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強新時代調查研究的本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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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民主生活會，習近平總書記主持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要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氣、通下情，‘身入 ’ 更 要 ‘ 心至’，開展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從2007年開始，筆者帶領課題組從事新的社會階層研究已有十年多時間。我們圍繞新的社會階層的不同群體開展了大量扎實有效的調查，積累了十萬余個新的社會階層樣本數據，數百萬字的訪談資料。十年多歷程，我們也總結出了一些開展調查研究的經驗和心得，供大家參考。

深度入場

現在很多社會調查都採用電話訪談或網絡調查，但我們始終堅持研究者必須“入場”。我們到直播間和網絡主播互動，到酒吧聽流浪歌手唱歌，到工廠和管理技術人員談發展，到公益平台和社會組織從業者交心。我們與新的社會階層面對面接觸，採取問卷填答、深度訪談、焦點組討論和場景考察等方式進行調查，這樣做雖然費時費力，但事實証明，感性認識是研究問題的起點，沒有大量現場感性知識的積累，理性認識難以實現飛躍。要了解新的社會階層，首先要“入場”，走進他們的圈子，成為“圈內人”，才能揭示出對其而言真正相關的、有影響力的因素到底是什麼。

但想入場，談何容易！新的社會階層在社會交往上以專業性較強的“內循環”為主，群體內形成了一個個認同度較高的小圈子。在圈子內部，以線下交往為主，經常以沙龍、茶敘、座談、樂跑、穿越等形式聚會，抱團取暖，組團取樂。對圈子外部的活動，深度參與不多，對不熟悉的人往往保持一定的距離，很難袒露心扉，人難統、人難聚、人難找。因此，進入新的社會階層圈子、深入交流溝通思想絕非易事。

在一般的群體調查中，入場的訣竅在於找到關鍵人物。關鍵人物的特點是：在圈子內有一定的威望和影響力。別說他們推薦我們，就是他們僅僅同我們站在一起，都是一個有力的擔保與支持，比我們自己解釋半天還要管用。我們以往的調查，都會有那麼一兩個人起到關鍵的作用，能夠幫助我們與圈層內的其他人建立更廣泛和深入的關系，取得信任。但對於新的社會階層有些群體而言，找到關鍵人物則要頗費一番周折。比如自由職業者在自己的空間中生活工作，單槍匹馬闖天下，表現出較弱的群體性。缺乏共同的群體利益、普遍認同的群體文化、共同的群體意識、推舉的群體代言人，因此找到圈子共同認可的關鍵人物難度很大。

對於這樣的群體，順利入場要取決於對調研對象的習慣和心理有透徹的理解和精准的把握，要根據具體調研對象自身的特征制定適用於其群體可接受的入場策略。如自由職業者中的獨立音樂人大多懷有“彩虹文化”“極客文化”“古著文化”等小眾群體文化心理，具有典型的“去商業化”“去娛樂化”“去大眾化”的特殊品質，以及拒絕依附的獨立品格、卓爾不群的生存方式、對自由的向往以及對社會底層的人文關懷。我們在入場前，先要對他們的作品有所了解，對作品流派做扎實的功課，盡可能多地搜集相關資料。在入場時，可以到其演出現場，或者是排練現場，聆聽完作品后再開始交流，在交流時可以從音樂開始，過渡到生活經歷，進而再涉及思想認識，層層遞進，循循善誘。新的社會階層大多具有一定的知識技能和文化水平，入場的實際效果，最終還是取決於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要想贏得新的社會階層發自內心的認同和尊重，還是要和他們在思想上有共鳴，精神上有共振。因此，需要研究者不斷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和思想深度。

共情交流

新的社會階層職業大多在體制外，流動性強、社會交往與職業高度相關、社會參與意願和學習願望強烈、具有較強競爭意識和危機意識。但同時又面臨著職業瓶頸、流動性大、風險高等諸多困惑，是網絡上“中產階層焦慮”的主要群體。

由於當前人口流動管理、戶籍改革、公共服務均等化等存在相對滯后問題，導致新的社會階層產生了一定的相對剝奪感，部分人對體制懷有不同的看法和認識，與我們打交道的時候，難免心存疑慮，心有芥蒂。所以一些人嘴裡有兩套話語體系，在不同的場合講不同的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立足點在哪裡，態度是否誠懇，對方要了解清楚才能如實回答問題。這就是說我們要調查他，他先得調查你，然后再決定是否讓你調查他。這個互相調查的過程很微妙，一旦對方發現你的調查態度不那麼誠懇，或者你的調查會對他們的日常生活帶來損害，他們就不願意接近你，不肯說出真心話。

