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個結合上認識當代中國的歷史方位

習近平總書記在“7·26”重要講話中指出，認識和把握我國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要堅持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從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國內和國際等的結合上進行思考。科學認識和把握與世界深度融合之中的當代中國的歷史方位，同樣需要立足於馬克思主義的寬廣視野，從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國內和國際等的結合上加以審視。

從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看

弱國無外交。歷史無情地証明，相應的國家實力始終是國際交往的“硬道理”。昔日，漢唐雄風威震宇內，是和當時的“盛世”直接關聯的。蒙元帝國橫跨亞歐大陸，深刻改變了世界版圖和歷史走向，是和它無與倫比的軍事力量以及組織體系相聯系的。大明王朝盡管內部積弊叢生，但直到中后期其經濟實力依然獨步世界前列（擁有當時世界白銀總量的2/3）。直到滿清時期，統治階級面對蓬勃而來的西方工業革命浪潮固步自封，不思革新圖變，終於難免“落日的輝煌”，陷入“落后就要挨打”、以至“開除球籍”的絕境。

今天，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力倡以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夢，其實就是百年來中華民族歷代仁人志士矢志追求的根本目標。這其中，“國家富強”是基礎、前提和根本，它為民族獨立以及全體人民的各項基本權益的實現提供堅實的物質、制度和價值保証。習近平總書記在“7·26”重要講話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其中，“強起來”，是指包括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到對外交往等方方面面在內的綜合國力的躍升。

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上曾經輝煌的中國在走向世界、重返全球舞台中央的壯闊進程中，以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描繪出了壯美的圖畫。這其中彰顯的不僅是強大的工業制造體系、不斷增強的軍事力量、屢屢彎道超車的高新科技、無與倫比的進出口能力、深廣的消費市場等“硬實力”，而且更有依托這些“硬實力”、承載和體現中國氣度、中國風格和中國價值的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故事等“軟實力”。也就是說，鴉片戰爭以來，滿懷歷史悲情的中華民族自從有了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堅強領導，立足數千年一脈相承的歷史文化積澱，秉持剛健有為、吸納包容的開放進取姿態，億萬中國人民沿著符合本國國情、反映時代特點的社會主義金光大道，不僅在物質文明上創造出高於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水平，而且已經並且必將在精神文明上迎來民族文化的全面復興，在批判性繼承資本主義一切優秀精神文化成果的基礎上締造出更加先進的新文明形態。

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看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曾幾何時，輿論界有這樣一種聲音，即認為伴隨中國自身體量的增大，對世界的影響也在不斷增強，面對國際格局大調整大轉型大變革的“歷史三峽”，我們應推出更加具有解釋力、感召力和引領力的對內對外戰略。縱觀當下世情，不可否認的是，自從以美蘇兩極爭霸全球為主調的冷戰結束以后，以9·11事件為標志，長期作為世界主導力量的西方世界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領域日趨亂象紛呈，西方國家治理之亂暴露出其政治制度以及社會治理的深層危機。全球范圍內以貿易保護主義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抬頭，世界未來以及人類的前途命運充滿不確定性。但與此同時，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的國際社會，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的意願依然強勁，特別是隨著奉行和平發展道路的中國力量的茁壯成長，正在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客觀上也給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大國應該履行什麼樣的國際責任，為有效解決人類問題提供一個什麼樣的“中國方案”，提出了必須面對的時代命題和歷史任務。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更好地發展自身，著眼推進全球治理，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人類共同發展，以馬克思主義的寬廣眼界深刻洞察世界大勢、准確把握自身情況，在繼承和弘揚既有外交思想的前提下，提出了“親—誠—惠—容”的外交理念，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新理念，帶頭構筑“亞投行”，力倡“一帶一路”建設，主持推進“金磚國家會議”等，更加具有突破性的是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構想，從而構成為新時期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戰略的重要基點，等等。凡此種種，可以說，作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戰略核心和靈魂的習近平外交思想，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人民應對復雜多變的國際關系特別是大國博弈的“偉大斗爭”的產物，也是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這一偉大認識工具洞悉國際政治走向、認識人類社會運行規律的理論結晶，為新時期新階段維護和發展我國核心利益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同時也為國際社會從根本上破解“國強必霸”、走出“修昔底德陷阱”開具了體現“中國智慧”的“中國方案”。

