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

黨的十九大報告在闡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時強調指出，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高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確保黨始終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也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我們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更好把握穩和進的關系，把握好平衡，把握好時機，把握好度。當前，社會上對於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仍存在認識不到位、不准確、不全面的問題，特別是在什麼是穩中求進、為什麼要穩中求進、為什麼能穩中求進等基本問題上存在一些偏差。為此，有必要從理論上系統地回答以上關於“穩中求進”的基本問題，全面、辯証地理解穩中求進的內涵，破除認識誤區，為自覺貫徹落實好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夯實認識基礎。

什麼是穩中求進

回答“什麼是穩中求進”，就是要講清楚“穩”的內涵、“進”的內涵，以及“穩”與“進”的關系。

早在2014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穩的重點要放在穩住經濟運行上，進的重點是深化改革開放和調整結構。穩和進有機統一、相互促進。經濟社會平穩才能為深化改革開放和經濟結構調整創造穩定的宏觀環境。要繼續推進改革開放，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良好預期和新的動力”。2016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穩”與“進”的關系作出了進一步的闡釋，即“穩是主基調，穩是大局，在穩的前提下要在關鍵領域有所進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奮發有為”。2017年7月21日在中共中央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時，習近平總書記再次重申“要更好把握穩和進的關系，穩是主基調，要在保持大局穩定的前提下謀進。穩中求進不是無所作為，不是強力維穩、機械求穩，而是要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有所作為，恰到好處，把握好平衡，把握好時機，把握好度”。以上論斷已經對穩的內涵、進的內涵和“穩”與“進”的關系作出了精辟論述。當前關於“什麼是穩中求進”的認識偏差主要體現為對“穩”與“進”的理解仍不到位。

“穩的重點要放在穩住經濟運行上”。經濟增速換擋期、增速下行壓力較大背景下，理解“穩住經濟運行”的關鍵在於如何避免機械地從增速維穩層面去理解，陷入不能根據國內外形勢變化調整經濟增速預期目標，經濟指標不能適度向下波動的認識誤區。“穩住經濟運行”與增速目標適時適度下調、經濟指標在合理區間內向下波動並不矛盾。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一貫強調並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根據“三期疊加”、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等客觀因素，適時適度下調增速預期目標，從2013年的7.5%左右下調至2017年的6.5%左右，實際增速則從2013年的7.8%逐步下移至2016年的6.7%。實踐証明，“穩住經濟運行”並不意味著要對增速強力維穩、機械求穩，不意味著增速目標及增速不能下移。在不發生大的波動情況下，“退 一步、進兩步”，犧牲一定速度指標換取增長質量和效益的顯著提升就是穩中求進。

“進的重點是深化改革開放和調整結構”。這一論斷明確告訴我們，不能將“進”片面理解為短期內經濟指標的回升，而應理解為決定中長期經濟增長根基的改革開放和結構調整。在中央對全面深化改革已經作出戰略部署的情況下，理解“進”的關鍵在於如何理解調整結構。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對於結構調整，我們應超越企業、產業、區域、需求等視角，從宏觀上、經濟運行機制上去把握結構，明確結構調整的方向。當前存在的重大結構性失衡主要體現為實體經濟內部供需結構失衡、金融與實體經濟失衡，以及金融和房地產失衡。堅持穩中求進，推動結構調整，就要把“進”的重點放在推動三個重大結構性失衡的再平衡上。

為什麼要穩中求進

回答“為什麼要穩中求進”，主要是要講清楚為什麼穩是主基調，不能在短期經濟指標方面一味求進。與穩中求進相反，一味求進論否定穩是主基調、穩是大局，追求短期經濟指標的盡快回升或V型反轉。我們並不是不喜歡“進”和快“進”，誰都希望一日千裡，V型反轉。但是，無論是從現實需要還是歷史經驗教訓出發，都要求我們堅決反對一味求進。否則，不僅不能“進”，反而會產生反效果，對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帶來巨大干擾。

穩中求進是治理三個重大結構性失衡的現實需要。實體經濟內部供需結構失衡、金融與實體經濟失衡、房地產與實體經濟失衡阻滯了經濟循環，降低了經濟活力，導致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和金融風險不斷積聚。要治理這些失衡，穩中求進是基本前提。如果一味求進，追求短期經濟指標的快速顯著回升，在內生增長動力仍然較弱的背景下，就不得不繼續甚至更多依賴傳統經濟增長模式，依賴房地產投資和信貸快速擴張。結果毫無疑問是進一步加劇失衡：“僵尸企業”得不到清理、產能過剩難以化解，過度金融化無法抑制、金融穩定壓力和要素“脫實向虛”進一步加劇，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和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增加並存，等等。

穩中求進是我們黨領導經濟工作歷史經驗和教訓的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濟工作實踐表明，若在指標上一味求進，追求速成，經濟建設很容易遭受重大挫折。相反，堅持穩中求進，即便經濟運行遇到巨大困難，也能將其克服，取得較好經濟增長績效並為未來發展創造潛力。1998—2002年期間，面臨外部亞洲金融危機沖擊、國內國有企業舉步維艱、金融風險大規模暴露等嚴峻挑戰，中央堅持穩中求進，大力推動國企、金融、住房等領域改革，擴大開放加入WTO，在深化改革開放和調整結構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不僅穩住了經濟運行，還為2003—2007年的經濟快速增長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

