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新舊增長動力的轉換

目前，我國已由中低等收入國家跨入中上等收入國家行列，但從絕對水平來看，仍處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間區域。2015年，按照調整后的國內生產總值，我國人均GDP達到8026美元，距離世界銀行2014年確定的12736美元的高收入標准門檻還有一定差距。我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順利邁向發達的高收入階段，新動力在哪裡？如何發掘和培育成長、並使新舊動力有序轉換？這是本文要回答的主要問題。

經濟增長動力的供求視角

一個時期裡，為一國或地區經濟起帶動作用的因素是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這種動力受經濟發展階段、發展方式、體制安排等方面影響，會發生變化。因此，經濟增長動力來源是可轉換的，具有規律性、動態性和漸進性。一般而言，分析經濟增長動力有供求兩種視角，從需求側觀察，經濟增長是由投資、消費和淨出口帶動的。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需求結構變動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是有差別的。當一國經濟發展從低收入階段到中等收入（包括中上等收入）階段邁進過程中，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是上升的，消費貢獻作用是下降的，與投資的貢獻相聯系，進出口貿易也對經濟增長變得越來越重要。一國經濟一旦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邁進，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就會不斷上升，相反投資貢獻作用持續下降，進出口結構也出現了相應變化。以日本為例，1950年日本人均國民收入為113美元，1960年431美元，1970年上升到1940美元，到1980年達到10440美元，1988年日本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高達23570美元，超過美國人均21620美元的水平。與收入轉型相對應，日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經歷了先升后降、消費貢獻先降后升的過程。1952年日本的投資貢獻率為21.3%，1966年上升到32.6%，1970年進一步上升到39%，此時日本人均國民收入1940美元折合2010年美元價格恰好超過一萬美元，為10760美元。日本人均收入越過一萬美元門檻后，投資貢獻率不斷下降，1973年下降到38.2%，1980年32.2%，1993年29.9%，2006年進一步降到23%。伴隨著投資貢獻率下降，消費貢獻率也發生著變化，1950年日本的消費貢獻率為77%，1966年下降到65.9%，1970年進一步降到59.7%。此后開始上升，1973年61.8%，1980年68%，2006年達到75%。1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投資貢獻率上升、消費貢獻率下降至少經歷了18年，投資貢獻率從升到降、消費貢獻率由降到升的拐點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此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恰好一萬美元（2010年美元價格）。

同日本十分相似的是，韓國在從低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邁進中，同樣經歷了投資貢獻率先升后降、消費貢獻率先降后升的過程，拐點也發生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一萬美元左右。從1961年到2008年，韓國人均國民收入由100美元上升到21530美元。1960年，韓國的投資貢獻率隻有11.5%，此后連續上升，到90年代初期達到最高，之后連續下降。消費率與此相對應，先是連續下降，后是持續上升。比如，韓國的投資率1970年為24.97%、1980年31.61%、1991年38.9%、1997年34.97%、2002年26.7%，消費率1965年92%、1980年76%、1990年63%、2000年66%、2006年69%。從統計資料看，韓國投資貢獻率上升、消費貢獻率下降至少經歷了30年，投資貢獻率從升到降、消費貢獻率由降到升的拐點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此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按照2010年美元計算是10501美元。

在不同的經濟體之間，即使經濟發展處於同一階段，由於文化背景和制度偏好不同，三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有所不同。同歐美國家相比，力行節儉的東亞文化地區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低，前者較高。比如2015年，美國和英國人均GDP分別是55837美元、43724美元，當年居民最終消費佔GDP比重分別是68.4%、65.1%，而韓國、日本人均GDP分別為32477美元、27222美元，當年居民最終消費佔GDP比重分別是58.6%、49.3%。再看，體制不同對需求結構也帶來了影響，2015年人均GDP大約在8000到10000美元以內的國家裡，馬來西亞、墨西哥、巴西、俄羅斯人均GDP分別是，9766美元、9009美元、8539美元、9057美元，當年四國居民最終消費在GDP比重分別為54.1%、67.2%、63.4%、51.9%，中國當年人均GDP8026美元，居民最終消費佔GDP比重為38%。

從供給側觀察，經濟增長來自於由勞動、資本、資源、技術等要素配置形成的產業產出。在一個時期裡，能為一國或地區經濟增長起主導作用的產業，就是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在工業化的中前期階段，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工業的規模化擴張對農業的替代，而工業的擴張主要是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迅速發展。在工業化中后期，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服務業發展對工業的替代，此時工業內部結構轉換是在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與資本技術密集型制造業之間進行，資本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的快速發展，推動了工業結構的調整，使得產業發展出現了中高端化趨向。

