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理政新思想對“修昔底德陷阱”的超越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創新思想。在接受美國《赫芬頓郵報》子報《世界郵報》創刊號專訪時，他指出，“我們都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強國隻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於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后來在訪美演講時，他再次強調：“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這些重要論述對於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形成互利共贏的國際合作格局，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突破“零和博弈”思維的中國主張

“修昔底德陷阱”是美國政治學家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概念，他借用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關於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論述，表達出新崛起的大國與守成大國必將因國家利益產生強烈沖突乃至戰爭的意義。這個比喻關涉的重大全球性問題是“古典世界的歷史悲劇是否仍然會在當代重演”。在中國綜合國力日益增強、影響力日益擴大的過程中，不乏西方學者以此考量未來的中美關系，固守零和博弈的觀念和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因此，“修昔底德陷阱”雖典出希臘，但指向現代國際問題，實則是對當今大國關系走向做出的一種闡釋。通過簡要分析歷史上大國關系的演變和當代中美關系發展走向可見，這種引人擔憂的“陷阱”描述的是一種歷史現象，而不是一個不以人的意識而轉移的歷史規律。

從修昔底德關於雅典和斯巴達戰爭的論述角度看，這個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體現帶有歷史啟示的經典史實並不專指新崛起的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戰爭。古希臘城邦之間的戰爭頗為常見，發生在公元前5世紀的這場戰爭之所以為后世所矚目，乃是因為其在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和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之間展開。意欲控制希臘的雅典動用強大的兵力，斯巴達人與之抗衡，戰爭的起因主要是希臘各城邦內部分化和地緣政治，戰爭以斯巴達的勝利而結束。隨著民主時代告終，希臘由盛轉衰。確實，“使得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但這場歷時27年的戰爭反映的並非主要是新崛起的大國與守成大國的矛盾，而是當時復雜的歷史條件和社會關系。這裡並不必然存在一種不可繞過的“陷阱”，而主要是兩個同盟之間的軍事較量，不應對此進行過度解讀。

從歷史上大國關系的演變角度看，“修昔底德陷阱”並非不可避免的歷史規律，而只是一種在統計學上多次出現的歷史現象。這在近代西方國家發展中可見一斑，由英國與西班牙大海戰開始，法、德、俄、意諸國都通過戰爭取代此前的霸權國而實現大國崛起。據統計，在15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70年代爆發的119次大國戰爭中，新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同時參戰的有64 次。這種歷史現象反映了國際安全困境，但在總體性分析中應當看到，很多戰爭與新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無關，戰爭往往源於殖民的目的或民族宗教問題，歷史上很多國家的崛起也並非一定要通過戰爭，因而“修昔底德陷阱”不是在國際舞台上被反復証明的真理。

從當代中美關系發展角度看，“修昔底德陷阱”的邏輯推理實際上是保守思維方式的體現，謀求世界發展的良好格局，應從實現共同利益角度完善新型全球治理體系。毋庸置疑，近代西方國家排他性的崛起造成的對抗和戰爭已為國際社會所警示，雖然后來國家間的戰爭仍然不時發生，但各國都已意識到發動戰爭所要承受的沉重代價。盡管多年來中美關系出現過一些波折，但兩國都深知彼此的共同需要日益增加，在未來全球治理方面也都承擔著重要責任，在合作共贏中完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有助於實現兩國的共同利益。當今時代，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是世界發展的主旋律，對抗和沖突隻能使兩國俱損，用所謂“修昔底德陷阱”考量未來的中美關系，無非是固守陳規、杞人憂天之類習慣性的心理暗示。未來的國際發展當然不必重蹈古人的覆轍，中美兩國應以符合時代精神的價值觀念共同創造未來。

概言之，如果因之多次出現，而將“修昔底德陷阱”理解為歷史規律，則無疑反映了對國際社會現實發展現狀與走向的過度解讀。當今全球治理要向前看，各國都應具有對和平與發展的責任擔當意識，作為具有重要世界影響力的中美兩國在發展過程中尤應如此。應當充分意識到，大國之間的開放包容、多元互鑒有益於國際社會的進步和繁榮。因此，對於將“修昔底德陷阱”視為一種被超越的壞的可能性，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則為此提供了視域開闊的中國智慧。

防止“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國智慧

作為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發展繁榮呈現了富有深遠戰略眼光的中國智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印尼國會發表演講時所指出的，“堅持講信修睦”，“堅持守望相助”，“堅持合作共贏”，“堅持心心相印”，“堅持開放包容”，“中國將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不移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中國的發展為亞洲和世界帶來的是發展機遇而不是威脅。中國願繼續同東盟、同亞洲、同世界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機遇”。可見，中國發展體現了“見利思義”的價值觀念，彰顯了“計利當計天下利”的世界視野，進而展現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開闊境界。由此呈現的中國智慧表明，中國現代化進程具有不同於西方近代文明的新發展理念，這決定了中國不僅沒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維傳統，而且具有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實踐理念。

