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思想與實踐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適應國家現代化總進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應有之義。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准確把握國際國內形勢變化發展的基礎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國家治理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推動了國家治理的新實踐，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面臨的復雜形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推進國家治理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同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相比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相比人民群眾期待，相比當今世界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相比實現國家長治久安，我們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還有許多不足，有許多亟待改進的地方。這是在全面分析我國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基礎上得出的重要論斷。

從世界范圍來看，經濟復蘇與增長動力不足，政治局勢時有動蕩，社會思潮復雜多變，族群間沖突不斷，生態環境保護壓力明顯，各種不確定性顯著上升，加劇了中國發展所面臨國際環境的復雜性。信息技術、生物技術、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國家邊界漸趨模糊化，給傳統意義上的國家主權帶來巨大沖擊。近年來，逆全球化趨勢和保護主義、民粹主義、極端主義勢力抬頭，正在試圖改變長期以來形成的國際政治格局和貿易格局，大變革大調整正在加速進行。若干熱點地區沖突對抗不斷，國家間博弈日趨復雜，既有矛盾沖突時有升級，周邊熱點事件不斷，給中國的戰略安全帶來一定挑戰。這些因素疊加起來，使中國的國家治理在聚焦國內問題的同時，需要更加注重處理國際環境變化帶來的問題和挑戰。

從國內情況來看，近期的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長期的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和信息化三化疊加，使國家治理同時面臨著迥然不同的多重任務。消除絕對貧困仍然是一項艱巨的工作，而這僅僅是實現現代化的前提。現代化過程中出現了大量新問題，流動性的增強打破了傳統的單位制、屬地化管理體制，建立跨地區、跨部門、跨行業的全國統一管理體系勢在必行﹔治理的復雜性挑戰著傳統的行政管理體制，構建扁平化管理結構成為趨勢。與此同時，“后現代”的諸多挑戰已經接踵而至。基於網絡的私人定制化生產方式沖擊著傳統的以企業為生產單位的財稅體系﹔基於網絡的新型支付交易方式挑戰著傳統的以銀行為中介的金融系統﹔基於網絡的供需雙方直接交易開始脫離第三方中介機構，給政府監管帶來困難，沖擊著傳統的以政府或委托代理機構為基礎的管理模式。絕對貧困等傳統難題、現代化過程出現的新難題、“后現代”式的難題，三種難題疊加發力，大大增加了國家治理的難度和復雜性。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思想要點

總體看來，當代中國的國家治理進程蘊含著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有效治理國家的基本思想，蘊含著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豐富經驗，集中體現為以下幾個思想要點。

在治理目標方面，具有鮮明的問題導向性。存在什麼問題就直面什麼問題、什麼問題突出就集中精力解決什麼問題，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顯著特點。黨的十八大以來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如何順利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而為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而努力，並在此基礎上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緊緊抓住這個問題作為導向，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然就成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同時，針對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階段性、區域性、群體性問題，中國共產黨也在充分發揚民主基礎上統一思想，給出了明確的時間表、路線圖，穩步推進問題的解決。

在治理主體方面，調動中央與地方的積極性。一方面，中央的頂層設計與地方的探索實踐相結合。國家治理是一種互動過程，中央就某類問題制定原則性、宏觀性、指導性規范，地方以此為依據並結合自身條件進行開創性的探索，在此基礎上，中央總結提煉地方的探索經驗，形成更加完善、更有針對性和實效性的意見用以指導地方，從而形成一個良性互動機制。當代國家治理的復雜性，單純依靠中央或地方是不可能有效應對的，互動機制是必選項。另一方面，中央的大政方針制定與地方的政策執行相結合，形成從上到下逐級加壓、督促落實的政策執行機制，把政策蘊含的改革紅利轉化成人們看得見、摸得著的現實紅利。

在治理內容方面，強調全面性和系統性。人們講現代國家治理是一項系統工程，就是指現代國家治理所涵蓋的領域繁多且彼此高度關聯，問題、矛盾經過長時間累計而盤根錯節，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全面治理和系統治理，是有效化解巨型國家多重復雜難題的有效方式。“鐵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思路已經過時，需要樹立全面思維和系統思維，統籌推動各個領域的改革，統籌改革的時機、步驟、節奏和力度，統籌各個方面的力量。“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就是中國共產黨運用全面思維和系統思維，力圖克服條塊分割、地方主義、部門主義、各自為政等長期積弊而採取的全面、系統治理方式。

