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中等收入陷阱”：解決全球不平等的中國經驗與方案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銀行主題為《東亞復興：關於經濟增長的觀點》的研究報告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在提出初期，此概念並沒有引起經濟學界的關注，也未能引發政策界的深入討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西方國家經濟陷入持續低迷，中國經濟增速下降，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如擔心中國會不會掉入長期社會不平等、增長乏力、發展止步不前等問題逐漸成了國內外研究熱點。然而,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很容易被這個概念的邏輯陷阱所誤導，對國家未來產生不必要的悲觀情緒。其實，任何一個嚴謹的經濟學者經過客觀研究，都不難得出一個結論：“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個嚴肅的概念，中國肯定不會落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邏輯陷阱”

中國經濟經過近40年的高速增長，人均國民收入從1978年的160美元提升到2016年約8000美元，成功地從聯合國劃分的“低收入經濟體”進入了“中高等收入經濟體”行列。然而，近年來，面臨增速下行，習慣了高增長的中國人對將來能否成為高收入經濟體的焦慮開始增多。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源於一些研究報告列舉的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失敗的案例，比如，從1960年算起，當時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隻有13個在2008年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其余88個國家或地區或降至低收入水平，或發展止步不前﹔二是源於目前中國發展受到了雙重壓力，既面臨創新乏力，也面臨增長乏力，來自國際秩序動蕩對中國發展的挑戰也很大。

事實上，在2007年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世界銀行報告中，並沒有對這個概念進行深入闡釋。此后，鮮有研究報告對這一提法作出公認、統一的定義，背后也缺乏綜合、嚴謹的理論論証。按世界銀行在特定歷史背景下提出這一概念的語義，“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許多國家在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之后，將會進入經濟停滯期，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社會動蕩等現象，最終永遠徘徊在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之外。深究這個概念，存在的“邏輯陷阱”非常之多。

一是“統計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國民收入（GNI）這個單一指標來衡量發展水平，但GNI並不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的國民生活質量、精神狀態與發展全貌。從聯合國公布的各國國民幸福指數排名看，被視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排名顯著高於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不丹多年來都屬於中低收入國家，卻被公認為是“全球最幸福國家”之一。皮尤中心2014年的調查顯示，在高收入的西方發達國家，對未來表示樂觀的國民比例普遍在30%以下﹔而在智利、孟加拉、巴西、越南、中國等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對未來持樂觀態度的國民比例一般都在80%以上。阿瑪蒂亞·森、羅伯特·巴羅等著名經濟學家都認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種統計現象，沒有經濟學理論中的方法論支撐，是一個相當片面的概念。

二是“對照陷阱”。“中等收入”的標准往往是在與美國、美元的對照中得出的。比如，按美國經濟學家胡永泰教授的說法，各國人均GDP為美國水平55%以上的國家為“高收入國家”﹔20％—55%的為“中等收入國家”，小於20%的為“低收入國家”。收入多少則按2015年可比美元計算，在4126至12735美元之間的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這樣的對照方法明顯是站在美國的角度評判世界發展，帶有“美國中心主義”色彩。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PPP）法計算，中國、俄羅斯、巴西、墨西哥等人均國民收入均已超過1.3萬美元，早已跨過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可見，“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多少帶有“美國中心主義”式的傲慢與偏見。

三是“歷史陷阱”。對於“中等收入陷阱”的觀察，局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到21世紀初。在這個時間段，多數國家剛剛實現獨立，處於現代國家成長的初級階段與發展探索期，難免會走一些彎路。過早對這些國家蓋棺定論，認定其會永遠處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恐怕為時尚早。能否盡快跨過“中等收入”這道坎，關鍵在於能否保持持續發展的勢頭。而且，成為高收入國家也並不代表未來發展就能高枕無憂，目前日本等高收入國家已經陷入了低增長的困境。有的歐洲高收入國家還因財政困局而陷入國家破產的境地，面臨淪為“第三世界國家”的風險。因此應該用動態的、發展的眼光來觀察“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

四是“人口陷阱”。后發的、人口體量較少的國家很難獲得經濟獨立，很容易受外界的影響而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6年，全球人口總數達到了74億，其中27個人口超過5000萬的國家擁有全球75%以上的人口量。除去這27個國家，其余經濟體的平均人口數隻有850萬，相當於中國許多省會城市的人口規模。人口相對較少的經濟體，尤其是后發的、人口規模較小的國家，受到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抑制、沖擊就會相對較大，甚至很難做到經濟自主，必須依賴國外，有時國家存續都是個問題。1950年全球隻有84個國家或地區，1970年也隻有143個，現在則有200多個。這說明世界上多數經濟體的存續時間尚且相對短暫，在全球經濟體競爭激烈的常態下，能夠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后發國家中小經濟體案例，天生就是小概率事件。像中國、印度、巴西等人口體量較大的國家，隻要政策得當、社會穩定、國內市場消費能力得以培育，持續增長則是大概率事件。從這個角度看，不能在人口規模不同的國家之間對等地比較經濟現象。

