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待“西式民主”的正確立場、觀點和方法

我們知道，歷史上的殖民主義和現在的輸出民主，造成這麼多國家的混亂和這麼多的難民。中國從改革開放之初到現在，要求實行西方政治發展模式特別是三權分立、議會制度的聲音從未停止。比如，有人說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是滯后的，為什麼說是滯后的?其實是拿西方的標准來衡量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故而認為改革是滯后的。造成所謂“滯后說”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迷信西方民主制度。而迷信西方民主制度的關鍵就在於不了解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實質與內在矛盾。所以，認識和看待“西式民主”，要有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看待“西式民主”應當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

如果站在有產者的利益角度，就會得出結論：西方國家的繁榮發展是由於這些國家建立了民主制度。實際上，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是由於資本對於廣大勞動者的貪婪剝削和對殖民地國家人民的災難性劫掠，西方政治制度從本質上是助長了這種剝削和劫掠，1840年英國議會正是用投票的方式決定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資本在作惡的同時，又試圖用自由民主人權一類溫情脈脈的話語來掩蓋其昭彰的罪惡。被稱為市場經濟理論鼻祖的亞當·斯密在他的代表作《國富論》中就指出：“專制性質的殖民地政府會比民主共和政府更能保護奴隸的利益”，“民主共和更有利於資本的統治”，“在共和制下，沒有一個地方長官有足夠的權威去保護奴隸，更不要談懲罰主人。”這也就是說，民主制度恰恰是最適合資本進行統治和剝削的制度。

所以，必須要站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偏離了人民群眾角度，站在資本的立場，就很難正確看待西方的民主。站在資本的立場，你就看不清“西式民主”的本質和它的內在矛盾。

看待“西式民主”應當有歷史思維，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具體地分析“西式民主”的發展

有些人忘記了歷史思維，把西方民主制度當作是天然的東西，不去回顧歷史，認為今天的西方民主從來都是這樣的。實際上，看待西方民主，一定要有歷史眼光，就像列寧在《論國家》一文中講道：“要非常科學地分析這個問題，當然對民主也是一樣，至少應該對國家的產生和發展作一個概括的歷史的考察。在社會科學問題上有一種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養成正確分析這個問題的本領而不致淹沒在一大堆細節或大量爭執意見之中所必需的，對於用科學眼光分析這個問題來說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聯系，考察每個問題都要看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在發展中經過了哪些主要階段，並根據它的這種發展去考察這一事物現在是怎樣的。”考察自由民主也是這樣，看歷史上什麼樣，怎麼產生出來，產生出來以后經過什麼發展階段，現在是怎麼樣，這就是基本的歷史聯系。這個觀點對我們分析“西式民主”非常重要。

實際上，西方的民主制度發展得非常緩慢。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后，英國選舉制度規定農民擁有年收入40先令以上的田產才有選舉權，而那時候能夠達到40先令的非常少，隻佔人口的5%都不到﹔過了近200年，1867年的改革進一步降低了選民資格，法律規定，各郡凡年收入5英鎊者均擁有選舉權，城市中租用不帶家具的住房在12個月內付租金達到10英鎊者也有選舉權﹔再過了50多年，英國1918年的《國民參政法》才讓30歲以上的婦女擁有了選舉權。法國在1791年確立的選舉制度，把公民分為“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所謂積極公民就是擁有一定財產和納稅的人，積極公民隻佔所有公民的25%，隻有他們才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過了半個世紀，在1848年革命中，由於工人階級為主體的人民群眾展開了爭取普選權的斗爭，同年3月2日，臨時政府頒布法令，決定實行男性公民的直接普選﹔再過了100年，到了1944年法國婦女才獲得普選權。美國在1787年費城制憲期間，是把奴隸制度包含在所謂民主人權之中的，那時候還承認民主人權就是要有奴隸制度。實際上，美國到了20世紀60年代依然存在著嚴重的種族隔離制度這一現代奴隸制度的變種。1964年，美國第二十四條憲法修正案取消了選民人頭稅及其他稅種的限制。

從歷史的角度看，西方民主的發育是非常緩慢的。它的選舉權的獲得，一方面經歷了一個非常漫長的歷程，另一方面是經過廣大的勞動階級不停革命、不停斗爭才獲得的，並不是資產階級發善心給的。如果沒有1789年法國大革命，沒有1848年革命，沒有巴黎公社革命斗爭等一系列斗爭，就不可能取得普選權的進展。而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民在1917年奪取十月革命勝利以后，蘇聯選民很快就獲得了普選權，男女獲得同樣的普選權。資產階級由於財產權的限制，一點點地給，經過兩三百年才有進展。