穩中求進也是應對目前國內外不確定性的戰略思維。一方面，國際經濟金融環境不確定因素仍然較多。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仍未消除，全球經濟復蘇依然疲軟﹔去全球化思潮抬頭，貿易、投資保護主義陰霾仍未消散﹔地緣政治沖突此起彼伏﹔非金融部門杠杆率仍在攀升，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正常化可能沖擊全球金融穩定，國際經濟金融環境仍面臨較大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國內經濟運行面臨的矛盾和問題仍然不少。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企業預期逐漸向好、市場信心不斷增強，金融風險有序化解。不過，經濟運行仍面臨下行壓力，內生增長動力還不夠強，金融領域“灰犀牛”風險依然存在。面對國內外環境可能存在的負向變化，需要有底線思維，通過穩中求進為可能出現的沖擊預留緩沖和騰挪空間。這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預期增速目標一直堅持留有余地的重要原因。

為什麼能穩中求進

穩中求進的基本前提是能“穩住經濟運行”。有一種錯誤的“硬著陸論”觀點認為，中國很難穩住經濟運行，不能穩中求進。在今年以來中國經濟穩中向好的情況下，這種“硬著陸論”仍在一定范圍內流行，根源在於忽視了中國的三大核心優勢，即后發優勢、體制可改革性優勢和大國優勢。縱觀全球經濟發展史，經濟可持續發展總體上靠技術進步和制度革新的雙輪驅動。后發優勢將在一個較長時期內構成中國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源源不斷的潛力。體制可改革性優勢為制度革新提供最重要的保障，使后發優勢所蘊含的潛力得以釋放。大國優勢則意味著較強抗風險能力，充足的“試錯”空間，為發揮后發優勢和體制可改革性優勢創造條件。

穩中求進有后發優勢的支撐。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仍屬於發展中經濟體。中國的技術、產業平均水平與世界技術、產業前沿仍有明顯差距，仍具較強后發優勢並蘊含了較大增長空間。即便世界技術、產業前沿拓展速度顯著降低，后發優勢的存在也可以保障中國具有保持相對較快技術進步速度的潛力。重要的是，一個國家政黨、政府是否具有穩定強大的執政能力、與時俱進的創新能力，是其發展的先決性條件，中國的全面深化改革和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將可以確保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后發優勢所蘊含的潛力不斷釋放。有人擔心，與成功追趕型的較小型經濟體不同，超大經濟體后發優勢的釋放會受制於全球需求空間，中國塊頭太大，國際市場難以容納后發優勢的充分釋放。這種觀點的錯誤在於，既沒有認識到大國本身的內需可以構成巨大支撐，也沒有認識到中國正致力於推動全球包容性增長。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以開放包容為特征，以互利共贏為追求的“一帶一路”倡議，正是中國希望通過促進全球增長特別是發展中經濟體的共同發展來實現自身發展的集中體現。

穩中求進有體制可改革性優勢的保障。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制度唯有不斷革新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一方面，受特定利益群體的影響，任何一種制度本身都可能存在蛻化的自然傾向。另一方面，有益於過往發展階段的制度不一定能夠適應新的變化了的環境。與世界主要經濟體相比，中國在體制可改革性方面表現出了明顯優勢。首先，中國具有強烈的改革意識。改革沒有完成時，隻有進行時，既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認識，也在全體中國人的腦海中打下深深烙印。其次，政治生態的淨化為改革提供了好的環境。改革的探索或實施需要有為干部，需要政治領域的企業家。反腐的深入推進，風清氣正的從政環境的營造，有利於將領導干部的精力吸引到推動制度創新上，有利於形成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良好氛圍。最后，當前遇到的矛盾和挑戰也有利於進一步凝聚改革共識。古今中外的改革實踐表明，改革共識較難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受到不當觀念的束縛。這些根深蒂固的觀念，隻有通過實踐的演進和現實的教育才能得以打破。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因素的弊端越來越充分地展現在人們面前，改革的必要性和方向也就不言自明了。

穩中求進有大國優勢的護航。首先，大國抗風險能力較強。由於經濟體量大、內部市場大，在外部沖擊下，通常具有更大的回旋余地，經濟波動性相對較小。隻要宏觀經濟政策不出現重大失誤，中國完全能夠應對和承受各類風險沖擊。其次，大國有利於釋放后發優勢。后發優勢釋放不是對國外技術和商業模式的簡單照搬，也伴隨著大量的創新。總體而言，大國的創新生態相對較好。龐大的經濟規模及其伴隨的多樣性，為初創企業挑戰現有的大企業留下了更大的空間，保障了較強的企業縱向流動性，即創新型企業從小變大的可能性。最后，大國在體制可改革性方面更具優勢。當改革本身蘊含較大風險時，大國的幅員遼闊為改革試點提供了廣闊的“試錯”空間，有利於通過試點總結經驗，控制風險，降低成本。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之所以保持了較強的體制可改革性，正是由於充分利用了大國優勢，通過地方或局部改革試點實現了對改革風險及成本的有效管理。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