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全面從嚴新政治生態六個關鍵問題的思考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治國理政的切入點和突破口放在黨建領域，即通過“全面從嚴治黨”，實現強身健體，永葆活力生命力，而從嚴治黨又是把“講政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此產生一個重要命題，講什麼樣的政治和怎樣才能講好政治，要回答好該問題，必須廓清若干政治元素的基本范疇、現實表現及其相互關聯，逐步形成完整的政治理論體系。這個命題解決得好，既可以化解現實矛盾，也可以推進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的發展。

關於政治品質

政治品質是政黨政治的根本問題。作政治主體的政黨，在立黨之初必須廓清自己的政治品質，即代表哪個階級的利益。這是原點和起點，因此關系到所有政治元素的生成和發展。比如，為什麼要“從嚴治黨”，嚴的標准、依據和邏輯是什麼？規范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利益的價值坐標和評價尺度是什麼？諸如此類，都取決於政治品質。習近平同志一再強調“不忘初心”，其關注的就是政治品質問題，為的是讓每一名共產黨員弄清黨“為誰執政”和“怎樣執政”。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品質是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原本不是一個問題，在過去很長時間裡，因為黨內一批干部包括高級領導干部出現政治迷失，認識不清人民是誰和如何為人民服務的問題，結果出現權力濫用，以致於走向偏離人民的道路。所以，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強調指出：“我們黨來自人民，失去人民擁護和支持，黨就會失去根基。必須把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作為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根本要求。”

黨的政治品質既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作為理論問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曾經作出科學界定和闡述，並且經過國際共運特別是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已經有了足夠的豐富和發展，隻要黨不蛻變，認識自己的政治品質不是難題。但也需要看到，隨著國際國內政治生態的變化，很多問題甚至發生本質性變革，比如，“人民”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就與馬克思主義經典論述發生了很大變化，最顯著的是階級漸變為階層，政治學概念轉化為社會學概念，如果忽視這些變化，“人民”就可能概念化和抽象化，甚至被異化。以前，黨不斷發展自己的理論，擴大自己的階級。當下有必要繼續對這個問題作政治屬性上的推進，以利於政治品質的維護。這其中有一個要害問題：政治屬性的人民與社會屬性的公民，其間能不能找到聯系點。

關於政治信仰

政治信仰奠基於政治品質，落腳於根本目標或終極追求。因此，不同政治品質的政黨必定形成各自的精神世界和價值系統。堅持共產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信仰，是異於世界大多數政黨之根本所在，也是這個黨獲得精神動力特別是原動力之所在。

人類社會最富特色的兩大精神世界，各為自己的精神之原點，一個是宗教信仰，另一個是共產黨人的共產主義信仰。二者不兼容，選擇了政治信仰就不可能再依靠宗教信仰，選擇了宗教信仰也就不應當再把政治信仰作為自己的精神支柱。當然，不同的社會主義政黨，因為政治理念和文化傳統存在差異，而對宗教的態度有所不同，越南共產黨就允許黨員有信仰宗教。至於蘇共脫離軍隊，蘇聯紅軍的衣缽繼承者俄軍迅速恢復宗教信仰，更與民族文化傳統關系密切。

政治信仰與宗教信仰的差異更帶有根本性，但換個維度看問題，它們之間也存在相通或相一致的地方。信奉者在極度艱難或物質生活高度豐富后，都追尋或借助信仰支撐自己的精神世界。因為，不管是政治信仰還是宗教信仰，都是追尋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並且追求的是具有終極性的意義和價值。否則，很可能墮入哲學家叔本華所說的“絕對價值的喪失”。

習近平同志高度重視信仰問題。他提出“共產主義信仰是共產黨員精神上的‘鈣’”，還強調“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尤其在對《准則》和《條例》作說明時指出，黨內政治生活出現了一些亟待解決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主要是一些黨員、干部包括高級干部“理想信念不堅定、對黨不忠誠”。

換言之，歷代王朝之所以無法根除腐敗，就是因為沒有解決“形而上”的問題。找不到物質利益之外的價值追求和精神歸宿，貪腐就是必然選擇，反腐也就墮入“割韭菜”。由此而言，中國共產黨在加強自身建設的道路上，隻能通過強化集團內成員的政治信仰來獲得精神支撐，而不可能在堅持政治信仰的同時，尋求宗教信仰的支撐。

