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論》《矛盾論》與百年中國歷程

　　1937年，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以下簡稱“兩論”）在延安發表，至今整整80年。值此重要歷史節點，回顧既往，關注當代，展望未來，將有助於我們更清醒地認識中國成功開創的自主發展道路，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建構的卓有成效的制度保障，以及使這一切得以實現的中華文化根基，更自覺地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和發展，雄辯地証明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選擇並堅持的道路、理論、制度的正確性，証明了作為這種道路、理論、制度選擇的基礎和前提的中華文化的生命力。中華文化本性的通變和包容，使我們能夠立足中國、面向世界，做出符合時代要求的道路、理論和制度的選擇。已有的歷史成就，給了我們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充分自信﹔未來的發展前景，將進一步增強我們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自信。

　　“兩論”是哲學著作。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代表性著作，“兩論”包含著豐富的哲學理論和方法論內涵。其中最具有核心意義的內容，是知行統一理論和對立統一法則。借助知行統一和對立統一的哲學智慧，我們更容易理解，百年來中國發展的歷程，何以艱難曲折而又燦爛輝煌。

　　1.認識和實踐：知行統一理論

　　認識和實踐的關系，也就是理論和實踐的關系，這是人類社會發展、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問題。因為人是有意識的社會性的存在，人在社會實踐中形成認識，在認識引導下從事社會實踐。認識可以解釋世界，但這不是認識的最終目的。人認識世界，為的是改變世界。而要改變世界，首先就要改變自己，通過自我改變來改變環境。馬克思說：“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隻能被看作是並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自我的改變和環境的改變，不是重復、延續已有的狀態，如果導致新的更好的狀態，就具有創造性。人類實踐和認識的創造性，使人類社會發展突飛猛進。

　　正是自覺的認識和實踐，把人與狹義的動物區別開來。如恩格斯所言：“動物的正常生存條件，是在它們當時所生活和所適應的環境中形成具有的﹔而人一旦從狹義的動物中分化出來，其正常生存條件卻從來不是現成具有的，這種條件只是由以后的歷史發展造成的。人是唯一能夠掙脫純粹動物狀態的動物——他的正常狀態是一種同他的意識相適應的狀態，是需要他自己來創造的狀態。”認識的創造性與實踐的創造性是相互統一、相互促進的。人類越是遠離純粹動物狀態，認識和實踐的自覺性、能動性越高，作為主體自我的創造性就越強。中國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也是人的現代化的發展過程，即成為越來越具有自覺性、能動性和創造性的主體的發展過程。

　　認識對於實踐的引導作用，是以認識對於實踐的依賴關系為前提的。在這裡，認識和實踐關系的辯証法，是建立在認識和實踐關系的唯物論基礎之上的。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內在地結合在一起，只是在逐步展開的理論敘述中，才可以相對區別地分開加以說明。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是辯証唯物主義認識論，也是歷史唯物主義認識論，這是一種歷史的、社會的、實踐的辯証思維方式。

　　認識總是有對有錯的。一種認識是否正確，如何來判斷？這就是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准與途徑問題。在《實踐論》中，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隻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准。”隻有在社會實踐中，“人們達到了思想中所預想的結果時，人們的認識才被証實了”。在當時的中國革命中，僵化的教條主義者把書本知識或外國模式當作普遍真理，狹隘的經驗主義者把個人經驗或特定模式當作普遍真理，處理不好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的關系，不懂得在實踐中探索和檢驗認識的真理性，盲目行動，屢屢失誤，使革命遭受挫折甚至失敗。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科學地總結了中國革命實踐的經驗和教訓，糾正了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正確處理了革命理論與革命實踐的關系，並且從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的高度，從認識和實踐的關系，即中國傳統哲學所說的知行關系上，深刻加以闡發。從中國革命實踐出發，我們不拘守通過武裝起義首先奪取中心城市的道路，而採取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正確道路。中國革命的實踐証明了中國革命道路和中國革命理論的正確性。毛澤東在《實踐論》中，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高度，對中國革命中的實踐和認識的關系，即中國革命道路和中國革命理論的關系，進行了深刻的論述。這種理論邏輯的揭示，是以革命實踐歷史中無數鮮血和生命為代價的。

