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視野下的“中國之治”

受“中心—邊緣”結構的影響，人們關注的眼光總是在西方，而且往往總是偏袒著西方。但是，歷史的發展並不總如人們所預設的那樣。近年來西方世界頗不太平，如金融危機、經濟停滯、選舉亂局、逆全球化和民粹主義、難民問題、種族歧視引發社會抗議和騷亂……面對西方國家所表現出來的種種治理亂象，很多國際人士驚呼：西方怎麼了？與上述情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社會所表現出來的欣欣向榮的有序治理景象，這種有序治理景象我們不妨稱之為“中國之治”。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緊緊圍繞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舉旗定向、謀篇布局、攻堅克難、強基固本，開辟了治國理政新境界，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吸引了世界各國的目光，許多人想了解中國的發展模式為什麼具有旺盛生命力，“中國之治”魅力何在。無論是分析“中國之治”的魅力，還是反思“西方之亂”的根源，都必須運用比較的方法。從比較的視野看，“中國之治”和“西方之亂”都有其必然性。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偉大勝利

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歷史表明，那些沒有穩定領導核心的國家，它們無法有效組織人力、物力、財力，常常陷入不同利益集團的撕扯之中，使國家發展失去方向。從近年來一些西方國家大選的情況看，一些新的領導人通過競選上台執政，但是都不能成為穩定的領導核心。這是因為，西方的兩黨制或多黨制，已經從最初的良性競爭，逐漸發展為政黨分肥，這不僅體現在選舉中，更體現在議會議事中。在選舉中，各黨派為了自己的候選人能夠勝出，不惜花費重金進行選舉策劃、包裝、運作，使民主的形式大於其實質內容，最后成為輿論（主要還是資本）主導選舉，從而實現黨派自身利益。以美國的選舉政治為例，選舉離不開政治獻金，所謂的民主不過是財富主導下的幻象，並不能真正實現大多數人的民主。在議會議事中，各黨派更是為了自身利益而相互博弈、甚至出現相互掐架，使一些利民項目、工程、法律等不能在議會通過，從而無法進入實施階段。這種長期的基於政黨利益考慮而進行的政治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資本主義政黨制度的一種內耗，極大地增加了國家治理的成本、降低了國家治理的效率。從這個角度看“西方之亂”，也就不難理解了。

從理論維度看，能否形成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政治上是否真正成熟的關鍵。毛澤東同志深刻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鄧小平同志也強調：“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中國這樣的大國、中國共產黨這樣的大黨，要凝聚全黨、團結人民、戰勝挑戰、破浪前進，保証黨始終成為堅強有力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強領導力量，黨中央、全黨必須有一個核心。

黨的十八大以來，盡管重要戰略機遇期仍然存在，但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正面臨復雜嚴峻的國內外環境，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明確了習近平總書記的領導核心地位，“這是中國共產黨的鄭重選擇，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它反映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心聲，是黨和國家根本利益所在，是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根本保証，是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需要。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復雜局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不辱使命，不忘初心，以“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自覺和“治大國如烹小鮮”的態度，擼起袖子加油干，開啟了新的偉大奮斗，進行了新的偉大斗爭實踐，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新的局面，形成了“中國之治”的獨特景象。

中國共產黨責任擔當的必然結論

從現代化的角度看，“后發國家的治理要想取得成功，需要有敢於擔當責任的執政黨和運轉高效的政府”。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敢於擔當且善於擔當的執政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負的歷史使命，為了實現這一光榮的使命，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前赴后繼、砥礪奮進。

從大國治理的經驗看，治理大國最重要的是責任。這個重大責任，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就向世界宣示——“就是對民族的責任”“就是對人民的責任”“就是對黨的責任”。黨的十八大以來的這五年，接過歷史接力棒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肩負起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斗的歷史責任，在全黨樹起使命擔當的典范和真抓實干的標杆，讓億萬人民對國家和未來有了更強的信心、更深的期待。從“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到“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從貫徹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到把握經濟發展新常態，從新發展理念到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從頒布“八項規定”到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沒有哪一項離得了擔當精神。正是這種敢於擔當和善於擔當的精神和實際行動，凝聚了中國力量和中國精神，催生了“中國之治”。

中國有句古語：“有多大的能力，就有多大的責任”。面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中國始終站在和平穩定一邊，站在公道正義一邊，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無論是第二大經濟體還是第二大對外投資國，無論是為世界經濟作出的“中國貢獻”還是為更好社會制度提供的“中國方案”，都充分展示了責無旁貸的“中國擔當”。黨的十八大以來的這五年，中國越來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杭州G20峰會勇立全球經濟治理變革潮頭，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堅定不移推進經濟全球化、引導全球經濟走向﹔浙江烏鎮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倡導互聯互通、共享共治——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倡導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倡議得到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參與，亞投行吸引全球80個成員國加盟……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大國擔當贏得了廣泛贊譽。

反觀近年來西方許多國家，政府缺乏責任擔當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和重大責任不同，西方國家政黨的使命則比較簡單，“要麼作為在野時的反對黨而存在，要麼作為上台后的執政黨而兌現競選時的承諾，其使命不斷變化，且具有明顯的政黨利益”。濫用公投就是一種表現。當前，公投熱已經蔓延至許多歐盟國家。公投在形式上借口遵從民意，事實上成為一些國家政府逃避治理責任的一種方式。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集中體現

西方國家面對治理亂象，也在千方百計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但事實是，即便開出了一個又一個治理的藥方，也因不同利益集團相互掣肘難以有效施治，亂象難以根治。逆全球化和民粹主義的新動向，又折射出西方社會似乎失去了自我調整以達到自愈的能力。從表面上看，西方國家的治理亂象是偶然現象的集中爆發，實質則是在治理亂象后隱藏的深刻制度根源。隨著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產業集群、大集團化成為企業發展的目標，財富越來越集中，使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中問題日益凸顯。在西方企業大集團化發展過程中，資本的逐利性導致了資本集團之間的封閉性和自利性，從而使有限的社會資源不能共享。這也導致近年來西方出現了逆全球化的潮流。從本質上講，西方治理之亂是資本主義本性的再次暴露。如果看不到西方之亂背后的制度根源，就難以揭示社會主義制度所具有的優越性。

與“西方亂象”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注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有著自己的鮮明特點和顯著優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場偉大的社會變革和實踐創新催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文化具有無比的先進性和優越性，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和發展前途，也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中國之治之所以成功，關鍵在於我們始終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自信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堅定自信和不斷改革創新統一起來。尤其是現在的國家治理，遠比以往復雜得多。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中國政法大學時指出：“我們有我們的歷史文化，有我們的體制機制，有我們的國情，我們的國家治理有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特殊性和復雜性。”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通過不斷改革創新，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上更有效率，更能激發全體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更能在競爭中贏得比較優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作者簡介：石國亮，首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