關於政治邏輯

政治邏輯就是對政治現象和政治活動作出符合思維規律的認識。政治邏輯把政治品質、政治信仰及其相關政治要素聯系起來，形成邏輯關系，以保証合規范並有效運行。自然界是聯系的，因此生成規律並具有運動特征。政治系統更應當具備內在關聯，由此保証一個政治集團或政治系統的有序運行。

十八屆六中全會提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其中存在一個重要政治判斷：“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這一判斷合乎政治邏輯。每一種政治制度都有其權力構成與運行模式，並且與文化傳統、人文基礎、政治邏輯緊密相關。比如，美國的聯邦制、政黨輪替與“三權分立”，這些制度設計必然導致政治權力碎片化，但在行政權上，總統就是元首，他可以不通過民主程序選拔內閣成員，這合乎其政治邏輯：既然選民將其推到國家元首的位置，那麼在其負責的領域就是領導核心。再比如，美國聯邦法院大法官給人以永遠正確的感覺，或者說他們擁有終極權威，這種永遠正確的權威性來自哪裡？用一位大法官的話說：“我們不是因為正確才權威，而是因為權威才正確。”這就是西方的政治邏輯，奠基於美國深厚的人文基礎。

關於政治倫理

政治倫理實際上就是圍繞政治行為作出的倫理道德規范，且根據成文或不成文規范進行倫理和道德評價，通過評價表明何為道德和怎樣有道德。文藝復興時期馬基亞維利曾經將政治學和倫理學作了區分，但隨著政治文明的發展，研究政治活動中政治與倫理關系的學科產生，因此有了政治倫理。政治倫理的尺度和標准取決於政治品質和政治信仰，什麼樣的政黨有什麼樣的政治倫理。政治倫理直接影響乃至決定著政治修養和政治行為。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上任以來，圍繞“全面從嚴治黨”提出一系列思想觀點，其中蘊含著深厚的政治倫理思想。比如，為了解決“打鐵還須自身硬”，出台了“八條規定”，並且這些規定的著重點是高級領導干部，特別是最高層，有了最高層的率先垂范，“看齊意識”就產生邏輯力量和倫理道德的力量。進一步分析，有以下幾個方面需要加深認識。

既然“人民利益高於一切”是黨的政治倫理原則，就必須在道德提倡的基礎上化為評價黨及其成員的具體尺度。依照政治邏輯分析，所有政黨都是為本國人民打工，並且所有政黨都宣稱自己是人民的仆人，做的是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但不是所有政黨都能夠做到這一點，哪怕曾經做到，也會因為政治生態的變化與價值觀念的變化而改變。怎樣才能避免出現蛻變？很重要的是遵循政治倫理原則。

既然“不走西方政黨輪替的道路”是根本政治制度安排，就必須確立更高的道德標准和執政能力要求。最先進的政黨必須有“潔癖”。既然明確把自己定位為先進政黨，那麼就需要有超越西方政黨的純潔度，而這個純潔度不僅包括政治上的純潔，還包括行政上和品德上的純潔。就黨內成員來講，必須“在黨言黨，在黨愛黨，在黨護黨”。必須忠誠於黨的事業，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如果不是這樣，就違背了政治倫理，屬於道德缺失。

這樣的要求並不為過，任何人生活在這個社會，都必須遵循基本的倫理道德規范。任何社會和社會中的組織要保証和諧有序，也必須制訂倫理道德規范，同時，因不同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倫理道德規范不盡相同。西方是由個體而國家，我們是由國家而個體，西方的倫理道德規范起源於宗教，我們的倫理道德規范奠基於小農經濟，經由孔孟的思想融合而成。“三綱五常”今天來看存在腐朽的東西，但卻是維系封建統治上千年的倫理道德規范。中國共產黨作為政治集團，要保証堅強有力，政治規矩這樣的剛性約束不可少，但政治倫理這樣的柔性約束同樣不可或缺。所謂“剛柔相濟，陰陽互補”。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政黨，是由先進分子帶領的政治集團，最高領導層就應當擁有更堅定的信仰信念。所以，十八屆六中全會決定強調：“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以實際行動讓黨員和群眾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強大力量。”同時，中國共產黨堅持“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那麼黨的中央委員會，特別是最高領導人就必須擁有政治和思想上的引領能力。所以，中央連續出台約束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包括最高層的規章制度，由此樹立起道義的標杆，進而要求黨內成員樹立“核心意識、看齊意識”。這其中同樣包含著政治倫理規范。

