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全球治理體制更加公正合理

所謂全球治理，就是包括國家、國際組織等在內的多元主體，在共同應對全球性問題挑戰時所形成的一種管理人類公共事務的規則、機制和方法。2015年10月l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時強調，隨著全球性挑戰增多，加強全球治理、推進全球治理體制變革已是大勢所趨。這不僅事關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而且事關給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定規則、定方向﹔不僅事關對發展制高點的爭奪，而且事關各國在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長遠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面對世界前所未有之大局，科學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旗幟，大力提倡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開啟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新征程，為推動全球治理變革提供了中國智慧、中國力量和中國方案。

中國是推動全球治理體制變革的重要力量

全球治理，是伴隨著全球化的產生而產生的。早在1648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全球治理就已經存在。近現代以來的世界發展進程中，西方國家一直掌握著全球治理的主導權，包括聯合國、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等政治、經濟組織以及以美元為核心的世界金融體系，都是在西方國家主導下建立的。進入21世紀以后，在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大國的推動下，這種狀態發生了變化。“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全球治理體制變革正處在歷史轉折點上。”這個“歷史轉折點”，一方面表現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應對全球性問題的力不從心上。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就曾深有感觸地說道，感覺這世界好像轉得太快，快到沒人能管住它了。另一方面則表現在以金磚五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群體在全球事務中話語權的增多。可以說，伴隨著西方國家提供全球性公共產品能力的下降，全球治理領域正面臨著重新洗牌的局面。

全球治理格局取決於國際力量對比，全球治理變革源於國際力量對比變化。進入21世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整體實力呈現相對下降的態勢，而以金磚五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實力則呈現出相對上升的態勢。而在這之中，中國的表現尤為突出。2001年，中國的GDP為1.3萬億美元，美國的GDP為10.3萬億美元，中國僅為美國的12.6%﹔2016年，中國的GDP為10.82萬億美元，美國GDP為18.03萬億美元，中國為美國的60%。另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2016年度，美國為全球經濟增長貢獻了0.3個百分點，歐洲貢獻了0.2個百分點，而中國則貢獻了1.2個百分點。可以說，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以及國際影響力的提升，中國在全球治理格局中角色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已經從最初基於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排斥者、批評者，到對外開放不斷擴大中的觀察者、參與者、學習者、規則的遵循者，再到國家實力全面提高基礎上的倡導者、建構者。

對於中國來說，發生這樣的變化來之不易。長期以來，受制於客觀條件和文化傳統，人們更習慣於從國內視角考慮各種問題。盡管這種認識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深入推進而不斷發生變化，但受制於國家整體戰略和國家綜合實力，這個進程依舊緩慢，全球治理在中國的對外戰略中大多數時間裡只是被視為大的時代背景，而尚未上升為對外戰略本身或對外戰略內容之一。進入21世紀后，這一狀況逐漸發生改變。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強同世界各國交流合作，推動全球治理機制變革”，“中國堅持權利和義務相平衡，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特別是2015年10月12日中央政治局以“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體制”為內容的集體學習，更是把全球治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我們參與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從服務於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要審時度勢，努力抓住機遇，妥善應對挑戰，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推動全球治理體制向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為我國發展和世界和平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這一切都充分表明，全球治理已成為當代中國“兩個大局”中國際大局的關鍵，不僅統領著當代中國對外戰略，也直接影響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大業，我們必須從戰略的、全局的高度認識理解全球治理。

大力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

歷史地看，在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治理格局下，現實主義始終是其認識和處理國際事務的主導性理念與思維。這種理念和思維具有存在的現實環境和土壤，但不斷凸顯的“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也在不斷地呼喚一種全球主義、世界主義的視野和思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就代表了這一趨勢與走向。“我們應該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對於中國而言，不僅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而且要爭取對全球治理作出特殊貢獻。“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實行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戰略，著力點之一就是積極主動參與全球治理，構建互利合作格局，承擔國際責任義務，擴大同各國利益匯合，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都為全球治理變革注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

堅持各國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各國體量有大小、國力有強弱、發展有先后，但都是國際社會平等一員，都有平等參與地區和國際事務的權利。”在全球治理變革中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就是要主張世界不同國家，無論其發展程度如何，都是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的一個要素，都有維護自己平等地位的權利以及承認和尊重他國平等地位的義務。德國著名哲學家、社會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曾提出：“不同的文化類型應當超越各自傳統和生活形式的基本價值的局限，作為平等的對話伙伴相互尊重，並在一種和諧友好的氣氛中消除誤解，擯棄成見，以便共同探討對於人類和世界的未來有關的重大問題，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這應當作為國際交往的倫理原則得到普遍遵守。”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更加深入人心，在全球發展走向更加多元化，多樣性文明更加展開頻繁交流和對話的今天，必須拋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思維，自覺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客觀理性看待別國發展壯大和政策理念，努力求同存異、聚同化異。