以韓國為例，在20世紀60年代經濟剛起飛時，韓國抓住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機會，利用本國勞動力資源優勢，實行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重點發展以輕紡工業為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進入70年代，隨著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以及西方發達國家經濟衰退，還有后起的發展中國家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方面的競爭，韓國利用發達國家重化工業向新興發展中國家轉移的機遇，大力發展鋼鐵、非鐵金屬、機械、造船、汽車、電子等具有資本密集性質的重化工業，到1980年韓國重化工業在制造業中的比重上升到50%以上。進入80年代，面對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崛起，國際市場競爭日趨激烈，韓國提出了“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政策目標，對傳統重化產業進行技術升級改造，同時大力發展精細化工、精密儀器、計算機、電子機械等。進入90年代以后，韓國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嚴重打擊，經濟衰退，失業人數大幅度增加，社會收入分配結構出現惡化，此時韓國正處於由中上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關鍵時期。面對危機，韓國在推進金融體系、勞動力市場、公共部門改革以及企業結構調整的同時，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和服務業。比如集中發展計算機、半導體、生物技術、新材料、精細化工、航天航空產業﹔2003年以后，數字電視、液晶顯示器、智能機器人、新能源汽車、新一代半導體、新一代互聯網、智能型家庭網絡系統、數字內容軟件、新一代電池、生物新藥以及人工臟器又成為韓國的“十大引擎產業”。

同韓國相比，巴西經濟發展更早一些。二戰后，巴西開始實行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1949-1981年，巴西經濟年平均增長7%，其中1968-1974年經濟增長年均超過10%。1970年巴西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450美元，是韓國的1.7倍。但是，由於產業結構失衡、收入分配結構失調、城市化超前、通貨膨脹嚴重等因素，導致巴西1980年代以后經濟增長放緩，使其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國家之列。1980-1990年巴西經濟增長年均2.2%，90年代以來巴西雖然進行了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體制改革，也僅實現了經濟溫和增長。巴西由於過早地推進資本密集的重化工業發展，使得經濟社會資源過分向鋼鐵、建材、化工、汽車、造船等傾斜，這不但造成工業與農業、重工業與輕工業、基礎產業與加工工業結構失調，而且還造成較為嚴重的社會失業。

我國經濟增長進入新舊動力轉換期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利用體制優勢，在需求側以高投資、高出口為依托，在供給側以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為導向，全面推進經濟快速發展。在高投資、高出口和勞動密集型產業高增長作用下，經濟實現了連續37年的高速增長：從1978年到2015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6%，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385元提高到49992元，增長了20.1倍。經濟新常態階段，我國經濟進一步增長面臨三個主要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供需兩側結構性失衡，新舊增長動力難以有效接續。當前，我國需求側和供給側均面臨著嚴峻的結構性失衡矛盾。從需求側來看，投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在不斷下降，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受到體制的嚴重約束。一是投資空間在收窄，投資邊際效益下降，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在明顯減弱。經過多年持續大規模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機場、鐵路、公路、水電氣網等一大批公共基礎設施供給能力已經形成，而且供給水平大都達到世界一流水平。此時，公共投資空間在變小，單位投資帶來的GDP貢獻作用在下降。二是外需萎縮對出口導向型經濟帶來了嚴重打擊。這幾年，國際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使得這種發展模式開始失靈，中國遇到了發展難題，中低端產業外需疲軟供給替代形成“擠出效應”，中高端產業技術制約形成天花板“高壓效應”。三是有效消費需求不足，成為當前需求結構性矛盾的關鍵所在。從不同收入階層分析，中低收入人群對中低端產品有很大的消費潛能，但由於收入支撐乏力和社會保障不足，無法順暢轉化為有效需求﹔中高收入群體對於高附加值、高端產品有明顯消費能力，但國內產業結構和產品供給結構升級緩慢，無法滿足他們的新需要，造成中高收入群體消費潛力受到抑制，迫使部分收入轉化為儲蓄。

需求側產生的結構性矛盾，實質上是由體制機制改革滯后造成的。比如，政府、企業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佔比高，比例上升快，在再次收入分配中資源相對集中用於公共投資和產業投資方面。同時，在階層之間收入分配政策不到位，引起社會儲蓄快於消費增長。從2000年到2016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了7.5倍，而人民幣儲蓄總額增長了11.4倍。

從供給側來看，傳統、低端產業在衰退，新興產業成長緩慢，新舊產業增長動力不能有效接續。當前，我國經濟增長遇到的關鍵難題是，傳統、低端產業快速衰退留下的產業空間，新興產業不能及時填補，形成了經濟增長的“空心區”。產品供給結構不能適應市場需求結構變化，中低端產品和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產品供大於求，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及服務供給面臨明顯供給短缺。