　　認識和實踐的這種基本關系，在后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過程中反復出現，說明這種基本關系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即有規律性的。在當時的抗日戰爭中，迫在眉睫的首要的問題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要在怎樣的軍事理論指導下進行？“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已有的古代軍事理論，如中國的《孫子兵法》，西方現代軍事理論，如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應該學習借鑒，但不能簡單照搬。針對當時中國對於革命戰爭理論的迫切需要，毛澤東寫作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等著作，從戰略上分析和回答了中國革命的戰爭理論和戰爭實踐的關系問題。毛澤東特別重視研究革命戰爭中的戰略問題，因為戰略問題具有整體性、全局性、方向性。戰略思維是高度概括的“大道”或“大勢”思維，最具有哲學思維抽象和簡約的特征。如果沒有如此自覺的革命戰爭理論的指導，就不會有中國革命戰爭的輝煌勝利。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要不要完全走蘇聯走過的道路？這個問題尖銳地擺在我們面前。經過多年實踐和探索，我們逐漸走上一條立足中國實際、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早在1956年，毛澤東就明確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這就是中國此后60多年來發展的“大道”或“大勢”，是扑朔迷離的歷史現象背后真正的本質所在。

　　“兩論”發表40多年后，1978年，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這一新的歷史時期的開啟，伴隨著一場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大討論，再一次証明認識和實踐的關系是中國發展中的基本問題。這時的核心問題是中國現代化的理論和實踐的關系，我們不再“以俄為師”，但是否“以西為師”？西方現代化走在前面，我們應該認真向西方學習。但學習是為了趕上甚至超過西方，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主張完全按照西方模式發展，否認中國國情的特殊性，是洋的教條主義﹔主張完全排斥西方理論，固守本國已有經驗，是土的經驗主義。我們堅持開放發展，既虛心學習、借鑒外國理論和經驗，又立足中國現實國情，探索、開創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實踐是理論的來源。幾十年豐富生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必然會概括升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久久為功，積健為雄。這樣，我們在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的同時，也堅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

　　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連同之前40年，“兩論”發表80年的歷史，反復証實了毛澤東當年論述的真理性：“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証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証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堅持實踐和認識即知和行的統一，中國的發展就能進到更高一級的程度。

　　2.矛盾和發展：對立統一法則

　　《矛盾論》開篇寫道：“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証法的最根本的法則。”由此涉及的問題主要有：兩種宇宙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毛澤東寫作《矛盾論》，同《實踐論》一樣，主要是批判黨內的教條主義思想。

　　在人類認識史上，形而上學和辯証法是兩種互相對立的宇宙觀即世界觀。中國古代哲學中也有豐富深刻的辯証法思想，但在傳統的素朴的形態中，還不能成為現代意義上社會全面變革的指導思想。大約一百年前，當時中國的先進分子放眼世界，尋求能夠指引中華民族走上現代化發展道路的理論及其哲學。在經歷反復探索和嘗試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包括它的哲學，用這種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這個辯証法的宇宙觀，主要地就是教導人們要善於去觀察和分析各種事物的矛盾的運動，並根據這種分析，指出解決矛盾的方法。”

　　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學哲學目的明確，就是要用哲學，他把哲學當作認識的工具，把研究哲學稱作“工具的研究”。在中國古代辯証法思想的基礎上，毛澤東確立了唯物辯証法的宇宙觀。早在毛澤東1913年寫的《講堂錄》中就可以看到這樣的話：“天下萬事，萬變不窮。”“人不能有俄頃不變化者。”“人之生蓋日日變易者。”毛澤東哲學思想中特別強調的“能動性”觀念，據考証來自於《孫子兵法》的“能為”觀念，植根於《易經》以來的“通變”思維方式（參見﹝美﹞田辰山《中國辯証法：從〈易經〉到馬克思主義》，134-137頁）。

　　世界充滿矛盾，矛盾普遍存在。矛盾的普遍性或絕對性有兩方面意義：其一，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其二，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世界就是矛盾的集合體。舊過程完結，新過程發生，又包含新矛盾，開始其矛盾發展史。但矛盾的普遍性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存在於矛盾的特殊性之中。

　　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或相對性，要從各個物質運動形式的矛盾，各個運動形式在各個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各個發展過程的矛盾的各個方面，各個發展過程在其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以及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這些矛盾的特性。對此，毛澤東特別強調，“離開具體的分析，就不能認識任何矛盾的特性”。一切運動形式的每一個實在的發展過程內，都是不同質的。“不同質的矛盾，隻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

　　在矛盾特殊性的問題中，有兩種情形需要特別注意加以分析，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在復雜的矛盾關系中，要善於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的矛盾方面。因為“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但這種情形不是固定的。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會發生變化的。國內外許多學者都認為，毛澤東對辯証法學說最顯著的貢獻，在於他詳盡地闡發了“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方面”這兩個概念。美國學者斯圖爾特·R·施拉姆就認為，“在中國，由於國內形勢和與列強的關系都是不穩定的，不可預測的，因此，在一個既定時期內，要確定哪種因素或矛盾是佔主導地位的，就不僅僅是個復雜的理論問題，而且是迫在眉睫的策略需要”。毛澤東敏銳地意識到中國社會矛盾的含糊性和復雜性，把矛盾問題置於突出地位，並力圖把這種深刻的認識在革命策略中具體化。這一點，對於當時革命斗爭的成敗關系極大。