堅持合作共贏、共同發展。全球化時代是“一個相互依賴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中，國家間的共同利益日趨增多，但國家間的共同利益隻有通過合作才能實現”。從某種意義上，合作可以被看作是進行全球治理的一種最基本方式，沒有合作幾乎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治理，一部全球治理發展史就是一部合作進化史。尤其是近現代社會中普遍化、規范化、制度化的合作，更是人類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性問題的一個巨大成就。當我們面對日益緊迫的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生態環境危機，面對不同國家、民族和地區之間的矛盾乃至沖突、戰爭等問題時，都應當摒棄零和游戲、你輸我贏的舊思維，樹立雙贏、共贏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兼顧他方利益，在尋求自身發展時促進共同發展。雖然在當前的世界中，因為國家利益、意識形態的差異而產生的分歧和矛盾仍然大量存在，但是合作卻是絕對必要的。否認合作，任何世界性的重大問題都無法解決﹔退出合作也將意味著全球治理變革路徑的迷失。

堅持實現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實現和平與安全始終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內容。當今世界，安全的內涵和外延更加豐富，時空領域更加寬廣。各國人民命運與共、唇齒相依，沒有一個國家能實現脫離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沒有建立在其他國家不安全基礎上的安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全球性挑戰層出不窮，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依然任重道遠。實現這個目標，我們要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的新觀念。”共同安全，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個國家安全﹔綜合安全，就是要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合作安全，就是要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通過坦誠深入的對話溝通，增進戰略互信，減少相互猜疑，聚同化異、和睦相處，促進各國和本地區安全﹔可持續安全，就是要發展和安全並重以實現持久安全。

堅持不同文明兼容並蓄、交流互鑒。在人類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在創造著自己的文明，總是在社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以及相應的語言、哲學、科學、文學藝術、倫理、宗教、公共機構、國家、政治、法律、技術等文化體系方面，表現出不同程度的獨特性。“對待不同文明，我們需要比天空更寬闊的胸懷。”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也曾提出：“為了持有一種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觀點，我們必須拋棄自己的幻覺，即某個特定的國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屬於我們自身，便把它當作中心並以為它比其他文明要優越。”在全球化日益向縱深發展的今天，尊重文明的多樣性，包容文明的差異性，無論從文明多樣、文化差異的角度講，還是從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發展模式多樣化的角度看，都是一種新的全球治理觀。我們應該從不同文明中尋求智慧、汲取營養，為人們提供精神支撐和心靈慰藉，攜手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各種挑戰。

積極推進 “一帶一路”建設

近年來，面對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增長乏力和經濟結構失衡，西方國家雖然同意加快全球治理變革，但明顯不願自動放棄對全球治理的控制權和主導權。新興國家需主動積極作為，推動全球治理體制變革。“中國將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建設，努力為完善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推動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一帶一路”是推動世界治理變革的中國方案，它不僅體現了中國新一輪的改革開放目標，同時也開啟了中國所推動的全球治理變革的進程。

高舉和平共處、共同發展的大旗。“一帶一路”倡議是在全球治理格局發生復雜變化、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背景下提出的。世界期待中國體現更多的大國責任擔當，中國也希望為世界和平發展作出更多貢獻。兩種因素的疊加，使得中國歷史性地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但與此同時，也有人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的‘馬歇爾計劃’”“中國進行地緣戰略布局”“中國對外輸出剩余產能”。這表明，盡管“一帶一路”有助於推動沿線國家的發展，但還不足以消除人們對“一帶一路”倡議的顧慮，這就要求我們對“一帶一路”倡議做出更為明確的回應。面對這些雜音，習近平總書記在“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演講中旗幟鮮明地指出：“中國願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同所有‘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的友好合作。”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與世界分享的是發展經驗，而不是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設的是和諧共存的大家庭，而不是破壞穩定的小集團。時代已經變化，世界正在改變，但中國推動世界和平發展的初心並未改變。

推動務實合作，讓“一帶一路”倡議落地生根。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世界經濟一直在低谷徘徊，各種逆全球化思潮甚囂塵上。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不僅具有理念創新意義，更具有實踐創新意義，它不僅表達了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新理念，也勾勒了共商共建共享的人類發展新思路。話語的力量，源自崇高的追求，也源自負責任的擔當。“‘一帶一路’建設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際舉措，將給地區國家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四年來，在中國政府的推動下，“一帶一路”正在從構想變為現實，從倡議規劃變為具體項目，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通互聯的大格局正在形成。也正因如此，“一帶一路”倡議才為世界所廣泛認可，“一帶一路”的“朋友圈”才不斷擴大。但我們也要看到，與沿線各國特別是沿線各發展中國家的迫切期待相比，我們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習近平總書記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演講中提出：將向絲路基金新增資金1000億元人民幣，將同30多個國家簽署經貿合作協議，將從2018年起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將在未來3年向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發展中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600億元人民幣援助……這些務實舉措充分彰顯了一個大國的誠意與擔當，也必將為“一帶一路”建設注入強大動力。

