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定文化自信，走出西方意識形態的思想陷阱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科學獲得了迅速發展。但是，與此同時，我國社會科學界也出現了“唯洋是舉”的現象，似乎隻有西方社會科學大師的理論才是最權威的理論，隻有在論文中使用西方社會科學的概念、定理、模型才顯得更“學術”，更“創新”，中國經驗隻有納入西方的理論體系才能被承認。那麼，為什麼在社會科學中出現這種“唯洋是舉”的現象呢？這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原因在於一些人把社會科學理解為與自然科學一樣的價值中立的具有普遍性的科學，否定西方社會科學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屬性，認為其具有科學性並完全適用於中國。這種錯誤認識既影響了我國學界對西方社會科學的客觀認識，也影響了我國社會科學的正確發展方向。

一、警惕西方社會科學中的“意識形態”陷阱

任何社會科學都與特定的社會形態及政治制度相聯系，都會滲透著特定的意識形態。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它具有雙重維度。一方面，它反映著特定的社會制度、結構、關系及其運行規律。另一方面，它也以特定的意識形態及價值觀解釋著它所認知的社會。因而，任何一個社會的主流社會科學都滲透著主流意識形態。這是因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是社會形態及制度的運行規律，反映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因此，社會科學不是像自然科學那樣單純地反映認識對象，它還必須對社會的矛盾運動進行解釋。在解釋的過程中，代表統治階級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就不可避免地滲透於社會科學之中。

一般來說，有很多人認為，科學是價值中立的，社會科學也是科學，因此，它也是價值中立的，否則，就會影響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實際上，這是西方實証主義的社會科學觀，也是西方對社會科學的主流看法。實証主義認為自然科學是科學的典范，因而要在社會科學中應用自然科學方法，建立統一的科學，它強調任何科學的描述都要能經得起實踐檢驗。后來的邏輯實証主義進一步推進這一思想，以語言分析為工具，要求構建能夠應用於一切領域的統一的科學語言，並把單個的語句視為語言分析的基本單位。一個句子就是陳述某一事物的某種狀態，所謂“真”就是語句陳述表達的內容與所描述的對象一致。在此基礎上依據邏輯運算構建世界的邏輯結構。在邏輯實証主義看來，價值陳述只是在表達一種情感、一種祈使命令，都是無意義的。一句話，科學是純粹描述（反映）事物狀態的，不涉及任何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

但是，在社會科學實踐中，一些社會科學家逐漸認識到，外部觀察並不能真正地反映人類社會的本質和規律。這是因為，人類行為是有目的的。這種有目的的行為是通過遵守、運用規則來實現的，而這種規則又涉及習慣、傳統、制度、文化。因此，僅僅靠外部觀察是不能理解人類社會發展的本質的。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茲在他的經典論文《深描》中提出：“我們的雙重任務是揭示使我們的研究對象的活動和有關社會話語的‘言說’具有意義的那些概念結構”。社會科學不能僅僅對人的活動進行描述，還要研究行動背后的意義、背景，隻有這樣，才能真正認識社會。

要解釋人的社會行為，就必須了解行為者所遵守、運用的社會規則及其背后的文化背景，進而把人的行為放到一定的社會規則體系中定位。就整體而言，一個社會總有被社會成員共同承認的規則(包括評價體系)。但是，還要看到，在不同的階級、階層之間，在不同地位的民族之間，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相互沖突的價值體系、文化及其行為規則。因此, 在社會科學研究過程中會出現兩種情況。在一種情況下，社會研究者把自身所具有的一些關於規則的知識作為理所當然的東西來解釋人的行為，這樣，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會不自覺地進入社會科學。在另一種情況下, 社會研究者意識到存在著不同的、甚至沖突的規則體系，不得不首先對既存的各種規則進行評價、選擇。所以，對規則進行選擇評價，進而以某一規則解釋人類某種行為，是社會科學認識成為可能的前提。因此，社會科學中不可避免地包含著價值觀念、意識形態。

