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 新判斷 新征程 新理論

對歷史發展階段以及我們黨自身工作所處歷史方位的科學判斷，歷來是制定正確的戰略和策略的前提。每到重大歷史關頭，我們黨之所以能制定出符合實際的路線方針政策，是與正確地判斷了當時的歷史方位和形勢分不開的。

　　牢牢把握新時代這條主線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橫空出世、突然冒出來的，更不是我們黨自說自話，而是全黨長期努力的歷史發展必然。1982年，鄧小平同志在分析總結黨的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和國內外形勢的基礎上，在黨的十二大上第一次創造性地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黨的十二大到十八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為歷次代表大會報告的主線，成為引領幾代共產黨人砥礪前行的旗幟。而從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至今，已經39年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那時以來，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懈奮斗，推動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進入世界前列，推動我國國際地位實現前所未有的提升，黨的面貌、國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軍隊的面貌、中華民族的面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從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開辟了道路。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有客觀標准和科學內涵的。黨的十九大報告將其概括為“三個意味著”和“五個是”。“三個意味著”的第一個意味，是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鴉片戰爭后，中國陷入內憂外患的黑暗境地。從1921年到1949年，我們黨帶領人民浴血奮戰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廢除了列強強加於我國的所有不平等條約。之后，黨帶領人民開啟了社會主義建設新征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啟動中國人民富起來的進程。經過不懈努力，到2016年，國內生產總值已佔世界經濟總量的15%左右，僅次於美國而穩居世界第二，超過排位第三的日本和排位第四的德國的經濟總量之和。人均GDP已超過8000美元，進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從黨的十九大到二十大，我國正處在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即決勝建成全面小康社會到開啟第二個百年目標、建設社會主義的強大國家的歷史交匯期，站起來、富起來的中國人民，對強起來的願望從未如此強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同時也是強軍夢、強國夢。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強國、科技強國、體育強國、文化強國，已成為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行動。這是開啟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標志，也深刻揭示了新時代的歷史意義。

　　報告說的第二個意味，是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世界社會主義運動500年，幾多輝煌，也幾多曲折。特別是蘇東劇變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坍塌了大半邊天，世界社會主義事業跌入低谷。面對黑雲壓城的國際形勢，中國如何應對？鄧小平同志說：“蘇東劇變給我們黨帶來的最大危機感，應該是抓住歷史機遇、興利除弊、改革創新的緊迫感。隻有多干實事、少說空話、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增進人民幸福感，才能賦予馬克思主義新的活力，才能提高社會主義的吸引力，才能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和滲透中，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走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鄧小平同志1992年春的南方談話，如一聲春雷，宣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發展階段的到來。21年后的2013年，又有一位中央領導人沿著這位老人當年的足跡，到深圳、珠海、佛山和廣州等地走了一遍，並到深圳蓮花山向鄧小平銅像敬獻花籃，表示了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動搖的決心。這位領導人就是黨的十八大當選的黨的總書記習近平。今天，社會主義事業在中國蓬勃發展，讓《資本論》重新暢銷，讓“歷史終結論”悄然破產，甚至讓學者感嘆“西方必須向中國學習社會主義”。中華大地百年滄桑，正是世界社會主義事業從低潮而重興的歷程。這也深刻揭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時代意義。

　　報告說的第三個意味，是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發展中國家佔了全世界200多個國家中的絕大部分，他們渴望擺脫貧困落后的經濟面貌，但在本國照搬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模式和發展方式，往往水土不服。盡管有些拉美的發展中大國曾在一段時間內獲得相對快速的發展，但很快就因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長期停滯。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建設現代化道路上的大步邁進，給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他們認為，中國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這也深刻揭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世界意義。因此，黨的十九大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不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史上、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而且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義。

　　報告中的五個“是”，則概括出新時代“新”在哪裡。第一，這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時代﹔第二，這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第三，這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不斷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第四，這是全體中華兒女勠力同心、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第五，這是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

　　這一切的實現並非一朝一夕之功。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五年，是黨和國家發展進程中極不平凡、波瀾壯闊的五年。五年來，正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迎難而上、開拓進取，革故鼎新、勵精圖治，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強烈的責任擔當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報告列舉了五年來在十個方面取得的偉大成果，深刻說明五年來的成就是全方位的、開創性的，五年來的變革是深層次的、根本性的。正是這些歷史性成就和深刻變革，使我國發展站到新的歷史起點上，開啟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新時代產生新判斷——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新變化