關於政治規矩

政治規矩就是政治領域或黨的系統內應當遵循的規章制度，成文的是有准則條例等，不成文的則是通識、常識。政治規矩奠基於政治品質和政治信仰，受政治邏輯和政治倫理的影響。政治規矩是習近平同志提出的新概念，也是其治國理政的突破口和著力點。

習近平同志主政以來，強力推行“全面從嚴治黨”和“全面依法治國”，有了這樣的治國理念，也就有了政治規矩，這是十分合邏輯的事情。習近平同志在多個重要場合圍繞這一命題加以闡述。“治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關鍵是要立規矩、講規矩、守規矩。”“把守紀律講規矩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堅持黨的領導，首先是要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這是一條根本的政治規矩。”為了便於遵循，他對政治規矩的內涵或外延作了廓清：黨章是全黨必須遵循的總章程，也是總規矩﹔黨的紀律是剛性約束，政治紀律更是全黨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言論、政治行動方面必須遵守的剛性約束﹔國家法律是黨員、干部必須遵守的規矩﹔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

一種制度規范、紀律要求、規矩約束具備了科學性，至少表現在，當需要追究的時候，讓每一個責任人承擔起自己應付的責任，不能因為執行的是領導的命令，就不負有責任，領導有領導的責任，執行者有執行的責任，這樣才能形成了一個環環相扣的約束機制，同時也向黨內民主邁出一大步。以往為什麼一到追究的時候沒有真正的實體責任者，很重要的原因是制度不完善，規矩彈性化。

政治規矩主要規范的是領導干部行為，這一點充分反映在十八屆六中全會決定中，包括10個堅決，8個不允許，6個不准，基本上開列了政治規矩的主要方面。

可以肯定，十八屆六中全會強調的堅守理念和相應的措施，必將讓那些對“從嚴治黨”持懷疑態度或觀望態度者，由此更新認知。全面從嚴治黨不是口號，更非權益之計，而是關系黨和國家命運的戰略決策，隻能長期堅持，不能有絲毫鬆懈。當人們的認知發生改變，會逐步化作習慣，形成自覺，黨員干部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普遍擁有這樣的認識及其行為，黨便進入自我革新、自我提升的新通道。

關於政治修養

政治修養是指政治集團中的人或參與到政治活動中的人對政治與政治活動的理解把握，在這個過程中實現內化。政治修養與人文修養、人生修養有相通之處，同時有很大區別。相通於修養提升路徑和方式，區別在於修養內容，人文修養是通過優秀人文傳統或優秀傳統文化豐富和完善自己。人生修養是以社會主流價值觀為標准，通過人生實踐或人生體驗感知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政治修養則是遵循政治集團的規則和要求，或者說要按照集團的政治品質、政治信仰和政治倫理去修為。

政治修養不是純粹的“形而上”，而是與政治行為緊密聯系，並且修養水平與高度反映在政治行為中。作為中國共產黨這樣的先進政黨，要求其成員特別是高層次成員具有中央一再強調的政治定力和責任擔當。怎樣才能擁有政治定力？這需要政治自信，而政治自信決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必須依靠堅定的政治信仰信念作基礎，如果沒有對主義的崇尚，心中就不會有根基，面對各種價值觀的沖擊，必然會出現搖擺。至於責任擔當，應與此相一致。當然，如果擁有了政治倫理的輔助，承載力一定會更強，因為有了政治倫理意識，就會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也就是選擇了一個為人民利益而奮斗的政黨，就必須有所犧牲，也就是敢於擔當。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黨的建設理論不斷豐富發展，比如，中央越來越強調黨員領導干部的人文修養，一定意義上已經將其納入到政治建設的輔助要素。這是合乎邏輯甚至合乎政治邏輯的。人存在人性、社會性、政治性，要有強烈的政治性或黨性修養，必須以人性作基礎。同時，真正有政治修養或有真正的政治修養的人，也應當有社會性和人性。

關於政治行為

政治行為是指政治集團或參與政治活動的人，在特定利益基礎上，圍繞著政治權力的獲得和運用、政治權利的獲得和實現而展開的活動。換個角度講，所有政治集團的成員都存在三大屬性和屬性基礎上的行為，人性是自然屬性，其行為必然有“食，色，性也”。

