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治理”的一項重要經驗

中國是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古聖先哲對於治國理政、法制建設進行了精辟的論証，顯示了高度的理性法律思維和偉大的創造力，為世界法文化寶庫作出了卓越貢獻，其中之一就是認為推行法制不僅需要制定善法，而且還需要具有執法的良吏﹔片面的任法與片面的任人都不能帶來法制的實施和國家的穩定﹔隻有任法與任人(官)相統一才能充分發揮善法的價值，帶來社會的安寧與國家的富強。

孟子：“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例如，孟子主張：“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即是說，再好的法律也需要良吏去執行，否則等同於廢紙。又如，主張“隆禮重法”“法者，治之端也”的荀子為了發揮法律的作用，充分論証了治人的必要性，他說：“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獨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治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后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

白居易：“雖有貞觀之法，苟無貞觀之吏，欲其刑善，無乃難乎”

漢唐以來，嚴於執法之吏，不僅糾正了君主以臆違法的缺失，而且極大地增強了法律的權威，造就了難得的法制秩序，出現了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的盛世。例如，漢文帝時，廷尉張釋之依法判處一名“犯蹕”者罰金四兩，文帝意欲重判，張釋之義正辭嚴的諫諍，使文帝折服，肯定了其所斷之刑，並贊許說：“廷尉當是也。”又如，貞觀年間，唐太宗曾下令，凡詐冒資蔭者，處死刑。不久，溫州司戶參軍柳雄詐冒資蔭事發，大理寺少卿戴冑卻對其判處流刑。結果，太宗非但沒有責怪戴冑，反而褒獎他說：“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復何憂也?”在唐太宗的影響下，貞觀一朝形成了以求實務實相標榜的政治風氣。

唐德宗時，政治生態已經每況愈下，朝堂上“小人多，君子少”，法紀敗壞，奸吏迭出。此時，法雖為舊時良法，但執法之吏卻難稱良吏。面對這樣的現實，白居易在《論刑法之弊》一文中曾慨嘆說：“雖有貞觀之法，苟無貞觀之吏，欲其刑善，無乃難乎?”事實也確實如此。如果沒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征等一大批賢吏嚴於執法，《貞觀律》也很難實施。

王安石：“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

北宋時期，著名思想家王安石一方面重視制定善法，他說：“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另一方面，為了發揮善法的治世之功，他在變法改革的實踐中十分強調良吏執法的重要性。例如，他在《上時政書》中充分論証了“眾建賢才”與“大明法度”之間的邏輯關系。他將國家比喻為“大器”，為了治理國家，“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眾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他以五代時期晉、梁、唐三帝不重法制、不任賢才，以致“災稔禍變”為例，建議皇帝“以至誠詢考而眾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又如，他在《翰林學士除三司使》等文中明確提出“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等著名觀點。這些論述，並非空穴來風，未嘗不是他在變法改革中的切身感受。南宋時期，朱熹立足於地方官的施政經驗，在《論治道》中闡述了他對任法與任人關系的認識。他說：“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隻在得人。若是個人，則法雖不善，亦佔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他認為立法必有弊，要在得人，可以彌補法之弊。

王夫之：“任法任人，皆言治也”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探討了任法與任人的關系。他說：“法嚴而任寬仁之吏，則民重犯法，而多所矜全。法嚴而任鷙擊之吏，則民輕犯法，而無辜者卒罹而不可治。”他從總結歷史經驗的角度提出：“任法任人，皆言治也”，但“任人而廢法……是治道之蠹也，非法而何以齊之?”在王夫之看來，法是人君制定的，人君依靠法律飭吏治、恤民隱。但是，他也反對隻任法不任人，認為任法而廢人也是“治之敝也”，“未足以治天下”。因為“律令繁，而獄吏得以緣飾以文其濫。……律之設也多門，於彼於此而皆可坐。意為輕重，賄為出入……辯莫能折，威莫能制也”，而且“法之立也有限，而人之犯也無方。以有限之法，盡無方之慝，是誠有所不能該矣”。結論就是任人與任法相結合，“擇人而授以法，使之遵焉”，“進長者以司刑獄，而使守畫一之法”，避免單純任法與任人的弊病。王夫之的上述觀點，剔除了某些思想家各執一端的偏見，也是就明末法制廢弛、官吏貪暴的惡劣現實而發的，是抨擊，也是矯弊﹔是對以往的總結，也是對未來的期望。

梁啟超：“故法與人雖不可偏廢，然有人而法自隨之，其道為兩得，徒法無人，並法亦不能以自存，其道為兩喪也”

近代思想家梁啟超認為片面的任法與片面的任人都是有害的。他說：“任人不任法者，人無必得之券，則國無必治之符。所待之人未至，則國已先亂亡矣。任法不任人者，法固中材之所能守，而不必有所待。”他進一步論証說：“自近世法治人治之辨興，於是始有持為政在法之說者。夫法之不善，則不足以維持國家於不敝，斯固然矣。顧苟有其人，則自能審度時勢，以損益諸法而善用之﹔苟非其人，則雖盡取天下古今至善之法以著諸官府，其究也悉成具文，而弊之與法相緣者，且日出而不知所窮。故法與人雖不可偏廢，然有人而法自隨之，其道為兩得，徒法無人，並法亦不能以自存，其道為兩喪也。”在梁啟超看來，任法與任人同等重要，二者具有統一性。良吏在執法過程中，隻有審時度勢，對諸法進行損益，並善用良法，才不會使善法淪為具文。

李大釗：“宜取自用其才而能適法之人”

五四運動時期，共產主義先驅者李大釗也闡述了任法與任人統一性問題。他說：“國之存亡，存於法……國而一日離於法，則喪厥權威”，但“若懲人治之弊，而專任法律，與監法治之弊，而純恃英雄，厥失維均，未易軒輊”。他一方面強調“溯本窮源，以殺迷信人治之根性……蓋此性不除終難以運用立憲政體於美滿之境”，另一方面闡明“法律死物也，苟無人以持之，不能以自行”，故“宜取自用其才而能適法之人”。可見，任法為本，任人為用，本用結合，即是法與吏的統一。這是古人從實踐中得來的一項重要經驗。

總之，任法與任人的關系是中國古代“治道”的重要一環，論者多矣。這裡僅擇要言之。“任法與任人相統一”這項從實踐中得來的經驗對后世起著悠久的警世作用。歷史雄辯地証明，二者結合得好的王朝多為盛世，如漢文景之治、唐貞觀之治，既有良法也有執法的賢吏。古人關於任法與任人相互關系的論斷，可為當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歷史任務和培養法治人才提供史鑒。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