作為人口佔全球近20%、2016年GDP總量佔全球經濟總量約16%的巨型經濟體，中國的發展以及所伴隨人均國民收入的上升過程，不只是受到全球經濟體系的制約，也會正向地改變全球經濟結構和標准制定。比如，一些非洲國家因中國的投資與發展而發生命運的改變。對現在的中國來說，如何構建有利於可持續增長的國內外環境，才是更有意義的討論話題。所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需要放在全球視野來看，才可見其全貌，更應以平常心看待“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當然，平常心看待“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不意味著要掉以輕心。中國既要為過往的成績而感到自豪，也要為未來能否繼續增長而從長計議，不必過於焦慮，但也不能無所作為。畢竟，對於這個高難度的任務，中國需要從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出發，轉換發展動力，才能經受實現長期發展目標的考驗。

全球增長陷阱的病灶在西方主導的經濟全球化

所有經濟體無一例外都會受經濟全球化影響而面臨增長陷阱。在當前開放型經濟、價值鏈全球化的世界，增長動力與發展變量與外部環境更是密不可分。國際金融、大國經濟變動、跨國基礎設施、地緣政治、國際規則、跨國公司以及國際組織等國際元素，都對每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密切相關。此時，分析增長因素時，不只是分析本身，還要從主權國家的世界觀去分析。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許多經濟體“增長陷阱”問題變得更加突出，深層發展的動力更是貧乏。2016年后，發展狀況更是嚴峻。21世紀第二個10年的“增長陷阱”，性質堪稱全球經濟的“新增長陷阱”。造成“新增長陷阱”的原因主要來自“輸入型”經濟風險，比如國際金融危機、強國制裁、戰爭等國際因素。

當下的“新增長陷阱”源於2008年。西方經濟體無節制地“印鈔救市”，佔了全球貨幣發行量九成，給國際資產價格帶來巨大的泡沫，也導致了全球實體經濟通縮的惡果。當前，全球“負利率”、西方“零增長”、各國金融市場頻繁波動、匯率震蕩、大宗商品長期低迷等全球經濟系統性問題 ，乃至難民潮、恐怖襲擊頻發等非傳統安全層面的“次生災害”，都源於2008年。2015年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當年的全球增速預期為3.1%。但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已被調低至2.9%，2017年的預期略有復蘇，但世界經濟仍然沒有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即使相比於2008—2014年平均增速，全球經濟也沒有提升到當時的3.26%水平。可見，全球的諸多病灶如果不解決，很難讓人看到走出“新增長陷阱”的希望。這主要來自於五個問題：

一是主要經濟體人口“老齡化”導致的勞動力短缺、長期增長動力不足等難題。目前，中國人的年齡中位數為36歲，而發達經濟體卻已超過43歲。這就意味著發達經濟體不得不面臨社保與醫保的負擔過重、財政赤字、創新能力下降等普遍社會難題。

二是全球財富分配不公“新鴻溝”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惡果。在《21世紀資本論》中，法國著名經濟學家皮凱蒂指出，資本投資的長期年均收益率大大高於勞動報酬的長期年均增長率，導致存量社會財富日益擴大。窮人越來越多，社會消費動力不足，依靠社會消費而出現經濟新增長很難實現。

三是全球技術創新“中梗阻”使得新興經濟體無法完全享受到平等知識產權與創新成果。目前，知識產權為代表的創新獲利權產生巨額暴利，發達經濟體壟斷了暴利，進而通過各種壟斷性技術扼制了新技術創新，最終使得創新乏力，無法帶動全球經濟新一輪增長。

四是全球強勢貨幣“風暴潮”使得天量熱錢“全球漫游”，潛在危害巨大，甚至會引起下一輪的“金融海嘯”。1997年，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像馬來西亞這樣的中等規模經濟體，在一夜之間失去幾乎一代人的財富。目前，游資像是“風暴潮”，一旦襲來，后果難以想象。

五是地緣政治風險“互反饋”難題，導致了難民潮與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因素對經濟造成傷害。當今世界面臨的地緣政治風險日益上升，“互反饋”迅速放大，危害到各個經濟體的旅游、生產以及各類消費，對各個經濟體都形成巨大的新增長瓶頸，每個經濟體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價來應對。

面對五大難題，隻有跳出西方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找到合作應對的新框架，全球經濟才能共同跨越“增長陷阱”。

中國的應對之策

在“中等收入陷阱”討論中，拉美國家常常被視為典型案例。這些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后所暴露出的問題集中表現在，經濟增長過度依賴資源開發、貧富差距懸殊，沒有技術進步的單純資本積累使得本國產業鏈既無法與低收入國家競爭，也無法與高收入國家抗衡。而觀察中國不難發現，我們早已吸收了拉美國家的發展教訓，不僅沒有走上拉美老路，而且走出了新型工業化道路。