　　一切過程中矛盾著的各個方面，互相排斥、斗爭、對立。矛盾無處不在。單純的過程隻有一對矛盾，復雜的過程有眾多矛盾。各種矛盾之間，又互相成為矛盾。由此組成客觀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們的思想，並促使它們發生運動。矛盾各方具有同一性。“一切矛盾著的東西，互相聯系著，不但在一定條件下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而且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有條件的相對的同一性和無條件的絕對的斗爭性相結合，構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運動。”矛盾斗爭不等於對抗，對抗只是矛盾斗爭的一種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

　　在《矛盾論》“結論”中，毛澤東強調：“當著我們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的時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和非主要的區別﹔當著我們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爭性的時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種不同的斗爭形式的區別。否則就要犯錯誤。”這兩點對於克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至關重要。短短一段話，文字不多，卻凝結了中國革命歷程中無數經驗和教訓。這些重要道理不可含糊，稍有疏忽，就會鑄成大錯﹔必須慎之又慎，准確把握，正確處理。

　　3.在實踐中認識和處理矛盾，促進發展

　　按照毛澤東“兩論”的概括，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問題就是：在實踐中認識和處理矛盾。80年來，我們所做的一切，從根本上說無非是兩件大事：第一，堅持認識和實踐關系上的知行統一理論，勇於探索和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克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兩種傾向。第二，堅持矛盾和發展問題上的對立統一法則，全面認識和正確處理國際國內復雜矛盾關系，避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兩種偏向。

　　毛澤東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初期，發表了《論十大關系》、《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從哲學上說，就是“兩論”的思想和方法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繼續和發展。毛澤東不斷總結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經驗和教訓，力圖正確認識和處理經濟、社會和人的發展中的復雜矛盾關系，從中可見他作為偉大的戰略家關於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戰略思考和戰略布局。

　　面對國內和國際極為復雜多變的矛盾關系，在極其艱難的自然和社會條件下，我們走過彎路，犯過錯誤，甚至出現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重大失誤。但重要的是，我們在實踐探索中不斷認識和反思，包括實事求是的自我批評，勇於承認錯誤，糾正失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撥亂反正，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堅定地走上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發展道路。

　　中國發展得以成功的基礎，在於融入全球性市場經濟，成為市場經濟的“弄潮兒”。日益發展的市場經濟，使經濟的自發性充分釋放出來，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原初動力。但是歷史的經驗反復表明，經濟和社會發展單靠自發性是不夠的，發展必須遵循其內在的規律性，這就要求發展主體實踐和認識的自覺性。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通過各級政府和社會組織，規劃經濟和社會發展，引導社會和人的全面進步。這種國家治理的正確性和有效性，是中國近40年迅速發展的制度保障。中國治理實踐的卓有成效，使我們有足夠理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擁有充分的自信。

　　發展是通過協調各種矛盾關系來實現的。當今中國作為僅次於美國的不斷成長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處於國內國際盤根錯節而又瞬息萬變的復雜矛盾關系之中。面對中國發展這種空前巨大的動態系統，加上國際關系中各種現實的相互作用，我們必須准確地認識和正確地調整各個層面、各個方面的矛盾關系，注重發展的整體態勢和效能。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新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是與毛澤東“兩論”精神完全契合的新發展觀念。作為對近40年中國發展實踐經驗的理論認識總結，新發展理念准確把握住了決定當代中國發展的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創新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動力問題。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狀況，越來越要求把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協調發展注重解決的是發展的不平衡問題。中國的發展是全方位的、多方面的，不僅需要各個子系統本身的協調，更需要大系統整體的協調，還需要中國作為大系統與世界各國乃至全世界的協調。綠色發展注重解決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問題。生態文明，綠色發展，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障。開放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的內外聯動問題。開放是中國走向世界、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共享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發展是共建的，也應當是共享的。這個原則不僅適用於中國，而且適用於世界。堅持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這是思想、認識、觀念、理念上的變革，也是行動、實踐、方法、道路上的變革，將對中國和世界的未來產生深遠影響。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必須落到研究我國發展和我們黨執政面臨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上來，落到提出解決問題的正確思路和有效辦法上來。要堅持用聯系的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增強戰略性、系統性思維，分清本質和現象、主流和支流，既看存在問題又看其發展趨勢，既看局部又看全局，提出的觀點、作出的結論要客觀准確、經得起檢驗，在全面客觀分析的基礎上，努力揭示我國社會發展、人類社會發展的大邏輯大趨勢。”從這些論述中，我們感受到像毛澤東“兩論”那樣的哲學思維的高度。貫穿在“兩論”中的那種實踐的、理論的和歷史的思維方式，是我們在當今歷史條件下依然需要加以學習和貫徹的。

