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言之，身必行之

2017年11月10日，習近平主席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的主旨演講中指出：“中國古人說：‘口言之，身必行之。’實現亞太更大發展，需要每個成員腳踏實地拿出行動。”

“口言之，身必行之”出自《墨子》，原文為：“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告子認為自己有能力治理國家，墨子告訴他：“從政之人，嘴巴上說的，行動一定要做到。現在你口能稱道而自身卻不能實行，這是你自身的矛盾。你連自己都管不好，哪裡能治理國家呢？”墨子認為“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即明知故犯。

把言和行（知和行）聯系起來考察，作為一個人的修養品德乃至為政標准，是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重要內容之一。哲學家張岱年說：“中國哲學在本質上是知行合一的。思想學說與生活實踐融成一片。中國哲人研究宇宙人生的大問題，常從生活實踐出發，以反省自己的身心實踐為入手處，最后又歸一於實踐，將理論在實踐上加以驗証。”關於知和行的關系，除了哪個在先哪個在后、哪個容易哪個困難等討論內容之外，二者能否合一，即理論和實踐是否能夠統一，在中國思想史上是一個徹始徹終的大問題。

中國古代思想家大都直接投身於實踐活動之中。他們普遍認為，學習理論知識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將所學的理論付諸實踐，用於現實生活中。孔子說，“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將實踐與言論的統一上升到道德的高度。因此，孔子一再對“訥於言而敏於行”的人表示欣賞，認為“巧言令色，鮮矣仁”。他主張“其身正，不令而行”，本質上即為強調政治思想首要的是統治者自身先去實踐，百姓才能自覺跟從。

根據知和行統一的程度，荀子甚至從國家需要上區分了幾個層次：“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所謂“國寶”“國器”“國用”“國妖”，就是按言與行是否一致分出的等次﹔最好的“國寶”是說到做到，而“國妖”則言行相悖，說一套，做一套。荀子和孔子一脈相承，都把能否處理好言行關系看作是國家政治生活極為重要的方面，並提到“治國理政”的高度去認識。

共產黨人對知行問題也高度重視。按照《共產黨宣言》所說，“共產黨人的理論原理”不過是“歷史運動的真實關系的一般表述”，破除了所有制中佔有觀念的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由“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變為“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理論的徹底性和實踐的革命性才真正統一起來。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行動。”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就是要通過論認識和實踐的關系，亦即知和行的關系，把知和行的矛盾放到二者的相互運動中去解決。他提出：“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准。”反過來說，隻有合乎這一標准，我們的“言論行動”才有可能統一起來。鄧小平同志說：“共產黨人干事業，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同樣如此，“干事業”成功的背后是言語之“真”，真切之“言”與美好之“行”是一致的。

墨子的“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和孔子的“為政以德”、老子的“以正治國”，都是一個道理。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中，領導、管理、治理，從來都是自正正人，身教為先，言教次之。現實中，部分官員言行不一，台上台下、人前人后，存在“兩面人”的現象，隻能被理解是“為什麼人”的宗旨和目標發生了偏轉，“利益”之天平倒向了自身，動機之“矢”方向迷失。重新校正，就要找回“初心”。近幾屆黨的領導人上任之初，帶領主要班子成員到西柏坡，去“一大”會址，到南湖看“紅船”，其意不言而喻。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知行合一，行勝於言”，值得深思。如果“言義而弗行”，當下失去的是民信，最終失去的是民心。

“口言之，身必行之”不隻適用於內政，也適用於外交。習近平主席在國際場合的演講中提到這一古訓，另有深意。我們注意到，國際間往往由於缺乏強有力的制約，一些表態流於言辭，行動落實很困難。特別是有些國家抱著實用主義的態度，管它什麼國際原則和國際正義，自我言行相悖，一切唯利益馬首是瞻，搞雙重甚至多重標准。這種“短視”的做法損害了互信，造成國際大家庭的不團結。我們同在一個地球上，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各國拿出切實的行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中指出的那樣：“隻要各方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一起來規劃，一起來實踐，一點一滴堅持努力，日積月累不懈奮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就一定能夠實現。”

（作者：朱康有，系國防大學教授、中國實學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