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中國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倡議者，無疑承擔著重大的責任。但也要看到，“一帶一路”倡議，實際上也是中國向全球提供的“公共物品”，無論是作為一種戰略、機制、框架，還是作為一種理念、機制、平台，都具有鮮明的世界性和公共性。2017年5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演講中指出，“一帶一路”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而是沿線國家的合唱，“不論來自亞洲、歐洲，還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帶一路’建設國際合作的伙伴。‘一帶一路’建設將由大家共同商量，‘一帶一路’建設成果將由大家共同分享”。共商，就是集思廣益，好事大家商量著辦，使“一帶一路”建設兼顧雙方或各方利益和關切，體現雙方或各方智慧和創意。共建，就是各施所長，各盡所能，把優勢和潛能充分發揮出來，聚沙成塔，積水成淵，持之以恆地加以推進。共享，就是讓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沿線各國人民，打造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以合作取代對抗，以共贏取代獨佔，這是中國的倡議，也是參與國家的共同期盼。

不斷推動與各方面關系全面發展

國家是全球治理的核心主體，和諧的國家關系，不僅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的生存發展環境，也關系到全球治理變革的成效。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中國夢”、構建“合作共贏”新型國際關系、堅持“正確義利觀”等新理念指導下，中國政府積極推動與各方面關系全面發展，多邊外交積極進取、務實創新，顯著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地位，有力地推動了全球治理變革的進程。

構建健康穩定的大國關系。自近代以來，大國關系始終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居於核心地位，其發展和變化一直對世界形勢具有決定性影響。進入新世紀以后，大國關系仍是當前國際關系的重中之重，大國關系的演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能夠決定著未來世界秩序的走向。在中國的對外關系中以中美關系最為關鍵。作為世界兩大經濟體，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推進全球治理變革，尤其需要中美合作和協作。“中美在全球治理領域有著廣泛共同利益，應該共同推動完善全球治理體系。這不僅有利於雙方發揮各自優勢、加強合作，也有利於雙方合作推動解決人類面臨的重大挑戰。”當然，作為現有全球治理格局的主導者，美國顯然沒有中國變革全球治理的動力大。在這樣的背景下，促使中美共同推動全球治理變革顯然需要一定的政治智慧。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隨著人類面臨的重大跨國性和全球性挑戰日益增多，有必要對全球治理體制機制進行相應的調整改革。這種改革並不是推倒重來，也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創新完善。”這充分顯示了習近平總書記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寬闊的戰略視野，對於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防止戰略誤解誤判，實現雙方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共同推進全球治理變革具有積極意義。

切實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關系。發展中國家是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中的最大群體，也是推動全球治理變革的重要力量。沒有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參與支持，推動全球治理變革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長期以來，在全球治理格局中，廣大發展中國家一直處於被動接受的地位，所以對全球治理變革的要求和渴望也最高。這就要求：一方面，全球治理變革必須能夠反映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政治要求和利益訴求﹔另一方面，也要求廣大發展中國家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變革而不能作壁上觀。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闡述中國的全球治理變革戰略時旗幟鮮明地提出，一方面，“要切實推進多邊外交，推動國際體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增加我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話語權”， 另一方面“我們要加強協商協作，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向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維護共同利益”。無論是在過去，還是在當下，在推動全球治理變革的問題上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始終是同一陣營，相互支持、合作共進。而在發展中國家群體中，尤以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組成的“金磚國家”對全球治理變革的作用最為突出。就經濟總量而言，金磚國家的經濟總量已經佔到世界的23%，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更是達到50%。從某種程度上講，“金磚國家”的願望和能力如何，直接影響全球治理變革的深度和廣度。因此，習近平總書記認為：“金磚國家合作有利於促進世界經濟更加平衡、全球經濟治理更加完善、國際關系更加民主。”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應攜起手來，共同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全球治理現代化。

深化同周邊國家的互利合作關系。周邊是我國安身立命之所、發展繁榮之基。近年來，在中國政府的努力下，中國周邊環境總體上保持著積極穩定的態勢。但也要看到，中國周邊安全環境比較復雜、多種矛盾交織、多種力量並存的挑戰並沒有消除。塑造穩定的安全環境，推動全球治理變革，中國首先要處理好同周邊國家的關系。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將繼續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方針，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的政策，在同鄰國相處時秉持親、誠、惠、容的理念。”在這一原則指導下，周邊外交在我國外交全局中的地位獲得了提升，處理與周邊國家經濟關系的理念也由“互利”到強調“惠及”，政策目標也由維持周邊穩定和密切經濟合作提升為建設“命運共同體”。正是得益於此，曾經波濤洶涌的南海、東海逐漸恢復了平靜。總之，正確處理好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不僅體現了中國的大國擔當，也為中國攜手周邊國家共同推動全球治理變革創造了積極條件。

[參考文獻]

[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龐中英.重建世界秩序：關於全球治理的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5.

[3]徐洪才.變革的時代：中國與全球經濟治理[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4.

[4][埃及]薩米爾·阿明.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對當代社會的管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5]楊雪冬，王浩.全球治理[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

[6]何亞非.選擇：中國與全球治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作者簡介：顏旭，國防大學馬克思主義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