從國內和國際的結合上看

“萬物一體”是人類一個非常古老的哲學思想。人類不同文明形態發生發展、交流融合的歷程表明，堅持和而不同、兼容並包的處事原則，正是全球化時代不同種族、不同文明、不同國家之間氤氳共生、和平共進的內在呼喚。自從大航海時代以來，建立在工業革命基礎上的西方現代文明的崛起是無法否認的客觀現實，的確深刻改變了世界歷史進程，但不論是從理論邏輯上還是實際情況上看，“世界歷史”並不是由西方人在“歐洲中心論”支配下的隨意涂抹和刻意裝扮的小姑娘，它既無法抹殺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其他文明國家歷史上帶給當時世界的影響和改變，更不可能一廂情願地主觀判定歷史已經終結於西式“自由民主”制度。

“世界歷史”究竟是如何演進而來，以及未來的“世界歷史”又將如何演進，國際國內早有不少具有良知的學者沖破“西方中心論”的枷鎖，從不同側面給予了深刻揭示和闡發。這其中，重頭是對於秦漢以來的中華文明在不同時期尤其是中古以后從政治、軍事、經濟、貿易和文化觀念上帶給“西方”的巨大歷史影響。有的學者甚至斷言，沒有中華文明通過絲綢之路等渠道對於近東乃至歐洲的深廣傳播，根本就不會有激發資本主義勃興的資產階級文藝復興運動。這樣講，目的在於還歷史本來面目，是希望更多的人們注意到這樣一個極其普通然而極易被忽略的事實，即“世界歷史”之所以能夠發展到今天，不是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一家之功，而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大文明體長期共同參與、深刻相互作用的客觀歷史進程。

百年來，中國通過自身的艱辛努力，不走西方列強對外侵略、對內掠奪的老路，經過幾代人的接力奮斗，正在以一個巨大文明體的身份重返世界舞台中心，其在國際格局、力量對比以及價值原則上對於“西方中心論”既有范式的消解和替代才剛剛開始顯現。

毋庸諱言，二戰以來給世界帶來深刻劇烈改變的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由於諸多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制約，通過一次次金融危機、國家危機乃至全球危機的方式，宣告其固有弊端和不可持續性。

反觀中國，經過近40年高速發展，經濟總量早已今非昔比，國家和社會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但作為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依然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依然在路上，因此，立足辦好自己的事情、不斷鞏固和壯大自身實力依然是最為根本、最為關鍵的。堅定不移地堅持改革開放國策，以更加自信、負責任的姿態走向世界，更加廣泛、深入、緊密地參與區域安全和發展事務以及全球治理，在與世界的良性互動的過程中，謀求對維護世界和平與推動人類共同進步的應有貢獻，是國際社會的廣泛期盼和呼吁，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日趨復雜險惡的國際環境中有效應對和克服重大風險、重大挑戰、重大阻力和重大矛盾，不斷開拓前行的內在需求。

總之，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二戰以來重返國際舞台的中國帶給世界以深刻改變，外部世界同時也在強烈而廣泛地作用及反作用於中國。因此，正確認識和把握當下之中國，科學謀劃、精准擬定未來戰略方向和行動綱領，必須牢固確立“世界眼光”和機遇意識，透過風雲多變的大小氣候，洞悉全球化時代“危”“機”並生的辯証法則，清醒認識、牢牢把握客觀存在的戰略機遇期。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現實與將來，必須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7·26”重要講話中強調的那樣，“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知危圖安”“看到成績和機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難和挑戰，看到形勢發展變化給我們帶來的風險，從最壞處著眼，做最充分的准備，朝好的方向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