這些年的調查研究讓我們深刻意識到，無論調查問卷設計得多麼精美，調查提綱設計得多麼嚴謹，提問方式多麼委婉，都無法替代情感在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我們要始終明白，新的社會階層也是具體的有情感的人，而不是一個個抽象的數據樣本，隻有長時間用真心去對待他們，才能得到對方坦誠的回應。在與新的社會階層交往中，一開始，他們可能不接受你的組織，不接受你的觀點，但隻要你以誠相待，久久為功，馳而不息，他們會先接受你這個人，這是第一步，但確是至關重要的一步！接受你的個體，才會靜下心來聽你的觀點和意見，才會和你真心實意展開對話。如果連你的個體都不接受，你的觀點、你背后代表的組織，他又如何認同？做“蟻族”研究時，很多人問我“你有什麼本事？‘蟻族’和父母都不說實話，報喜不報憂，為什麼和你無話不談？”為了研究“蟻族”，我們在北京最大的“蟻族”聚居地——唐家嶺——住了兩年多時間，我們和“蟻族”一起吃烤串、喝啤酒，大年三十包餃子，“蟻族”把我當做他的親人，親人之間有什麼話不能說呢？所以說，做調查研究，要站在調查對象的角度上“共情”。我們不隻向他們提問，也回答他們的困惑。我們需要和他們交朋友，聽他們把自己的心裡話說出來，聽他們講對很多具體政策的看法，對民生問題、宗教問題和社會問題的看法。在這個過程中，不能急於求成，不能一蹴而就，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決心和毅力，以心換心、心心相映，最后才能心有靈犀。

抽離研判

入場要“深度”，交流要“共情”，但研判則要“抽離”。所謂“抽離”，就要不僅僅聽調查對象的一家之言，他們提的意見是否符合實際情況，有沒有政策依據，是否具備實現的條件，不能因為我們和新的社會階層有了感情，是“一家人”了，就放棄了原則，影響了判斷。我們要始終記住，調查研究是一件值得審慎的工作，研究結果將有可能會影響到政策的出台和群體的走向。考驗的不僅僅是我們的學術能力、知識體系，同樣也是在檢測我們的學術道德和社會公心。

當然，“抽離”不是簡單的旁觀，任何一項調查研究，都不可能完全客觀，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用相對科學的方法和公允的態度得出嚴謹的判斷。在自然世界中，客觀知識是對物理世界的描述和解釋，這種解釋是以客觀原因來說明和預測物理現象的產生或變化。而對社會世界的各種現象則不僅需要客觀的因果解釋，而且還需要互為主觀的知識來理解行動者的目的、動機和理由，即主觀的理由解釋。調查研究強調研究以經驗事實為基礎，而經驗事實的把握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擺脫主觀的影響？在調查研究中，經驗事實的獲得在其研究工具（問卷等）的設計上就表現出研究者的目的性、選擇性以及研究者既有的理論和知識的影響與滲透。有關社會的知識是復雜與多樣的，因此探尋有關社會的知識的方法也是多樣的，將某一種認知社會的方式普遍化與絕對化不可避免地將陷入困境。因此，要做到相對的“抽離”，就需要“耳聞目睹說”等多種方法的綜合運用、對於“旁人”和“關系”的重視、質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呼應、大數據和小數據的關聯、“生活志”和“口述史”的強調等，以實現調查研究的“大小並重”和“寬厚相間”。

在整個調研的過程中，我們要懂得並能夠比較熟練地運用政治、學術和生活這三種語言，對於不同的場景和環境，我們要擅長在這三種語言之間轉換。學術話語具有准確嚴謹的特征，政治話語具有強調立場、突出價值判斷的特征，大眾話語具有通俗易懂、見文知義的特征。和調查對象溝通，要用生活語言去交流﹔撰寫研究報告，要用政治語言去提煉﹔撰寫研究論文，要用學術語言去總結。毛澤東《反對黨八股》中曾指出：“俗話說：‘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我們無論做什麼事都要看情形辦理，文章和演說也是這樣。”

在研判中還需要注意的是，當各種定量技術的使用越來越成為一種潮流時，研究者對源於自然科學的各種定量方法必須抱有一定的警惕，因為社會畢竟不同於自然，探究有關社會的知識的方式也不是數學推導和模型公式。在新的社會階層研究中，我們的經驗是，往往深度訪談和場景觀察的效果要好於調查問卷。同樣，雖然當下西方社會學理論和西方話語體系佔據主導地位，但是這套理論體系是在西方工業社會和現代文明的基礎下形成的，這些理論在一定條件下一定范圍內是社會發展規律的總結，而在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大背景下，在中國每天都在發生著令人歡欣鼓舞的變化的大前提下，以西方為中心的社會學理論體系顯然不能夠有效解釋當代中國的社會現象、解決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西方有關中產階級的理論對分析當代中國新的社會階層有一定的參考意義，但實際價值很有限。根本的一條，是要立足於中國的實際國情，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分析新社會階層的歷史演變和群體特征。

隨著全球化、網絡化、市場化、城鎮化的展開，我們黨依托的群眾基礎發生了巨大的位移。面對這一前所未有的社會變局，如何尋找自身代表的階級，再一次歷史性地擺到了共產黨人面前。2017年2月，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會議召開，推動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正在全面深入開展。唯有正確的調查研究，才能有精確的利益分配。尋找出自己新的階級基礎並擴大這個基礎，是共產黨人在國家發展進程中的必修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