批沉浸於資本主義幻夢之中的中國知識分子。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階級的結合，誕生了偉大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中國社會革命就不再是對西方社會革命的機械模仿。中國共產黨認為，隻有認清我國的社會現實，進行廣泛而深刻的社會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才能建立一個新中國﹔也隻有進行廣泛而深刻的社會革命，才能發展新中國。中國共產黨堅持以實事求是作為思想路線的核心，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先后誕生了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等重要思想成果，帶領人民群眾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中華民族在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大步邁進，朝著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不斷進發。

在新時代條件下推進社會主義革命，必然要求繼續發揚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不斷推動理論與現實的結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社會革命現實結合產生的又一次歷史飛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和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它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目標、總任務、總體布局、戰略布局和發展方向、發展方式、發展動力、戰略步驟、外部條件、政治保証等基本問題，對新時代條件下經濟、政治、文化、法治、軍事、外交等社會發展的各方面作出了理論分析和政策指導，為更好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是推進社會主義革命必須長期堅持並不斷發展的行動指南。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先進政黨、先進理念、先進階級和先進道路結合誕生的偉大成果，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奪取社會主義革命偉大勝利的理論武器，必須一以貫之進行下去。習近平總書記的“偉大社會革命”論深刻蘊含著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辯証法的理論邏輯。“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站在歷史發展的新起點上，不僅要點檢行囊、總結經驗，更應當堅定理想、腳踏實地，朝著共產主義的方向繼續前行。要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緊密團結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圍繞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這一核心任務，不斷深化生產關系領域的改革，推動社會革命向縱深發展，打響打好新時代的社會主義革命攻堅戰，在社會主義革命中譜寫華美篇章。

（作者：劉同舫，系浙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浙江大學研究基地負責人兼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