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走筆：新的主要矛盾標識新的歷史方位

　　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表述明確標識了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

　　新時代之所以成為新的歷史階段，最關鍵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要求就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變化。從十一屆六中全會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矛盾的主要方面上表現為以下三點變化：一是人民需要的內涵大大擴展，從物質文化的領域向包括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態文明在內的全面美好生活躍升和轉變﹔二是社會生產能力的水平明顯提高，從“落后的社會生產”發展到現代化的經濟大國和制造強國，並成為全球第一出口大國和增長最快的投資來源國，我國告別了短缺時代，也告別了規模、速度和總量滿足階段，社會生產向形態更高級、結構更復雜、分工更合理的水平上提升和發展﹔三是發展重心和抓手轉向結構性改革，“不平衡不充分”成為我國當前的短板和發展的關鍵，向平衡要效益和效率，向充分要空間和質量，堅持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補短板，推動發展理念邁向創新、平衡、綠色、開放、共享的新階段。

　　“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落點對應著“美好生活需要”，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成為我國創新發展思路、構建新發展模式、形成新發展動力的重要基礎，並形成新時代發展的重要特征。

　　“不平衡”包括經濟不平衡、制度不平衡、社會不平衡和理念不平衡等重要領域，並相互影響、彼此牽聯、形成整體，解決起來難度大、風險大、影響大，當然，意義和作用也更為巨大。經濟不平衡主要包括產業不平衡、區域不平衡和動力不平衡，是“不平衡”的基礎﹔制度不平衡則主要包括准入制度、分配制度、管理制度和產權制度上的不平衡，是“不平衡”的條件﹔社會不平衡指向了階層不平衡、流動不平衡、權利不平衡等深層次問題，是“不平衡”的深化﹔理念不平衡指出了經濟與生態、民生與社會、積累與消費、先富與后富之間的不平衡理念關系，是“不平衡”的顯化。

　　“不充分”則主要包括要素不充分、產業不充分、競爭不充分、模式不充分和形態不充分等，要完善機制，強化治理，形成有序、穩定、活力、創新的良好局面。要素不充分是指新要素的開發、閑置要素的使用和低效要素配置優化上的不足，其改變是走向“充分”的前提﹔產業不充分是指新產業的培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和新舊動能聯動發展上的不足，其改變是走向“充分”的支撐﹔競爭不充分是指壟斷的破除、競爭機制的優化和競爭環境的保障上的不足，其改變是走向“充分”的保障﹔模式不充分是指新模式的落地程度不夠、融合程度不好、對傳統經營模式的整合范圍和深度不足，其改變是走向“充分”的動力﹔形態不充分是指技術形態、產品形態和產業形態上的單一和缺失，從而使模塊化、分布式、共享經濟等新思維、新業態的發展不足，其改變是走向“充分”的效率和延伸。

　　我們要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

　　（作者閆坤，中共十九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黨委書記、研究員。記者張寶庫整理。作者肖像，張超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