西方社會科學家是在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他們頭腦中會存在一些理所當然的西方價值觀、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而且這些觀念已經轉為文化無意識，成為一些習以為常的思維習慣。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這些西方意識形態會自然而然地滲透進西方社會科學。如果我們把西方社會科學作為自然科學一樣的“科學”，就會在不知不覺中陷入西方“意識形態”的陷阱。

二、警惕西方社會科學中的“西方中心論”陷阱

社會科學並非是對社會的鏡像反映，它有著建構特征。社會科學家的立場及其所關注的問題會形成特定的視角，這個視角會決定研究者選取的材料和理論的整體框架，它是社會科學研究成為可能的認識前提，並滲透於整個社會科學研究的過程中。這就決定了在西方社會科學中存在著西方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視角，並在一定情況下有轉化為西方中心論陷阱的可能。

社會科學家的視角會影響理論的建構，這是一個早已被發現並深入討論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就一直強調階級性和科學性相統一。階級性就是認識的視角。在西方社會科學界有重要影響的馬克斯·韋伯在20世紀初就深入探討過社會科學的“價值關聯”問題。他認為，社會科學必然涉及解釋人類行為的目的，就此而言，它的研究對象本質上是一個文化的世界，一個價值的世界。人類行為紛繁復雜，不可能完全成為認識對象。隻有在一定的價值視野中，所研究的社會的事實才會呈現出來，成為研究的材料，而不同的價值出發點則會關注不同的事實。社會科學家在這些材料的基礎上構建理論。

社會科學研究的視角，或者說價值前提還決定了社會科學的理論構建方向。視角不同，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框架、理論構架也會不同。例如, 馬克思和迪爾凱姆是社會科學的著名代表人物，兩個人立場不同，理論視角不同，關於社會危機的理論構建方向就完全不同。馬克思從被壓迫階級出發, 力求世界革命化。他的社會科學首先是對資本主義批判的社會科學。他把資本主義視為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特定階段。他的方法是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他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是社會的基本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當二者不適應時，社會矛盾就激化，並會出現經濟危機。在馬克思的理論視野中，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內在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它為新社會准備了條件。與此相反，迪爾凱姆則具有保守主義傾向，力圖維護歐洲的現存秩序。在他的理論中, 社會是一個結構功能主義的有機體, 各個部分都是由社會的需要而產生的, 並發揮自身的功能。社會的各個部分是和諧的, 危機是社會的一種“病態”，是社會的功能失調。這樣，迪爾凱姆的理論方向就是要治愈這種功能失調。馬克思和迪爾凱姆理論視角不同, 隨之構建的理論框架也不同, 在理論中呈現的社會現實和救治社會疾病的藥方也自然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美國社會科學的主流意識形態發生了急劇轉變，邏輯實証主義風靡一時。價值中立原則成為社會科學的基本原則。社會科學的視角問題（價值前提）被認為是一種錯誤，因為它混淆了“知識的語境”與“知識的內容”。邏輯實証主義認為，視角問題（價值前提）是科學活動的准備階段，科學研究一旦開始，就要遵循價值中立原則。也就是說，視角問題只是社會科學研究真正開始前的准備階段。這樣一來，社會科學的視角問題及其與理論構建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問題就被屏蔽了。

上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西方社會科學的大規模引入，價值中立的社會科學觀也在我國發生了重要影響。這種社會科學觀遮蔽了西方社會科學價值觀及意識形態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堅定文化自信，錯把西方社會科學視為價值中立的科學體系，那麼，就會忽視西方社會科學的西方利益視角，忽視其中的西方中心主義，以至於在接受西方社會科學時，不自覺地接受這種視角，不自覺地接受西方中心主義，在不知不覺間，站在西方的立場上，不自覺地用西方的眼光看問題，從西方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出發思考問題。

