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歷史文化發展及中緬交往

　　緬甸古都蒲甘

　　2003年6月，緬甸文化部考古局考古團在太公城中心一座古代王宮遺址的土崗上挖掘出一個驃國少女的骨灰瓮，骨灰瓮裡發現了螺紋形銅鈴鐺，此后在附近地區的考古挖掘發現了3枚古錢幣以及其他一些文化遺存。經鑒定，這個骨灰瓮和3枚古錢幣是緬甸青銅器時代向鐵器時代過渡時期的文物。有學者認為，這一重大發現証實了緬甸廣泛流傳的“緬甸歷史源於太公”的說法和中國史籍關於驃國的記述，証明太公是緬甸歷史上最早由驃人建立的城邦國家。這一考古發現把緬甸古代國家起源的時間亦即文明的開端提前到公元前5世紀，在此之前，一般認為，驃國的歷史開始於公元前后。

　　在緬甸早期國家史和緬甸文化史上，驃國（公元前后到9世紀）具有重要的地位，初步奠定了緬甸歷史發展的核心地域、族群和文化基礎。按照《舊唐書》《新唐書》的《驃國傳》等中國史籍的記述和緬甸考古資料，驃國疆域遼闊，以伊洛瓦底江中下游為核心地域，東鄰陸真臘（今老撾西北部和泰國北部），西接東天竺（今印度東部），東南有墮和（今泰國湄南河流域），南臨大海（安達曼海），北接南詔（中國雲南），是以驃人為主的有著眾多屬國和部落的早期國家。公元6—8世紀是驃國強盛時期，其首都在室利差呾羅（今卑謬），有“部落二百九十八，以名見者三十二”，還有“屬國十八”，緬族在這一時期也已經進入驃國疆域。在宗教方面，驃國深受印度宗教文化的影響。

　　驃國在地域上正處於大約在公元前2世紀就已經開通的從中國四川到印度的蜀身毒道或者我們現在所說的南方陸上絲綢之路的核心路段，與古代中國的關系密切。公元801年，驃國派遣一支人數眾多的使團前往中國，在當年11月到達南詔首府大理，12月到達成都，第二年的2月到達長安。隨使團同來的樂工有35人，他們帶來的“驃國樂”轟動長安，著名詩人白居易等都賦詩記之。緬甸蒲甘博物館珍藏的第3號碑銘，正面是驃文（驃文11世紀以后消亡），反面是中文，是研究驃國史和中緬關系史不可多得的資料，可惜至今尚未釋讀。

　　9世紀中葉到11世紀中葉是緬甸古代史上的重要過渡時期。9世紀初，南詔向南擴展，南詔軍隊於832年攻陷驃國都城，“掠其民三千，遷於拓東（今昆明）”。到9世紀中葉，有著眾多屬國和部落但並沒有統一的中央集權的驃人國家衰落。后來成為緬甸主體民族的緬族在從中國西南進入驃國疆域后，於849年建立蒲甘城。緬族在繼承驃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又帶來南詔的農業和軍事技術，迅速崛起。1044年緬人建立蒲甘王朝后，國王阿奴律陀經過十多年的南征北戰，於1057年統一伊洛瓦底江流域，成為緬甸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的古代國家，完成了緬甸古代歷史和文化發展上的轉型。一是在主體民族和國家類型上，從以驃人為主的有著眾多屬國和部落的早期國家轉型為以緬族王朝為主導、王權至高無上的中央集權型國家。驃人則在11世紀以后逐漸消亡，融入了緬族和緬甸其他民族中﹔二是在宗教文化上，由驃國時期的南傳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和印度教並存，向具有緬甸特色的南傳上座部佛教轉型。

　　促成宗教轉型的一個重要事件，是蒲甘王朝在征服深受南傳上座部佛教影響的孟人國家后，把大批佛教僧侶和上座部佛教經典帶到蒲甘，並且以國家政權的力量大力提倡和支持上座部佛教，使得蒲甘成為緬甸甚至中南半島南傳上座部佛教的中心。蒲甘王朝廣建作為佛教象征和修習、傳播中心的佛塔寺院，僅在首都蒲甘周圍大約40平方公裡的地區，就建造了4000多座寺院佛塔，保存至今的尚有2000多座。許多大型佛塔寺院如瑞喜宮塔、阿難陀寺、他冰喻寺等，規模宏大，歷時數十年才建成。蒲甘王朝將上座部佛教與緬族的原始宗教信仰納崇拜、緬族的民族語言緬語相結合，使得上座部佛教更容易被民眾所接受，並逐漸成為緬甸根深蒂固的民族傳統文化。