大力轉變發展方式，走綠色工業化之路。近年來我國蓬勃發展的綠色金融，是綠色工業化之路的最好體現。具體而言，綠色金融通過信貸、債券、基金、保險等工具和政策，將資金引導到環保、節能、清潔能源、綠色交通、綠色建筑等項目中。運用如貼息、擔保等方式，提高綠色項目的投資回報率和融資可獲得性，抑制污染性項目的投資。目前，中國的綠色金融已經對綠色投資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截至2016年初，銀行業金融機構綠色信貸余額8.08萬億元，貸款所支持項目預計可節約標准煤2.21億噸，節約水7.56億噸，減排二氧化碳當量5.5億噸、二氧化硫484.96萬噸。銀行業以外的金融部門，也以多種創新方式促進綠色投資形成。中國僅花了兩三年時間就發展成了全球最大的綠色債券市場。

大力振興實體經濟，打造世界制造強國。近年來，中國一直把振興實體經濟和推進產業轉型升級放在重要位置，從出台“中國制造2025”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都表現出中國要牢牢抓住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這一歷史機遇的決心。目前，中國的產業鏈向著高端化的方向加速邁進，在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機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等重點領域，中國企業正在或有望走到世界前列。預計在2025年，我國將邁入制造強國行列。世界制造強國建設，無疑將為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下堅不可摧的經濟基礎和產業根基。

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和幸福感。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大力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優化城鎮布局，發展生態文明，提供充足就業崗位，提高城鎮化質量。大力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逐步實現城鄉居民基本權益平等化、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居民收入均衡化、城鄉要素配置合理化、城鄉產業發展融合化。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實施精准扶貧、精准脫貧，承諾到2020年讓現行標准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中國的反腐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極大贏得了黨心軍心民心。

上述三大舉措，足以保証中國不會重蹈拉美國家覆轍，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事實上，中國還採取了一系列科學措施，確保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促進發展不斷邁上新台階。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作出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把認識、把握、引領新常態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做好經濟工作的大邏輯，並初步確立了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構建了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體系，貫徹了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在科學的經濟建設思想指導下，中國經濟朝著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向著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

增加中國的制度性國際話語權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經濟就進入了“新常態”。在釋放了大量流動性后，美國、歐洲和日本等主要經濟體仍無法實現實質性的復蘇。西方發達國家所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在目前的全球治理中越來越難以發揮領導作用。正是由於西方跨國企業主導的全球化存在先天缺陷，近年來，逆全球化的情形不時出現，英國脫歐談判正式開始以及特朗普上台后實行的新保守主義政策，都是這種情況的反應。

相反，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對全球增長的貢獻率持續上升，越來越明顯地成為全球治理的主要動力。尤其是以2016年9月中國杭州G20領導人峰會舉辦為標志，世界開始更加關注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以及中國為全球治理提出的方案和主張。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分享中國發展機遇，倡導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實際上是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新的全球治理觀﹔中國積極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份額改革和治理機制改革，發起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完善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改變以往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中國積極參與上合組織、亞信論壇、中非論壇、中阿論壇，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實現世界更均衡的發展。正如習近平主席在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中所指出的，中國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繼續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為世界帶來更多發展機遇。世界的經濟發展也會更加均衡，最終幫助更多國家跨過“新增長陷阱”。

當今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國用“人類命運共同體”一詞很好地描述了未來全球發展的道路。要想跨越“新增長陷阱”，任何國家都需要考慮全球因素。目前的“新增長陷阱”的大環境，隻有改革現行國際經濟秩序，全球經濟才能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邁進、在新的框架下找到合作實現增長的“最大公約數”，讓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經濟體找到可持續增長之路。增加中國的制度性話語權，是保証中國增長的“戰略機遇期”延續的必需手段，也是保証全球經濟火車頭持續拉動力的必然途徑。

當然，盡管“中等收入陷阱”是被勾勒、被統計出來的，對其過度焦慮完全沒有必要，但我們仍然要長期關心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難題。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不僅是新興經濟體，發達經濟體也面臨經濟長期低迷的困境。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經濟發展水平達到發達國家的程度，隨后發生嚴重的經濟泡沫，並在90年代泡沫破裂，實體經濟陷入通縮陷阱，人民收入水平長期徘徊不前，可謂掉入了“高等收入陷阱”。非洲一些貧窮國家，也出現人均收入長期不增長的“低等收入陷阱”。國家發展什麼時候都會面臨障礙與陷阱。所謂“中等收入陷阱”輿論，無非是提醒我們，在發展的道路上不可掉以輕心。畢竟，這一難題能否得到有效解決，直接關系到中國能否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