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命運歷史發展的哲學思考

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中，針對當今世界充滿不確定性，人們對未來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指出 “世界怎麼了、我們怎麼辦？這是整個世界都在思考的問題，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並且認為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楚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我們從哪裡來、現在在哪裡、將到哪裡去？”進一步提出和論証了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有力引領了世界和全球化發展的正確方向。

習總書記的講話立意高遠，提出了一個重大的哲學命題即人類命運的問題。古往今來，諸多中外哲學家對這個問題都給出過自己的答案，但是隻有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真正科學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一）

唯物辯証法認為，世界是過程的集合體。人類的命運，就是指人的生存和發展過程，本質上是如何對待和解決人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問題。從哲學史上看，不論是西方哲學還是中國哲學，也不論是唯物主義哲學家還是唯心主義哲學家，是堅持辯証法還是形而上學，在這個問題上，他們雖然不同程度地都做過有益的探討，但是最終都沒有跳出宿命論的窠臼。

在古希臘哲學中，命運問題已成為一個重要內容，而且理性主義色彩越來越濃重。赫拉克利特提出了著名范疇“邏格斯”，“邏格斯”是一種隱秘的智慧，是世間萬物變化的一種微妙尺度和准則，他認為命運的本質就是“邏格斯”。德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黑格爾，他所構造的龐大的無所不包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作為其核心概念的“絕對”概念，是“整個現存世界的真正的活的靈魂”，其《邏輯學》不過是一種理性主義的泛神論。如恩格斯所說：“創世說在哲學家那裡，例如在黑格爾那裡，往往比在基督教那裡還要繁雜和荒唐得多。”

在中國哲學思想史上，自殷周以來，崇尚永恆的天命觀念是其主導的方面。殷商時期就創造出了一種至上神的觀念，被稱為“帝”或“上帝”，這是上天和人世間的最高主宰。周滅殷后，繼續宣揚“受命於天”的觀念。春秋戰國時期，天命思想進一步發展，成為儒學的核心內容。“道家講命，比儒家更甚。儒家雖講命，而仍不廢人事，實以盡人事為基本﹔道家則不談人事，專言天命。道家所謂命，也是人力所不及，人力所無可奈何的意思。”魏晉以后，佛教傳入中國，宣揚神不滅論即靈魂不滅論，傳播因果報應和輪回轉世的思想。至此，儒道釋殊途同歸，諸家合流，形成中國封建社會思想史上佔主流地位的命運觀。

綜上可見，在對待人類命運問題上，中外哲學思想史上雖說法不同，但歸結起來都是宿命論的觀點。他們在人類命運問題上陷入困境，關鍵在於缺乏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正如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政治經濟學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方法時所指出的：“天命，天命的目的，這是當前用以說明歷史進程的一個響亮字眼。其實這個字眼不說明任何問題。它至多不過是一種修辭形式，是解釋事實的多種方式之一。”

（二）

回答人類命運問題，從根本上說，必須堅持唯物史觀的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法。

第一，隻有堅持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法，才能科學回答“我們從哪裡來”的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制造工具的勞動是“人猿相揖別”的根本標志。在這種勞動中，人在與自然界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相互交換的同時，人們之間也互相交換其活動，並形成一定的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因而才有人和人類社會的形成、存在和發展。勞動是實現從自然界向人類社會飛躍的客觀基礎和根本動力。

但是，當人類陶醉於對自然界的勝利的時候，卻沒有學會預見到自己生產行為的長遠的自然影響和社會影響，以致不斷遭到自然界的報復。當哥倫布發現美洲的時候，他也不知道，他因此復活了在歐洲早已被拋棄的奴隸制度，並奠定了販賣黑奴的基礎。這說明，人類還是盲目必然性的奴隸，還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習總書記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回首最近100多年的世界歷史，指出這100多年全人類的共同願望，就是和平與發展。這又說明，人類漸漸學會了認識、控制和調節自己行為的社會后果，在逐步從必然向自由邁進。

第二，隻有堅持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法，才能科學回答“我們現在在哪裡”的問題。

回答“我們現在在哪裡”這個問題，本質上就是回答人與社會的關系即人在社會中的定位問題。馬克思曾指出，“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麼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和消費形式。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相應的社會制度形式、相應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依據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規律，馬克思揭示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五種基本社會形態。這說明，人們的交互活動構成了社會，而每一個人又都是特定社會和社會形態中的人。

今天的人類，正是生活在馬克思科學預見和提出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基本的社會形態之中。習總書記指出，我們要深刻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調節能力，充分估計到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方面長期佔據優勢的客觀現實，認真做好兩種社會制度長期合作和斗爭的各方面准備。我們必須有很強大的戰略定力，最重要的還是要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不斷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不斷為我們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打下更加堅實的基礎。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歷史站位。

第三，隻有堅持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法，才能科學回答“我們將到哪裡去”的問題。

事實証明，馬克思恩格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分析沒有過時，關於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也沒有過時，人類將走向共產主義的理想境界，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的總趨勢。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在這種聯合體中，人與自己所處的社會之間的關系將發生深刻的變化，社會關系不再作為異己力量支配人，而是置於人們的共同控制之下，個人與社會融為一體﹔個人的性質將發生重大變化，從“階級的個人”“地域性的個人”或“偶然性的個人”，轉而變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有個性的“自由人”。

千裡之行，始於足下。習總書記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創舉，就是為人類能夠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走向理想境界而提出的階段性目標和重大戰略舉措。

（三）

人類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實現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關鍵在於要有做好歷史創造者的擔當。

馬克思曾經以歷史劇作比喻，說明歷史是人民群眾自己創造的。他指出在現實的、世俗的歷史中，人既是他們本身的歷史劇的劇作者又是劇中人物。這也正如恩格斯所說：“無論歷史的結局如何，人們總是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預期的目的來創造他們的歷史，而這許多按不同方向活動的願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作用的合力，就是歷史。”

做好歷史的創造者，有三個問題需要明確：

第一，必須明確“我們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創造的。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縈回於人們頭腦中的傳統，也起著一定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作用”。隻有准確把握這些歷史前提條件，才能真正做到從實際出發，不能不顧客觀條件而恣意妄為。

第二，必須明確“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因為任何一個人的願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后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這就是說，社會歷史過程是自然歷史過程，社會規律是人的活動的規律，我們在創造歷史的過程中，既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又要尊重客觀規律，堅持二者的辯証統一。

第三，必須明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到現在為止，他們並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據一個共同的計劃，甚至不是在一個有明確界限的既定社會內來創造自己的歷史。他們的意向是相互交錯的，正因為如此，在所有這樣的社會裡，都是那種以偶然性為其補充和表現形式的必然性佔統治地位。在這裡通過各種偶然性來為自己開辟道路的必然性，歸根到底仍然是經濟的必然性”。這就是說，社會規律作為必然性是通過人類的大量的偶然性活動開辟道路而得到實現的。因此，作為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要勇於擔當，立足本職，潛心實踐，干好自己的事情，在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中不斷深化對客觀必然性的認識，一步一步走向自由王國。習總書記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中提出，讓和平的薪火代代相傳，讓發展的動力源源不斷，讓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輝，是各國人民的期待，也是我們這一代政治家應有的擔當。勇於擔當，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命運，向著人類命運共同體前進。

（作者系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