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使中國人民從精神上由被動轉為主動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1921年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從此，中國人民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斗爭就有了主心骨，中國人民就從精神上由被動轉為主動”。在中國人民獲得精神主動的過程中，不能忘記170年前馬克思、恩格斯所發表的那篇光輝著作——《共產黨宣言》，是它催生了中國共產黨，是它所闡述的共產主義思想，對於改變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20年陳望道所譯《共產黨宣言》在中國問世后，共產主義思想很快征服了中國一批先進知識分子，特別是一批年輕的知識精英，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鄧小平，還有惲代英、劉志丹、董必武、鄧子恢、彭德懷、賀龍等，他們都是通過讀《共產黨宣言》走上革命道路的。毛澤東在延安與斯諾談話時回憶說，是《共產黨宣言》等三本書使他“到1920年夏，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說：“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彭德懷的表達很有代表性：“以前我只是對社會不滿，很少看到有進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讀了《共產黨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觀，開始懷著社會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那麼，為什麼《共產黨宣言》所宣揚的這個共產主義“幽靈”有這麼大的魔力呢？

一、共產主義為中國人民重鑄了強大的精神支柱

《共產黨宣言》揭示了一種全新世界觀，即共產主義世界觀。這種世界觀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的歷史主動性，打開了中國人認識和掌握世界的視野。正如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指出的，共產主義“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思想體系和制度體系，“中國自有科學的共產主義以來，人們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國革命也改變了面目”。（《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頁）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古老的中國完全被動地被資本主義所裹挾，“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裡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取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頁）而在中國，走向世界的大門完全是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的。中國人民既盼望能夠趕上時代發展的步伐，又不能忍受西方列強的侵略凌辱，中國人民在求索，在抗爭，但更多的是彷徨，是無奈。在這種情況下，是《共產黨宣言》所揭示的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科學真理，指明了一條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社會主義光明大道。共產主義的崇高信仰重鑄了中國人民的精神支柱，共產主義的精神燈塔照亮了中國人民的前進方向，把中國人民推上了超越資本主義的道義制高點和歷史前台。

共產主義思想給中國先進分子注入了強烈的革命精神，給中國的無產階級注入了自覺的階級意識，他們把歷史命運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裡，開辟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使古老的中國獲得新生，並且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

二、共產主義極大地激活了中華文化的優秀精神基因

中華文化的優秀精神基因就是崇道尚德、向上向善，中國人信奉“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信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信奉“仁者愛人”“和為貴”，勤勞善良的中國人民經過優秀文化精神基因的代代傳承，成就了一個偉大的民族，一個世界上唯一文明沒有中斷的民族。中華文化的優秀精神不但為中國人自己引以為豪，也為世界上許多正直的、有眼光的人們所認可。但是，在數千年小農經濟和皇權政治佔統治地位的封建社會，中華文化的優秀精神基因的傳承發展受到很大制約，尤其是明清以后，中華民族逐步拉開了與世界的距離，以至於近代以后遭受重創。幾代中國人都在苦苦思索落后挨打的個中原因，以至於后來很多中國思想精英歸罪於中國文化，來了一個全盤否定。這與人們對《共產黨宣言》中一個論斷的理解不無關系，這裡稍作分析。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有一個重要論斷：“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頁）那麼，如何理解這“兩個決裂”呢？我們認為，所謂傳統的所有制關系指的是私有制，而傳統觀念也就是反映私有制的一切私有觀念。因此，共產主義革命，革的是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命，而不是那些能夠反映人類文明進步的思想觀念和文化基因。

今天看來，正是在共產主義思想旗幟下，中華民族所追求的“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等思想價值觀念被賦予了新的內涵，煥發了新的生命。在民族危難之際，在中國人血液裡流淌的諸如修齊治平、以天下為己任等價值追求猛然間被激活了，創造性發展和創新性轉化為救世救民的使命擔當，轉化為革命年代的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以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鐵人精神、雷鋒精神等，轉化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使偉大的中華文化重放異彩、再造輝煌。可以說，一方面，中華文化的優秀精神基因為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生根開花結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另一方面，共產主義激活了中華文化的優秀精神基因，使其現代價值得以彰顯。

三、共產主義極大地解放了最廣大普通勞動者的精神世界

《共產黨宣言》深刻揭示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指出：無產階級是將剝削階級送進歷史博物館的“真正革命的階級”﹔他們的運動區別於過去一切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他們代表人類社會的未來，在這個革命運動中“失去的只是鎖鏈”，“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在數千年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史中，勞動階級是沒有經濟社會地位和文化地位的，“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頁）共產主義學說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歷史觀，揭示了“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頁）

這種歷史觀運用到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之中，使那些長期抬不起頭的“泥腿子”挺直了腰杆，贏得了尊嚴，釋放出巨大的能量。毛澤東曾描述井岡山斗爭中的紅軍：“什麼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伙夫”“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軍隊的面貌完全不一樣，“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頁）回溯近100年波瀾壯闊的中國，毫無疑問，正是由於共產主義煥發了千百萬底層勞動者精神上的主動，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提供了強大而又不竭的力量源泉。

四、共產主義催生了中國共產黨，極大地凝聚起東方大國的精神動力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隨著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不僅人數增加了，而且它結合成更大的集體，它的力量日益增長，而且它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力量”。（《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頁）隨之一個完全不同於資產階級利益集團的先進政黨應運而生，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其最近目的就是“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同上，第44頁）消滅壓迫剝削，消滅階級對立和階級本身，建立共產主義社會，使每個人獲得自由全面的發展。

近代中國內憂外患、一盤散沙，是《共產黨宣言》催生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最高理想，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一無所有，白手起家，唯一具有的，就是共產主義這一思想財富和精神寶庫，是共產主義思想武裝了一代中國先進分子，鑄造出一個偉大的政黨。在共產主義旗幟下，億萬中國人民緊緊地凝聚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朝著共同的奮斗目標，歷經千難萬險，付出巨大犧牲，攻克了一個又一個難關，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如果要問沉睡的東方雄獅是怎麼醒來的，答案隻有一個：是共產主義喚醒了它。

共產主義思想的魔力到底在哪裡？在於它學習借鑒資本主義的同時超越資本主義，在於它繼承精神傳統的基礎上超越傳統，在於它建構一個現代組織而目的是超越集團利益，在於它高揚偉大的理想卻又不離開腳踏實地的行動。它的魔力就在於它的真理力量、價值力量和現實力量。一位在前蘇聯時期曾被流放和驅逐的俄羅斯學者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在蘇東劇變之后深刻反思：“在任何情況下，俄羅斯民族隻有成為一個共產主義民族才能夠作為一個歷史民族保留，無論建立其他任何制度，俄羅斯民族都注定會退化和滅亡。經驗表明，對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打擊就是對俄羅斯民族的打擊。”中華民族不同樣如此嗎？毛澤東就曾指出：“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共產主義去指導是決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說革命的后一階段了。”（《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頁）

在紀念《共產黨宣言》問世170周年的今天，我們應該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的論斷，深刻認識到“理想信念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險的滑坡。一個政黨的衰落往往是從理想信念的喪失或缺失開始”，始終牢記革命理想高於天，時刻不忘補足“精神之鈣”，努力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

共產主義引領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這是歷史已經証明了的﹔歷史還將証明，共產主義也必將引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未來。

（作者單位：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