　　新中國建立后，我們黨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曾有過幾種表述。1956年黨的八大召開時，我國正處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階段，當時把社會主要矛盾歸納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個判斷總體正確。但此后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人民物質文化生活長期在低水平徘徊。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表述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並在十二大上得到再次確認。這一表述既繼承了八大的正確判斷，又肯定了我們國家還比較落后、發展不足的實際情況。而改革開放30多年后，我國經濟社會面貌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顯然，再講“落后的社會生產”明顯過時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繼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之后，黨的十九大作出的第二個新的重大的歷史性判斷。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依據是什麼呢？一是我國人民對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多元化。不僅對衣食住行等物質產品的質量要求更高，對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福利保障也提出更高要求，對藍天綠水、清新空氣、優美環境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而且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等方面的需要也越來越突出。這一需求變化是和我國社會群體變化、人口質量提升分不開的。現在中等收入階層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大，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已經將近一億，佔勞動力總量的六分之一。而且當今的絕大多數人民群眾，都是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他們有知識、有理想、有追求、有道德，有正義感，有主人翁精神，因而也有更高層次的社會需求。因此，“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有的已經超出經濟領域，而更多地指向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領域，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緊密契合。但我們又必須承認，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我國的發展在很多方面還“不充分”“不平衡”。發展“不充分”，是說與社會現在能夠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相比，人們在很多方面的需要還不能完全滿足。例如，廣大群眾在育兒、教育、就業、醫療等方面面臨不少難題，農民工最關心工資待遇和子女平等受教育的權利。發展“不平衡”，最突出的是我國東西部之間、城鄉之間、貧富之間差距還很大，很多方面有不少歷史欠賬。此外，我國的精神文明水平尚需提高，一些地方的社會風氣需要改善，社會矛盾和問題交織疊加，全面依法治國任務依然繁重，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體制機制有待完善。

　　這些不是靠敲敲鑼打打鼓就能夠實現的，需要付出長期艱苦的努力。因此，報告強調了兩個“必須認識到”。第一，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我們要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第二，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因此報告強調，全黨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這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客觀依據，是踏上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決策基礎。對主要矛盾轉化的這種判斷，既體現了歷史的飛躍，也體現了歷史的清醒，更體現了共產黨人的歷史擔當。

　　新時代開啟新征程——新“兩步走”繪制新藍圖

　　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黨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戰略安排時，提出了“三步走”戰略目標。在跨世紀時解決人民溫飽問題、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這個目標提前實現的基礎上，提出了“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就是到建黨一百年時建成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的小康社會，然后再奮斗30年，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現在我們正處於“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也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啟時期。黨的十九大報告對三年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向第二個一百年目標奮斗時，作出了 “兩步走”的新的戰略安排。第一個階段，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斗1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什麼是基本實現現代化？報告提出六個特征：一是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將大幅躍升，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二是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三是社會文明程度達到新的高度，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中華文化影響更加廣泛深入﹔四是人民生活更為寬裕，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明顯提高，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五是現代社會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會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六是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這六條要達到的標准，是和“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相對應的，只是其中第四條和第五條都是從不同角度講社會建設，前者講人民生活水平，后者講社會治理水平。第二個階段，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斗15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裡一是強調我國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將全面提升，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同時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剛性標准，就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我國人民將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二是突出了“強國”的標准，就是要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國家，中華民族將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新兩步走”的戰略安排，要求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表明我們黨有能力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提前15年完成原定的第二個百年目標，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呈現出嶄新圖景。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能親身為之奮斗、並親眼見証這一偉大時刻的到來，這就是一種多麼美好的憧憬，也是多麼巨大的鼓舞啊！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全黨必須准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在黨的許多重要文獻中就已把“偉大事業”同“偉大工程”聯系起來講，意在將改造客觀世界與改造主觀世界聯系起來，把“打鐵”與“自身硬”聯系起來。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則首次將“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並提。在黨的十九大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入、系統論述了“四個偉大”。這是在我國進入決勝全面小康、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的重要歷史節點作出的重大理論創新。“從‘三個偉大’到‘四個偉大’，不僅把我們黨正在做的事情更加完整地凸顯出來了，而且體現了精神、措施、路徑與目標高度統一的內在邏輯。