第二個問題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制約產業轉型升級。在新舊增長動力轉換中，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是影響動力轉換速度的關鍵因素。我國基礎性制度供給中一些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仍然突出，影響新舊增長動力轉換。這使得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制度性成本居高不下、顯性隱性費用多等問題突出。因體制機制改革滯后而造成的制度交易成本，成為企業經營的系統性梗阻，對產業結構轉型和創新驅動形成了瓶頸制約，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產業供給能力的轉換和企業微觀創新活力的提升。

第三個問題是社會民間科技創新不足，影響新增長動力的形成進程。新增長動力的形成，關鍵要鼓勵企業創新。如果社會特別是企業缺乏創新力，新增長動力將無從談起。共性技術、關鍵基礎性技術需要集中式創新，但產業結構整體轉型和新興產業系統性成長，更需要依靠民間大眾創新，依靠市場競爭能力的提升。而社會民間科技創新與集中創新所需要的條件是有區別的。民間科技創新是分散式決策和分頭行動，創新主體是企業，需要調動人的積極性、創造性。社會民間科技創新需要三個基本條件：第一，市場主體創新需要充分的市場自由，市場自由需要減少審批和行政管制﹔第二，市場主體需要公平的競爭空間，公平的競爭空間需要減少買方和賣方壟斷﹔第三，創新者需要人的機會均等，因此需要建立有均等機會進行創新的激勵機制。

由前述可見，在經濟進入新常態后，需求側的結構性矛盾焦點是有效消費需求不足、優質和高端產品無法滿足市場需要，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的焦點是傳統產業改造滯后、新興產業成長緩慢，而需求與供給兩側的結構性矛盾破解的關鍵又在於體制機制改革。

動力轉換：消費引領+供給創新

當前，可供選擇的動力源泉，一是在需求側實施消費引領戰略，調整需求結構，降低對外需的過度依賴，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將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作為引領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二是在供給側實施供給創新戰略，調整產業結構，改變我國在國際市場上的分工地位，加快改造傳統產業，大力發展新興產業，不斷提高中高端產業和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產品在產業結構中的地位。三是加快體制機制的全面改革，為經濟增長新舊動力轉換提供引擎支撐。

從需求側看，實施消費引領經濟增長，是一國經濟實現從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階段的必然選擇。如前所述，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作用是先下降后上升，進入高收入階段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維持在70%以上，比如2015年世界中等收入國家最終消費佔GDP比重為69%，上中等收入國家66.7%，高收入國家77.9%。進入高收入階段后，居民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起著引領作用。比如2015年美國居民最終消費率68.4%、英國65.1%、法國55.1%、德國54%、日本58.6%、加拿大57.5%、澳大利亞56.9%。

今后，相比投資空間，我國消費增長空間將越來越大，這給經濟可持續增長提供了巨大的動力源泉。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消費補償性增長。如果能將最終消費調整到同類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那將會帶來數以萬億計的消費增長。例如，以2015年為基期到2020年，若每年物價增長2.0%，人口14.3億，按照年均經濟增長率6.5%計算，到2020年GDP總量達到104.35萬億元人民幣。屆時如果我國最終消費率能達到70%，GDP中將會有73萬億元是由消費帶動的，比2015年多出37萬億元人民幣。二是城市化帶來的消費增長。2015年城鎮居民人均年消費為21392.4元，農村居民人均年消費為9222.6元，前者是后者的2.32倍。這意味著，積極推進人口城鎮化可以帶來消費的較大增長。目前我國還有6億多農民居住在農村，另外城鎮還有2億多農業轉移人口（無戶籍的常住人口）。假定從2016年到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6.5%，屆時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將達到43555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758元。按照2015年城鎮居民平均67%的消費傾向計算，到2020年如果按計劃完全實現了一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當年由這部分新市民帶來的消費額會淨增加16638萬元。三是中產階層的擴大帶來消費增長。根據統計資料測算，在按收入等級劃分的城鄉居民家庭調查中，中低收入階層收入水平低，但平均消費傾向高，中等及中等偏上收入階層消費能力強。從現有數據看，2011年城鎮居民中低收入戶和中低收入戶家庭平均消費傾向分別為85.1%、75%，農村則為165.6%、93.1%，這些家庭人口佔城鄉總人口的40%，而當年城鎮居民中等收入戶人均消費額分別是最低收入戶和較低收入戶的2.2倍、1.6倍，中等偏上收入戶家庭人均消費額分別是最低收入戶和較低收入戶的2.8倍、2.1倍。農村中等收入戶和中等偏上收入人均消費額分別是低收入戶的1.5倍、1.8倍。顯然，如果我們能將全國40%的中低收入階層的一半轉變為中等及以上收入階層，將擁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產群體，屆時必然是全球最大規模的消費市場。

