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宣言》在我國的文本解讀史及啟示

【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和《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周年】

梳理《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在我國的文本解讀史，對於我們更好理解和運用《宣言》思想從而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這也是紀念這部不朽著作和馬克思的最好方式之一。

如果從19世紀末《宣言》的片段文字傳入中國算起，至今已有近120個年頭﹔如果從1920年陳望道翻譯的《宣言》第一個完整中文譯本算起，迄今也有將近100年時間。這期間，中國人對《宣言》的解讀文獻之多可謂汗牛充棟。從文本研究方面看，主要有三種解讀模式，即翻譯性解讀、注釋性解讀和考據性解讀。

所謂翻譯性解讀，是指為了更好地翻譯《宣言》文本所進行的各種理解，如對人名、地名、術語的理解。其中，包括對已有中文術語的選擇運用和新術語的創造。我國學者的翻譯性解讀從翻譯《宣言》片段文字時就開始了。直到今天，這種解讀工作仍然在繼續。由於《宣言》原文是德文，對不懂德文的人來說，要理解它的思想，首先就有一個翻譯的問題。恩格斯說過，翻譯馬克思的著作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是真正老老實實的科學工作”。中國人要准確翻譯《宣言》，就更加困難，要做好這件事情，不僅要懂得外文，還需要了解當時歐洲的社會歷史、思想文化背景以及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活經歷和語言風格等。早期對《宣言》的翻譯性解讀有一個明顯特點，就是譯詞的隨機性。如對馬克思、恩格斯中文名字的翻譯就有十多種。1899年在上海《萬國公報》發表的《大同學》一文中，他們的名字被譯為“馬克思”“恩格思”。后來又有人譯作“馬克司”“嫣及爾”等。直到1938年，成仿吾、徐冰譯的《宣言》才把他們的名字譯為“馬克思”“恩格斯”，此后固定下來。又如“資產階級”一詞，1899年譯為“糾股辦事之人”﹔1920年陳望道譯為“有產階級”。到1938年成仿吾、徐冰譯本才確定為“資產階級”，並沿用至今。

從《宣言》早期的片段翻譯和后來的幾個完整譯本中可以看出，一些重要概念、語句的表述也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例如，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宣言》首句、尾句分別是：“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6個完整譯本中，其表述均有所不同。

翻譯性解讀工作在《宣言》傳播的早期所佔比重很大，到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隨著翻譯工作日臻成熟，這個任務才逐步變輕，於是，解讀模式也就相應地發生了轉變。

對《宣言》的第二種解讀模式是注釋性解讀。翻譯性解讀主要是為了准確無誤地翻譯《宣言》文本，注釋性解讀則主要是為了讓讀者更准確地理解《宣言》思想而對文本所涉及的歷史背景等進行注釋和介紹，包括對人物、事件、文獻的注釋，也包括對《宣言》歷史背景以及整體結構、基本思想、段落大意、思想淵源等分析介紹。可見，這種注釋性解讀，注重的是對《宣言》深層思想的理解，相比之下，翻譯性解讀則較側重於表層話語的理解。

我國對《宣言》的注釋性解讀有一個從引進到創新的過程。先是把蘇聯學者的注釋讀本，如梁贊諾夫的《〈共產黨宣言〉俄文版注解》等翻譯過來，然后加以創新，形成多種注釋性讀本。其創新性主要體現為收集了馬克思恩格斯有關《宣言》的論述，對有些問題作了考証研究，並聯系中國實際對《宣言》思想進行解讀，以推進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我國影響較大的注釋讀本有范若愚撰寫的《“共產黨宣言”名詞解釋》，該書不僅有名詞解釋，還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對《宣言》的論述以及編者對《宣言》的總體介紹。六七十年代，為響應毛澤東同志提出的“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號召，各地組織編寫了《學習馬列六本書（名詞解釋）》，其中第一本就是《宣言》。后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馬列經典“輔導材料”、“提要和注釋”系列讀本。《〈共產黨宣言〉提要和注釋》讀本始終排在首位。它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內容提要”，闡述《宣言》產生的歷史背景、7篇序言提要和正文提要﹔第二部分是“注釋”，按照《宣言》的7篇序言順序、正文章節順序，依次對其中的名詞、術語等進行解釋。這樣，使得讀者不僅能夠把握《宣言》總體思想，還能夠了解其細節，從而更深入地理解其中的道理。

對《宣言》的這種注釋性解讀很必要，但也有問題。這種解讀看似全面，實際上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即過多地從無產階級革命的角度理解，而沒有深入理解其中的社會發展思想，特別是未來新社會建設思想等。所以，改革開放后，圍繞對《宣言》乃至對整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出現了各種爭論。於是，考據性解讀成為歷史的必然。

對《宣言》的考據性解讀是第三種模式。翻譯性解讀裡已經有考據了，但主要是對“話語”的考據﹔注釋性研究裡的考據工作更多，且更注重“思想”考據，但也還主要是對某個問題的考據。隻有在真正全面的考據性研究裡，才能夠對《宣言》的“話語”“思想”及其歷史源流等問題作總體性的科學理解。

對《宣言》的考據性解讀，包括三個層面。一是對《宣言》“傳播史”進行考証研究，弄清《宣言》文本以及各種譯本的來龍去脈﹔二是依據對《宣言》多個文本、版本的比較分析而進行的“話語史”考証研究，包括對一些重要術語、概念進行考証﹔三是在文本、話語研究的基礎上對有關“思想史”進行考証分析。這些相關著作和論文極大地推進了我國新時期對《宣言》思想的再認識，特別是對其中關於新社會建設的思想，包括關於全球化、城市化、人類聯合體、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大力發展生產力、民主建設、民生建設、黨的建設、統一戰線建設、和諧社會建設等思想，進行了深入研究思考，這樣，對《宣言》思想的解讀就更加全面，同時把《宣言》思想研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緊密結合起來，彰顯了經典的強大生命力。

《宣言》在中國的文本解讀史給我們的啟示是多方面的。其一，《宣言》是常讀常新的偉大經典，其中包含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幾乎所有基本思想，內容博大精深，需要每一代人認真研讀，從表層話語到深層思想再到歷史淵源，從國內到國際，不斷開拓新的解讀視角和領域。其二，應當反對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不能把其中的個別思想當作教條，到處照抄照搬﹔也不能根據以往成功經驗，隻講階級斗爭等觀點，而遮蔽其他思想﹔還不能用現實來剪裁經典，甚至為了論証現實要求修改本來正確的譯文。其三，研究《宣言》文本及其歷史要與弘揚其中的科學思想相得益彰。不能不要文本研究，也不能離開思想弘揚而單純研究文本，更不能通過文本研究否定或歪曲其中的思想觀點。

總之，要通過對文本解讀，深化對《宣言》思想的理解，特別是要注重挖掘那些過去不夠重視而今天對我們的實踐特別具有意義的思想觀點，以幫助我們更好改變世界，造福人類。隻有這樣，才能真正掌握和踐行馬克思主義精髓。

（作者：楊金海，系中共中央編譯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