在治理方式方面，注重協同性。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的過程中，各個領域的治理都需要統籌考慮不同領域、不同階段、不同群體的現實狀況，需要統籌謀劃、相互配合、有效溝通、協同發力，需要充分調動社會各個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實現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民參與、法治保障五大要素的協調配合。一方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保証，強有力的黨的領導，是有效總攬全局、順利協調各方的前提。另一方面，在政黨建設的引領下，政府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法治建設等各個領域都要聯動起來，相互配合並形成國家治理的合力，才能真正體現和釋放國家治理的效能。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生動實踐

在明確的國家治理思想指導下，我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面臨著增強國家統一性、推進國家均等化、提高國家創新性、促進國家法治化和基層社會自治等多項重點任務。為此，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國家治理實踐，集中體現為整合條塊、化解失衡、供給動力、克服阻力、提高活力和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

一是加強國家整合。強有力的國家整合能力，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基礎，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國家整合，既包括實現、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也包括建立健全全國統一的交通體系、統一的市場體系、統一的司法制度，形成一整套標准統一的規則體系和治理體系。實現這些領域的有效整合，需要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建設一支穩定的軍事力量，凝聚社會共識的主流意識形態，同時增強國家硬實力和軟實力。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加強全面從嚴治黨，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促進國家治理強化了領導核心，創造了穩定的社會環境，營造了良好的思想文化環境，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了重要基礎。

二是促進均衡發展。從社會層面而言，國家治理的目標就是實現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為社會成員提供均衡普惠的社會服務和良好秩序。我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城鄉、行業、地區、群體間的差異很大，實現不同群體間的均衡發展是一項極為繁重的任務。黨的十八大以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原則和國家治理的重要原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五大發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長時期我國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的集中體現，也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發展經驗的集中體現，反映出我們黨對我國發展規律的新認識”。因此，在國家治理的制度和能力建設過程中，我國將進一步引導和協調更多的資源、人才、資金、管理、技術等要素投入到經濟社會發展的薄弱環節中去，努力縮小不同群體間的實質性差距，努力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三是推動法治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個系統工程，是國家治理領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法治是現代國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和現代國家的主要標志，體現為現代國家治理的一整套規則體系和有效治理能力，具有運行成本低、實施效果好的特點。全面依法治國、推動法治建設，一方面要完善法治體系，明確各類主體的責任，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推進﹔另一方面要完善法治的“基礎設施”，建立健全統一的信用信息平台，彰顯法治權威、凸顯違法成本，使尊法成為習慣、使守法成為自覺。通過不斷完善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現代法治體系，建立健全統一的信用信息平台，有力提升社會整體法治意識，推進平安中國、法治中國建設進程。

四是釋放社會活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顯著標志。國家治理並不是由國家包辦一切，而是需要嚴格區分各類主體的責任並推動責任的順利落實。社會領域是公共生活的主要場所，特別是社會基層具備自主調節各類主體間關系的良性機制和能力，能夠更加及時有效地供給公共服務和維持良好秩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進一步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要處理好活力和有序的關系，社會發展需要充滿活力，但這種活力又必須是有序活動的。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洶涌也不行”。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政府不斷加大簡政放權力度，“放管服”改革持續推進，其本質在於政府向社會放權，釋放社會自我調節、自我約束的活力。在社會基層，網絡化的社會治理模式不斷涌現，社會企業、非營利性組織成為參與公共事務、提供公共服務的重要力量，社工、社區、社會聯動格局正在形成。

五是創造多種民主形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當家作主必須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中國共產黨執政和國家治理上來，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機關各個方面、各個層級的工作上來，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人民對自身利益的實現和發展上來。”黨的十八大以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得以完善發展，權力監督與制約實效明顯增強，地方被賦予更多的立法權限﹔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制度平台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在加強政治協商、民主監督方面進一步完善制度規定，提高各個界別參政議政的能力和實效﹔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維護團結進步、促進共同發展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此外，在城市和鄉村的基層實踐中，懇談會、議事會、協商會、業主委員會、志願者組織等形式成為廣大群眾實施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重要方式。

六是廣泛參與全球治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提高我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著力增強規則制定能力、議程設置能力、輿論宣傳能力、統籌協調能力。”全球化和科技革命使世界成為一個日益緊密聯系的整體，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正在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倡導“一帶一路”、發起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增加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參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改革、參與制定國際經貿規則，使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安全等方面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的思想和實踐成為常態，參與全球治理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國家治理體系中參與國際事務、營造良好外部環境的重要治理方式。中國國家治理的持續有效，為參與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加雄厚的基礎﹔而參與全球治理所帶來的紅利，成為中國國家治理不斷改善的動力。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治國理政的政治思想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2016．

[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習近平關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

（作者：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治國理政的政治思想研究課題組 執筆人：張博，中共中央黨校黨的建設教研部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