　　我們的歷史使命在於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現實的世界越來越復雜，千頭萬緒，千變萬化，難以認清和把握。哲學是一種本質性、整體性、反思性的思維方式，通過分析批判和抽象概括，有助於抓住事物的根本和發展的趨勢。毛澤東指出，研究矛盾的復雜過程，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萬千的學問家和實行家，不懂得這種方法，結果如墮煙海，找不到中心，也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學習和運用唯物辯証法，特別是其中最根本的對立統一規律，為我們提供了在實踐中認識和處理矛盾的哲學方法論。

　　學哲學用哲學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實踐一再取得成功，在理論認識上的一條寶貴經驗，就是學哲學用哲學，特別是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和辯証法的重要性。學哲學用哲學可以有許多教材，歷史証明，毛澤東的“兩論”，對於我們的干部和群眾來說是最好的哲學教材。在以往的革命時期是這樣，在現在的建設時期也是這樣。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矛盾各有其特殊性，普遍性存在於特殊性之中，共性存在於個性之中。“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於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提高哲學思維能力，是領導干部能力建設最重要的內容。

　　4.展望未來的中國和世界

　　展望未來中國發展，到2020年，中國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2050年左右，中國將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除了少數持悲觀的觀點和故意唱衰中國的人之外，多數人相信中國經濟會持續增長，這種樂觀的觀點究竟根據何在呢？

　　經濟增長的實質是國民財富的創造問題。經濟的增長意味著財富創造能力的增強，反之，則標志著財富創造能力的減弱。當然，經濟的增長受到自然、社會和人的多種因素的制約，但在根本上取決於國民財富創造能力向實際社會財富的轉化。有其因，必有其果。中國經濟幾十年持續增長，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財富創造能力持續增強的現實表現和必然結果。

　　法國前總理讓-皮埃爾·拉法蘭指出，“智慧+勞動”這一方程式，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中國與其他國家一樣有智慧，但比其他人更加勤勞，因而更有機會克服困難。這個民族擁有許多特殊資源，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十分巨大。”有研究者指出，從1978年至2015年，美國成年人的平均國民收入增長59%，法國增長39%，中國增長811%。隻要國民創造財富的能力持續增強並得以實現，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就不會停止。

　　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認為，中國現在已成為一個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今后躋身高收入國家有獨特優勢：（1）后發優勢遠沒用盡﹔（2）減速更多源於外因﹔（3）內需潛力依然巨大﹔（4）財力雄厚保障投資。中國有條件和能力在“十三五”實現年均6.5%以上的經濟增長，使我國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國家邁進。在今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整體綜合國力和國民財富將穩步增長，這是一個不可遏制的歷史發展過程。

　　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在一次講演中說，1978年之前，是中國現代經濟的准備成長期。1978年之后，中國進入第二階段，即迅速成長階段，或稱經濟起飛階段。這一階段大體上是40年。之后，將進入第三階段：強盛期。展望未來，2030年、2040年乃至2050年，中國都處在國家發展的強盛期。就是說，中國現代化建設正處在由起飛期向強盛期轉換過程中，我們正在走向繁榮富強。

　　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堅持“兩論”的認識和實踐方式，在解決中國和世界的矛盾和發展問題上，以一個多世紀的奮斗，實現的一次最偉大的歷史性的矛盾轉化。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總攬戰略全局，把握發展大勢，開啟了波瀾壯闊的偉大奮斗，進行了新的偉大斗爭實踐，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全新局面。圍繞這一偉大實踐，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充分體現和深刻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証法、認識論、發展觀等基本原理，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我們完全可以說，經過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和海內外中華兒女前赴后繼的奮斗，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中國將在不懈的努力中，迎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能夠生活在這樣的歷史時代，親身參與以自覺的實踐改變中國和世界的歷程，親眼看到中國和世界的發展與進步，看到人類更加美好的未來正在向我們走來，不能不說是十分幸運的。

　　當代世界力量的對比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中國在歷史上原本就長期處於世界發展的前列，只是在最近幾個世紀落后了。經過一百多年的艱苦奮斗，中國又重新回到世界前列，這可以說是從“非常態”回到了“常態”。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在當代的發展不是像其他國家那樣的第一次“崛起”，而是“復興”，即再次興盛。我們隻不過是回到了本來屬於我們的世界前列的位置。而一個充滿生機活力的中國，一個不斷發展進步的中國，一個秉承和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中國，無疑將給未來的世界帶來新的希望。我們將認真兌現毛澤東向世界做出的庄嚴承諾：“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

　　 （作者：郭湛，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