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

2014年1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古代像包公、海瑞這樣的清官，老百姓都推崇他們為‘青天’。包公曾經寫過一首明志詩：‘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兔狐愁。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我們的干警要把法治精神當作主心骨，做知法、懂法、守法、護法的執法者，站穩腳跟，挺直脊梁，隻服從事實，隻服從法律，一是一、二是二，不偏不倚，不枉不縱，鐵面無私，秉公執法。”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北宋名臣包拯書寫的這首《書端州郡齋壁》簡潔明快、通俗易懂，以鼠雀、兔狐之喜愁反襯“清”之品質可貴，以秀干、精鋼之直道彰顯“直”之志氣高潔，展示出包拯不凡的志向和高尚的品格。包拯對宋仁宗說：“竊慕古人之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義之分。確然素守，期以勉循。”他心目中的官員，理應具備清廉、正直、睿智和忠誠等政治素質。包拯曾經擔任端州（今廣東省肇慶市）知州，端州因境內端溪而得名，端溪產端溪石，石質堅實細潤，用作硯台，墨不上毫，書寫流利。前任地方官百般榨取，把端硯作為討好京城高官的禮物，包拯到任后，特地規定每年制造的硯台隻需達到上貢的數量，從數量上控制了作為禮品的端硯生產，他本人任官期滿，不持一方硯台而歸。

“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包拯也是剛毅正直的化身。在任知開封府期間，他發現開封府除朝廷命官外，還有編制中的胥吏600人，他們習於久任、因緣為奸、敲詐勒索、暗中作弊。包拯從嚴治吏，從胥吏手中褫奪了大部分權力，改變了訴訟當事人不能直接遞交訴狀的規定，打開開封府衙大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宮禁中有勢力的宦官為自己家族構建亭台樓閣，侵佔了惠民河河道，造成洪災隱患，包拯悉數摧毀，毫不留情。京城上下，聞者欣喜，傳言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蘇轍說包拯知開封府，“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

兩宋時，包拯就是一位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公眾人物。北宋神宗時擔任過參知政事的吳奎說：“其聲烈表爆天下之耳目，雖外夷以服其重名。朝廷大夫達於遠方學者，皆不以其官稱，呼之為‘公’。”這就是“包公”尊稱的由來。包拯在世時，“包公”就是人們對他的尊稱。南宋時，包公更是“名塞宇宙，小夫賤隸，類能談之”。元代，隨著元雜劇的出現，包公劇目急速生長，明清戲劇、小說等俗文學的普及，更是將包公故事與傳說推向高潮，包公的形象也家喻戶曉。

為什麼在一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包公的形象經時間的洗滌，不僅沒有褪色，而且愈加鮮明生動？今天，我們接受了現代民主與法治理念的洗禮，固然可以把“清官意識”歸入人治的行列加以批判，但作為一種經歷過長時間歷史考驗的社會治理方式，賢人政治從現實的層面講，其達成治理的有效性和成功率並不低。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所有的規章制度最終必須通過人來執行。儒家政治思想最重要的特點就在於賢人政治，其基本假設大致有以下幾點：第一，社會和國家的統治說到底最終要通過人來進行，特別是賢人和智者﹔第二，社會中會產生這樣的具有高尚道德和高度智慧的人﹔第三，社會應當有而且確實有辦法將這些賢人智者選拔出來，賦予他們以決斷事物的最終權力。

賢人政治的理念，在今天可以被法治的理念兼容。依法治國是當下政治文明的鮮明旗幟，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之“特”，也就在於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2500多年前，孔子就生發過這樣的感嘆：“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法律與道德，是管束人們行為的兩種力量。法律的管束是“剛性”的，道德的管束是“柔性”的。法律是外在的強制性的管束力量，而為賢人君子所認同並實踐著的道德信念，則是內在的自我約束的力量，它不僅不與法律相沖突，而且促使人們認同、接受紀律和秩序。

（作者：范立舟，系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中國宋史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