看待“西式民主”一定要用歷史眼光。不能把現在的西方民主當作歷史上從來都是這樣的。一定要看到這個歷史過程中的復雜性，一定要看到資產階級不會自動把民主給勞動階級，而且真正的民主都是經歷了復雜的斗爭、經歷了革命的進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隻有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才能看到民主外衣掩蓋下的本來面目。

看待“西式民主”應當分析本質，選舉民主實質是金錢政治

現在很多的西方學者認為，“西式民主”很大的問題就是出現了所謂金錢政治。選舉民主已經出現了“金主政治”——金錢在作主。其表現就是利益集團俘獲政治的現象比比皆是。資本主義民主不斷發展的結果就是利益集團的大量出現，資本控制政治的深度和廣度前所未有地在擴展。美國塔夫茨大學政治學教授貝瑞和美國喬治敦大學政府系教授威爾科克斯在2009年出版、到2012年已經出了第五版的《利益集團社會》中就說：“這個國家的人們普遍相信，利益集團已經失去了控制。它們在數量和影響上都增加了，而普通美國人的權利則被剝奪了。”市場經濟邏輯在不受任何控制的條件下野蠻生長，已經把政治生活完全卷入其中，政治市場化和產業化的趨勢不可遏制。無論是在法律方面還是在政治方面，美國都有不少有自身特殊利益要求的階層。這些階層在從事政治和法治過程中，首先追求的是本行業的資本所有者的利益和個人利益，人民大眾的利益肯定會被棄之一旁或干脆置之不理。

西班牙知名記者、經濟學家和暢銷書作家納波萊奧尼2011年9月接受記者採訪時就講：過去20年，西方民主一直在為金融寡頭服務，而不是為人民服務，這就是西方民主不起作用的主要原因。一直在討論國家治理中的民主的形式，搞了很多的民主，為什麼就解決不了問題呢？實際上正如納波萊奧尼所說的，因為你本身已經成為寡頭政治的一個工具，你解決的隻能是寡頭政治的一些利益訴求，不可能解決整個社會的利益訴求，更不能解決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法國學者黑彌·艾海哈於2011年10月13日在中國台灣地區的大學演講時候談到政治的“金粉化”。他說：整個金融的操作，其數目極其龐大，其手段極其復雜，已經超過人類所能想象的程度。那些天文數字，那些迷宮一般的操作手腕，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因此，對於我們而言，是沒有意義的。但是這麼龐大的金額和操作機器，卻隻落在非常少數的幾個人頭身上。有時候，我們稱之為“十五人集團”。跨國銀行的寡頭在操控著地球，這些寡頭大多數人都在美國，就是這些人在玩弄整個金融體系的衍生品。他們利用控制的金融體系來控制世界的政治和各國的政府權力。

西方民主政治的金錢化確實是非常大的問題，已經變成了金融的一個工具。所以，西方很多學者講，西方民主政治正在變成所謂的金主政治。這種政治帶來的問題：第一，金融的寡頭是不可控制的，這帶給社會很多的問題，包括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歐債危機在內的很多問題都是由於金主政治在作怪。第二，很多國家出台了很多的政策，但很難去挽救這些危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金錢政治造成的少數人利益與大多數人利益之間的矛盾和沖突。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要堅持正確的發展方向

中國現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第一，是要扎扎實實立足於國情。這個國情既包括黨從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以來幾十年探索的國情，也包括我們現在面臨的國情，還包括面向未來的國情。第二，我們要看到西方民主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西方民主政治的模式絕對不能照抄照搬，因為它已經出現了很多問題，給國家包括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都帶來很多問題。第三，西方的民主政治中也存在一些合理的東西，我們還要吸收借鑒。比如說對權力的制約，可以進行借鑒。通過吸收借鑒權力制約的有價值的東西，把權力制約的理念融合到我們的政治體制中來。所以，“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是我們要做的。再一個就是民主政治中的陽光化。在民主政治過程中，權力要陽光化、公開化，這也是我們應該做的。再如法治化建設，我們的民主政治需要法治化。同樣，西方在發展過程中民主權力的法治化建設也取得了一些進展，所有的政治權力要通過法治化來確立。所以，我們在全面依法治國過程中，很多政治制度要不斷進行法治化建設，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具體的政治體制都有法治化的問題，通過法治來健全我們的民主政治。西方民主政治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值得我們的借鑒，但我們不會照抄照搬，要有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總的來看，西方民主經歷了幾百年的發展，我們要看到它的內在的本質，也要看到它的內在矛盾以及帶來的問題。同時，我們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要有清醒的眼光，要用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馬克思主義民主政治理論指導我們，搞好社會主義民主建設，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道路走得更加順利，走得更加暢通，讓我們民主政治的發展越來越健康，既推動我們經濟社會發展，也讓人民群眾享受到更加廣泛的民主權利。

（作者簡介：辛向陽，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發展部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