三、警惕西方社會科學中“普遍性”陷阱

由於實証主義和邏輯實証主義在英美社會科學界的影響，社會科學被視為具有同自然科學一樣的普遍性，至於普遍規律在具體條件下的應用問題，就像數學公式代入不同的變量一樣簡單。但是，實際上，社會科學的普遍性與歷史的關系是一個根本沒有解決的問題。在西方社會科學發展中，這種爭議一直激烈進行著。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歷史主義學派和古典經濟學的爭論。爭論的中心就是古典經濟學的普遍性問題。

二者最早的爭論可以追溯到德國經濟學家弗裡德裡希·李斯特對英國以自由貿易為核心的古典經濟學的批判，他認為隻存在以國家為對象的“國民經濟學”，而英國古典經濟學的世界主義是建立在不存在的虛構前提的基礎上的。1845年到1849年，愛爾蘭發生大飢荒，英國統治者聲稱根據自由貿易和自由放任的原則制定政策，要限制食品救助，否則，就會干擾市場對“短缺”的反映。以約翰·K·英格拉姆和托馬斯·E·克利夫·萊斯利為代表的愛爾蘭經濟學家們認為，這些發達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原理不一定適合愛爾蘭的制度和文化，由此形成了愛爾蘭歷史主義學派。

影響最大的爭論發生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一方是以古斯塔夫·施穆勒為代表的德國歷史學派，另一方是以卡爾·門格爾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奧地利學派是在古典經濟學影響下形成的經濟學派。二者就經濟學是分析的還是歷史的，是描述歷史還是尋求普遍的經濟法則，是普遍的還是獨特的等重要問題展開大辯論。德國歷史主義學派認為，人類社會總是處於不斷的演變過程中，不同的民族、國家處於不同的發展過程，不存在適用於所有民族的經濟規律，所以，就經濟學來說，隻存在以個別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國民經濟學”，不能通過抽象邏輯推演，不能脫離這個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的整體歷史進行研究。一般認為，德國歷史主義學派在辯論中因為否定社會科學追求普遍規律而失敗。實際上，這一學派提出的“歷史”對社會科學的限制問題直擊了古典經濟學的要害。

在20世紀初，以凡勃侖為代表的美國經濟學家批評古典經濟學的抽象的經濟人假定，認為人是制度的產物，制度有一個演進過程，並發展為美國的制度學派。這實際上也質疑了新、舊古典經濟學的普遍性。

馬克思主義以深刻揭示人類歷史和社會發展規律而著稱。馬克思堅決反對社會科學抽象的普遍性，批判西方古典經濟學把經濟規律等同於源於人性的自然規律的做法。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寫道：“經濟學家所以說現存的關系（資產階級生產關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說明，這些關系正是使生產財富和發展得以按照自然規律進行的那些關系。因此，這些關系是不受時間影響的自然規律。這是應當永遠支配社會的永恆規律。於是，以前是有歷史的，現在再也沒有歷史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頁）在馬克思看來，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普遍性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正因為社會科學的普遍性受到制度和文化的制約，西方社會科學在其他國家頻頻“失靈”。如果不能堅定文化自信，忽視本土的經驗和智慧，把西方社會科學視為普遍適用的科學，就會跌入西方社會科學抽象的“普遍性”的思想陷阱，套用西方社會科學於中國實踐。在國家戰略層面，任何直接移植、套用其他國家社會科學的行為都會產生災難性后果。中國革命時期教條主義者機械套用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導致慘重教訓，蘇聯解體前政治改革移植西方政治制度，俄羅斯套用新自由主義的休克療法，這些都產生了災難性的后果。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根據國情，根據自己面臨的問題和具體條件，探索自己的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發展歷程中的中國經驗為中國社會科學積累了豐富的材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新時代對中國社會科學提出了新的使命。中國學者要堅定文化自信，走出西方社會科學中的思想“陷阱”，立足於中國發展的實際需要，歸納中國經驗，批判吸收西方社會科學中的養料，構建中國特色社會科學。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