全社會消費的增長既來自消費總量的擴張，也來自消費結構的升級。收入水平越高，越是向高收入階段邁進，消費結構越會出現細分化、中高端化傾向。這種變化就要求供給側必須全面創新，為市場提供有效、安全、優質、高效的商品或服務。要滿足需求側的市場變化需要，核心是新動力的形成與成長。在這方面，今后的主要任務是淘汰落后產業，改造傳統產業，培育發展新興產業。傳統產業改造的主要思路是，在淘汰落后低端產能的同時，避免產業轉型中的空心化傾向。應緊緊抓住世界新一輪產業技術革命提供的新機遇，充分利用新技術、新工藝、新管理模式改造傳統產業，走智能化、綠色化、高端化之路。

對於新興產業的發展，從三個層次進行重點支持：第一層次是支持六大支柱產業做大做強做優，即培育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汽車、生物技術、綠色低碳、高端裝備與新材料、數字創意等產業﹔第二層次是培育發展四大戰略性產業，包括空天海洋、信息網絡、生命科學、核技術等產業﹔第三層次是打造一批新優勢產品，包括新型飛行器和航行器、新一代作業平台和空天一體化觀測系統、量子通信技術和泛在安全物聯網、合成生物和再生醫學技術、新一代核電裝備等。同時，改造傳統產業和培育發展新興產業，用區域聯動發展理念，引導發展資源向經濟增長優勢區集聚，培育一批經濟增長極和增長帶。

加快體制機制改革

制度供給是經濟增長新動力的引擎。實施消費引領、供給創新，離不開體制機制改革。

放鬆對市場的直接干預，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充分發揮決定性作用。首先是要進一步減少和取消行政審批事項，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其次是減少買方賣方壟斷，為不同所有制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環境。減少壟斷要從國企改革做起，競爭性領域和競爭性環節必須退足退夠，純公共性領域要進足進夠，同時純公共性領域也要按市場原則引入社會資本，進行有限競爭。其三是進一步減稅降費。降稅減費是對企業福利和居民福利的一種返還，有利於近期社會需求擴張和未來潛在生產率的增長。

實現消費引領經濟增長，關鍵也在改革。一方面，政府要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壓縮公共投資規模，更要禁止投資一些不切實際的項目。同時，提高對居民社會福利支出的比重，加大對中低收入人群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提高貧困救助標准，調高基本醫療保險、基本養老保險補助標准，支持低收入者開展勞動技能培訓和子女教育等。另一方面，對中產階層實行免稅減負政策，比如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國民收入結構調整，必然會帶來財政減收增資問題，可以通過壓縮公共投資帶來的結余、提高國有企業上繳財政的利潤比例、提高資源環境稅稅率等來化解。

供給創新在很大程度上靠科技創新去實現。針對我國創新體制存在的突出問題，應充分調動各種資源和各方積極性，加大創新投入，努力補齊創新短板。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鼓勵企業開展基礎性、關鍵性、前沿性創新研究，提高企業對國家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的行動能力和參與度。

鼓勵科教融合發展，支持一批大學和科研院所組建跨學科、綜合交叉的科研團隊﹔優化民營經濟創新發展環境，給予他們充分的市場自由、公平的競爭空間，激發創新活力，提升創新能力﹔培育和保護企業家創新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完善市場化的人才資源配置機制。完善科技創新激勵機制，放寬對科研經費支出權限的管制，全面下放創新成果處置權、使用權和收益分配權，支持科研人員有序流動。持續增加各級各類教育培訓和人力資本投入，加快培育實用性、創新型人才。

城鎮化是增加供求兩側新動能的黃金結合點，積極推進可為經濟增長帶來諸多好處。當前城鎮化進程中的障礙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全國中等以上的城市絕大多數都設置了外來人口落戶的門檻標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了實施差別化的五條標准落戶政策，有些城市並沒有放鬆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限制，反而加強了。另一個是進城農民落戶城鎮所需要的公共成本缺乏相應的承擔主體。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產生的公共成本，包括基礎設施建設、醫療養老保障、義務教育、就業服務、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供給等。要想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即人的城鎮化，改革還需再進一步。首先，建立有利於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分擔機制。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產生的公共成本中，科學、合理劃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業各方的支出責任。其次，降低外來人口落戶城鎮的門檻。第三，還要進一步健全基礎性制度，重點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社會誠信體系、資源環境保護管理體制，以及深化對外開放，為新舊動能轉換提供基礎性制度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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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馬曉河，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