人性的東西經過社會塑造或社會規范，行為便發生變化。正如瑞士心理學家榮格的理論所闡釋的，底層的潛意識部分，人類世世代代的活動方式和經驗庫存在人腦結構中的遺傳痕跡，逐漸成為集體潛意識。這種集體潛意識不同於后天習得的個體潛意識，它是通過先天遺傳的，是個體始終意識不到的東西。“由於人類遺傳下來的原型不需要借助經驗的幫助即可使個人的行動在類似的情境下與他的祖先的行動相似”，所以具有一定的強制性。這就是說，人的社會性基礎上的社會行為，已經包含了理性的成分。

政治行為更是如此，有什麼樣的政治集團，就有什麼樣的政治品質、政治信仰，同時有什麼樣的政治邏輯和政治倫理，所有這些都對集團內的成員的行為產生影響。又因為政治集團較其他社會組織有更強的組織力或強制力，因而每個成員都必須依據集團意志決定行止。

要實現政治自覺，以至於達到榮格所講的無意識，很重要的是不斷提升和強化集團內成員的信仰信念，一旦政治目標和實現目標的努力上升為信仰信念，就能產生無窮的力量，這一點由革命戰爭年代先烈的自我犧牲精神可以看出。比如，鄧小平的女兒毛毛有一次向父親提問：“長征的時候你都做了什麼工作？”鄧小平回答：“跟著走！”跟誰走？表現出來的是跟著紅軍隊伍走，但內含的本質卻是跟著信仰信念走。所以，隻有堅定的信仰信念才能啟發政治自覺，才有黨和人民所要求或期盼的政治行為。

關於政治生態

政治生態本身就是講政治的一個重要元素，更是上述政治元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加強政治生態建設，是把從嚴治黨引向深入的重要標志，因為政治生態建設帶有系統性、基礎性和根本性。

認定政治生態具有系統性，在於任何社會的、政治的、自然的生態形成和變化，都是各種相關要素共同構成和作用的結果，這也是生態建設是系統建設、機制建設的緣由。講其具有基礎性和根本性，在於其與體制制度相類似，“制度不好，好人不能充分做好事，制度好，壞人也會被改造”，個案或階段性問題的解決，效力是有限度的，隻有形成良好生態，正向塑造才能形成。

環境改造人，這原本是人類社會的規律，歷史與現實，政治生態與社會生態皆証明這方面建設的極端重要性。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在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任何人在不同程度影響周圍環境的同時，更多地是接受環境的改造。由此，掌握執政權力的執政黨，不管是“治”黨還是“治”人，都必須從優化環境入手，這樣可以事半功倍。

從問題入手分析，結果同樣如此。在過去的很長時間裡，貪腐之所以如此嚴重，與政治生態和人文生態的惡化有關。政治生態的變化有其客觀必然性。革命戰爭年代黨的大批成員為了人民的利益，背叛自己的階級，甚至獻出鮮血和生命，由此而擁有強大的凝聚力、戰斗力，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這與生態有很大關系，那時權力是不能直接兌換成利益的，因為戰爭的環境決定了你不能保護既得利益。進入執政階段，條件發生了變化，由於我們黨的建設沒有很好地適應這種變化，結果是一段時間出現了信仰信念缺失，組織紀律鬆懈，意志力煥散，出現了嚴重的權力尋租，進而形成了不良的政治生態，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逆塑造現象。所以，習近平同志強調：“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須有一個良好政治生態。政治生態污濁，從政環境就惡劣﹔政治生態清明，從政環境就優良。政治生態和自然生態一樣，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現問題，再想恢復就要付出很大代價。”

為什麼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以反腐為突破口，以制度建設為著力點，全力淨化政治環境，營造優良的政治生態？就在於抓根本。因為黨是領導一切的，隻有淨化黨內政治生態，才能保証開創國家事業新局面。今天，我們黨內已經實現了政治生態的好轉，隻要我們進一步推進“講政治”，也就是從理論到實踐上不斷發展前進，政治生態一定會不斷得到優化。

（公方彬，國防大學軍隊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教授。研究方向為軍隊作風、廉政建設。主要著作有《決策中國》《價值中國》《精神中國》《思想的原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