首先，“以天下觀天下”“以天下為天下”的天下觀念與僅立足於國家利益考量國際關系的西方傳統政治思維頗為不同，實則注重實現世界公共利益的實踐理念。中國古代的天下觀念具有世界性，盡管那時的“天下”僅限華夏域內，並非今日全球之謂，但從天下出發考量各諸侯國的思維方式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政治理念。孟子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道出了中國古代士人的價值理想，對“天下大勢”的關注反映了天下政治的重要性，古代各民族的交融與發展體現了人們對共同利益的追求。在強調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的當今時代，深入理解中國傳統天下觀念的實質可見，中國傳統政治理念沒有“修昔底德陷阱”的文化基因，以此形成所謂“中國威脅論”之類論調並無可取之處。

其次，崇尚和諧是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天人合一”“民胞物與”“協和萬邦”等和諧觀念在歷史長河中廣為流傳，成為人們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系時的基本價值遵循。回顧中華文化海外傳播史可見，千百年來中華文化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搭起了“文化傳播的生命之橋”，它“啟發了各民族進行文化創造的靈感和智慧”，“促進了各民族文化參與世界性的文化交流，獲得世界性的文化價值和文化意義。”這種和諧觀念是中國與世界交往的文化主調，將“兼相愛、交相利”視為“天下之治道”，在“同一個世界”因“同一個夢想”展開“我和你”的對話，倡導世界各國和諧共處、協作互信、發展共贏、互補融合，展現了中華文化精神的博大格局，體現了構建和諧世界的中國智慧。

再次，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和諧”的深刻闡釋開啟了理論新境界，深化了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當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世界格局呈現多極化趨勢，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逐漸成為社會共識，體現中國文化風格的馬克思主義和諧觀念獲得普遍關注。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中強調和諧世界理念，反映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對世界發展大勢的把握，體現了對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時代新詮。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中國將始終做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堅持走共同發展道路，繼續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將自身發展經驗和機遇同世界各國分享，歡迎各國搭乘中國發展‘順風車’，一起來實現共同發展。”毋庸置疑，提倡求同存異、互惠共贏、共同發展，有利於消解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有利於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有利於世界各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

從中美關系的實際情形來看，“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有三大保障：‘一帶一路’補全球化短板，開創中美合作共贏新格局﹔共同應對全球公域問題挑戰，引領中美合作新方向﹔中國世俗文明精神修補美國宗教文明精神，開創東西互鑒新時代” 3。因此，中美兩國的未來發展不必受“修昔底德陷阱”這種壞的可能性的思維束縛，而應面向未來開創有利於世界發展的和諧共贏的好的可能性，使世界各國在發展過程中同舟共濟，使各國人民在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同時提升幸福感。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

匯聚社會發展的價值共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順應歷史潮流且體現大國責任擔當意識的創見。習近平總書記在應德國科爾伯基金會邀請發表演講時指出：“我們將從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義出發，貢獻處理當代國際關系的中國智慧，貢獻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為人類社會應對21世紀的各種挑戰作出自己的貢獻。” 他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紀念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再次指出，“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 。“中國方案”反映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成就與潛質，為全球化時代的國際交往與合作提供了合理思路，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自信與世界歷史意義。

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理念角度看，當今全球問題與生態危機使世界各國休戚相關，因文明的沖突而產生的價值分歧令人深深憂慮，人們日益意識到全球化時代的人類利益相互依存，形成人類發展的全球共識意義重大。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彰顯了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是破解世界發展難題的創見。為此，聯合國社會發展委員會第55屆會議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寫入決議，會議主席菲利普·查沃斯先生認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體現了中國人著眼於維護人類長遠利益的遠見卓識”，“這一理念對聯合國推動世界各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至關重要。”“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匯聚全球共識，在合作共贏中化解沖突，無疑有助於實現世界各國的共同夢想。

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基礎角度看，實現全球治理需要建構體現有力的價值約束和道德規范的有效機制，從美美與共的理想和現實的共同利益出發，構建政治多極、經濟均衡、文化多樣、安全互信、環境可續的國際治理新格局。全球化時代的“地球村”讓各國共處於一個世界，為了實現同一個世界的同一個夢想，各國應兼容並蓄、同舟共濟，建立平等協商的伙伴關系，謀求和諧有序發展的未來。為此，應沖破冷戰思維、零和思維的束縛，走出僅僅依靠實力決斷的叢林法則，消除和彌合各種差異和分歧，遵循為各國普遍適用的價值理念，實現共同利益，保障共同安全，達成價值共識，在維護世界公平正義的過程中呵護人類的事業，以體現時代精神的全球治理理念和實踐實現人類社會的美好願景。

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路徑角度看，“一帶一路”倡議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呈現了沿線各國眾行致遠的發展藍圖，是包容合作、文明互鑒、資源共享的有效途徑。“讓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成為共同努力的目標，堅持在開放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贏，對話化解分歧，協商解決爭端，共同維護地區安全穩定” ，有助於應對“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面臨的共同挑戰，為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注入正能量。作為一個放眼世界的發展構想，由中國倡導、惠及世界的“一帶一路”旨在推動沿線國家互聯互通，把握世界發展機遇，促進沿線各國相互依賴、共同受益，實現和平、繁榮、開放、創新和文明的發展圖景，體現了當代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大國責任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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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臧峰宇，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