　　新時代呼喚新理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靈魂

　　一個新時代的到來，總要以新的思想、新的理論為重要標志。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新的思想、新的理論來指導。同時它也為新的思想、新的理論的形成提供了實踐基礎。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帶領一個偉大國家在新時代前行的政黨，有沒有成熟的核心領導權威至關重要。這個核心領導權威的形成，既要靠在長期斗爭實踐中展現出的人格力量，也要靠高瞻遠矚、引導人們正確前行的思想力量。從以八項規定破題強力正風高壓反腐取信於民，到深入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從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到凝聚人類共同體的共識，反映了黨中央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發展理念、戰略布局和戰略目標。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順應時代發展，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系統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並根據新的實踐對黨和國家事業各方面作出了理論分析和政策指導。在黨章修改征求意見的過程中，各地各部門一致建議，把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進行提煉概括，上升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並將其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在黨章上。這贏得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也是這次黨章修改的最大亮點和最突出貢獻。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框架，包括：“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我認為有四個重要思想在其中具有“四梁八柱”的作用。

　　一是既講黨的領導，又講黨的建設。在“十四個堅持”中，擺在開頭的是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習近平總書記說，我們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有的需要改，有的永遠不能改，黨的領導不能改，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也不能改。但一段時間以來，在黨內外一部分人中存在把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堅持黨的領導對立起來的傾向，或者表面承認黨的領導作用，但在實際工作中卻存在使黨的領導作用弱化、虛化、邊緣化的傾向，所以黨的十九大報告鮮明地提出黨領導一切的要求，確保黨始終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十四個堅持”擺在最后的一條，是全面從嚴治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打鐵必須自身硬”。他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外記者見面會上說，“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大的政黨。實踐充分証明，中國共產黨能夠帶領人民進行偉大的社會革命，也能夠進行偉大的自我革命”“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氣、歇歇腳的念頭。我們將繼續清除一切侵蝕黨的健康肌體的病毒，大力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以全黨的強大正能量在全社會凝聚起推動中國發展進步的磅礡力量”。這一頭一尾是對“十四個堅持”的全面貫通。

　　二是既講為民造福，又講依靠人民。習近平總書記在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三萬多字的報告提到“人民”超過200次，而十八、十九兩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外記者見面會，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都隻有1000多字，但提到人民都不下十幾次。五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外記者見面會上曾指出：“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在這次見面會上的講話，有兩句給人印象極其深刻，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不能掉隊”。第一句話“一個不能少”，就是要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准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做到脫真貧、真脫貧。第二句話“一個不能掉隊”，就是講2050年要基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兩段話，都突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判斷：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但這並不是單純地講給予，講幫扶。他更強調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在五年前的見面會上，他指出：“人世間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勞動來創造。”在此次見面會上，他再次強調：“歷史是人民書寫的，一切成就歸功於人民。隻要我們深深扎根人民、緊緊依靠人民，就可以獲得無窮的力量，風雨無阻，奮勇向前。”

　　三是既講改革創新，又講法治思維。“惟改革者進，惟創新者強，惟改革創新者勝”。面對艱巨復雜的改革任務，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擔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以非凡的政治勇氣與智慧推進改革，用全局觀念和系統思維謀劃改革。他堅持問題導向，從體制機制層面入手，兼顧眼前與長遠，統籌整體與局部，處理好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的關系，1500多項改革舉措落地見效，涉及范圍之廣、觸及利益之深、節奏推進之快前所未有。他憑借著動真碰硬的勇氣與壯士斷腕的決心，保証各領域改革向中心聚焦、向深處發力，成績斐然，世所矚目。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革命，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繁重的事業，必須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 “改革開放隻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要實現新兩步走的目標必須依靠改革，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的今天，也就沒有中國的明天。但習近平總書記也多次強調“凡屬重大改革都要於法有據”“確保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進程中，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依法治國，是“鳥之兩翼”“車之雙輪”，生動地說明了二者之間相輔相成的關系。我們看到，無論是改革發展穩定、還是內政外交國防，習近平總書記在治國理政中都堅持法治思維，強調依法治國治黨治軍治吏，保証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健康發展。

　　四是既講大擔當，又講大智慧。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學習會上指出，新時代新征程，不可能都是平坦的大道，我們將會面對許多重大挑戰、重大風險、重大阻力、重大矛盾，領導干部不僅要有擔當的寬肩膀，還得有成事的真本領。既要大膽講政治，又要善於講政治﹔既要矢志抓發展，又要善於抓發展﹔既要勇於抓改革，又要善於抓改革﹔既要敢於直面矛盾和問題，又要善於化解矛盾和問題﹔既要有想干事、真干事的自覺，又要有會干事、干成事的本領。此外他提出“要從最壞處准備，爭取最好的結果”，在軍隊建設上能戰才能止戰、敢戰才能言和等重要思想，都體現了這種大擔當和大智慧的結合。

　　[參考文獻]

　　[1] 鄧小平思想年譜[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作者簡介：黃葦町，求是雜志社研究員，原紅旗出版社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