　　在之后近800年（1044—1824年）的緬甸歷史上，蒲甘王朝確立的政治和文化發展模式，成為緬甸佔主導地位的模式，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緬族建立和發展的中央集權王朝（蒲甘王朝，1044—1287年﹔東吁王朝，莽應龍建立，1531—1751年﹔貢榜王朝，雍籍牙建立，1752-1885年）是統治全緬甸的國家政權模式。其二是具有緬甸特色的南傳上座部佛教一直是佔主導地位的宗教。另外，印度教在緬甸宮廷和文學藝術中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影響。

　　緬甸歷史文化發展的另一個特點即多民族、多文化的特點，在蒲甘王朝解體后的分裂時期得到明顯展現。分裂時期的緬甸，三分天下。在北部以今曼德勒為中心的地區，撣族（與泰國的泰族、中國的傣族是同源民族）一度居於統治地位，14世紀后出現以緬族為主、撣族上層參與的阿瓦王朝﹔南部孟人勢力復興，孟人建立的勃固王國佛教興盛，15—16世紀初成為緬甸甚至中南半島南傳上座部佛教的中心﹔西部則有若開族的王國，王國的統治者那羅彌迦羅在1430年從孟加拉帶著穆斯林隨從回來，在末羅漢建造了緬甸最早的清真寺——薩迪卡清真寺，該清真寺成為伊斯蘭教在若開傳播的中心。緬甸山區的眾多民族，也各有其文化傳統。

　　緬甸歷史文化的發展也與其同周邊國家的交往密切相關。從公元前后到19世紀的歷史來看，古代緬甸與中國的關系更為持久、更具有連續性。兩國交往主要經由南方絲綢之路的中段滇緬道沿線。唐代驃國使團是經滇緬道入四川再到長安，蒲甘王朝與大理國發展了密切的交往並且通過大理政權與宋王朝發展關系。蒲甘王朝以后，緬甸歷經分裂時期、東吁王朝、貢榜王朝時期，相當於中國的元明兩代和清朝前期，此時的中緬雙方發展了更具有連續性、更加密切的關系。

　　在政治關系上，元明清時期中緬之間頻繁的使者往來，滇緬道是必經之路。據《元史·本紀》《元史·緬傳》《新元史·緬傳》所載，自至元八年（1271年）到l338年的67年間，元朝遣使緬國10次，緬國入貢、遣使至大都有30次，均通過陸路往來。19世紀之前（甚至此后）中緬關系史上幾乎所有的重大事件，都離不開滇緬古道。

　　在雙方更加頻繁的民間交流中，滇緬道中緬邊境各族人民“檐相鄰而同井飲，籍雖兩國之民，居處難分”。滇緬邊境地區商業貿易興盛發達，出現“估（賈）客雲集”“商賈輻輳”的盛況。除從事商業活動外，緬甸華人還從事寶石礦、銀礦的開採。在阿瓦、八莫、孟拱等城市和礦區，形成了華僑聚居的街區，有的稱為“德由謬”，即中國城。緬甸華人與當地居民在社會經濟上具有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

　　18世紀末19世紀初，中緬不僅在官方的朝貢貿易關系層面，而且在民間社會經濟方面得到了全面發展。但是，英緬戰爭的爆發打斷了緬甸古代歷史發展進程，使得緬甸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直到1885年完全淪為英國殖民地，緬甸歷史文化與中緬關系也開始發生新的變化。英國殖民統治時期（1886—1948，其中1942.1—1945.5緬甸被日本侵佔），對緬族聚居的伊洛瓦底江河谷地區和少數民族居住的山區實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來自英美等國的基督教傳教士紛紛進入克倫族、克欽族等少數民族地區傳教，而大批印度穆斯林則進入緬甸南部沿海地區，緬甸宗教、文化更為多樣、復雜。中緬關系方面，中國南方與緬甸沿海地區之間的海路貿易和滇緬公路的開通，使得雙方經濟文化往來更為便利，華人華僑以仰光、曼德勒為中心，遍布於緬甸南北各地。

　　 （作者：賀聖達 單位：雲南省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