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命運共同體引領下的中國外交創新

自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中首次提出“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①以來，短短的幾年間，習近平主席在包括聯合國大會在內的一系列雙邊和多邊重要外交場合多次提及並深刻闡發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思想，使得這一理念日漸清晰並不斷完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立意高遠、內涵豐富。就世界而言，它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順應當今世界潮流與歷史大勢，就解決事關人類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所倡導的重要理念，以及在此基礎上提供的中國方案。就中國而言，它已成為引領中國外交的核心理念與行動指南。在這一理念的指引下，中國外交目標、國際定位、外交理念與實踐等諸多方面都發生了顯著創新，不僅凸顯了當代中國大國外交的特色與擔當，而且必將對中國的和平崛起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樹立了中國外交的新目標

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的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中，明確指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美好的目標，也是一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實現的目標。中國願同廣大成員國、國際組織和機構一道，共同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進程。”②從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關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系列講話及中國的外交實踐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已成為統領中國外交的核心理念與根本目標。它具有如下幾個鮮明特征。

首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外交目標的確立，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幾代領導人一以貫之的中國和平外交思想的繼承與發展。早在美蘇尖銳對抗的冷戰時期，中國就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做出了永不稱霸的庄嚴承諾。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提出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觀﹔江澤民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胡錦濤在世紀之交提出了建設“和諧世界”的思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是在上述思想的基礎上發展而來，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與創新。這種發展與創新突出表現在，確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目標，不僅向世界傳遞了中國要“建設一個什麼樣的世界”③的美好願景，而且將這一美好願景的目標具體化，路徑清晰化。

2015年9月28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成立70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的題為《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講話中，面向國際社會的全體成員系統闡述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要內涵——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並蓄的文明交流，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④習近平主席的這一闡述，從政治、安全、經濟、文化、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視角，深刻揭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努力方向、總體布局、實踐路徑，為中國外交作出了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的頂層設計。

其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外交目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基於對世界大勢的准確把握，對人類命運的深刻思考而提出的，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一方面，當今世界已經進入到全球化時代，“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裡，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裡，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⑤利益交融、安危與共、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是我們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目標的客觀基礎和時代命題。另一方面，當今世界依然面臨著三大“赤字”的嚴峻挑戰——和平赤字，地區熱點持續動蕩，兵戎相見時有發生，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陰魂不散﹔發展赤字，世界經濟增長乏力，發展鴻溝日益突出，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治理赤字，由美國等少數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治理機制弊端叢生，治理失靈，嚴重缺乏公正性、公平性和代表性。有效應對並化解這三大“赤字”的挑戰，是我們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目標的根本動力。

再次，正是由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目標是建立在對世界大勢的准確把握、對人類命運的深刻思考基礎之上的，所以這一目標不僅反映了中國國家利益的追求，同時也契合了世界各國人民對於和平發展的共同訴求，反映了人類共同利益與共同價值的通約性，把握住了凝聚世界各國人民的最大公約數。如果說實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目標是中國的世界夢的話，那麼這個夢想是同各國人民的夢想息息相通的。事實証明，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以來，已在國際社會贏得了越來越多的認可與贊賞。2017年2月，聯合國社會發展委員會第五十五屆會議協商一致通過“非洲發展新伙伴關系的社會層面”決議，首次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寫入聯合國決議。2017年3月，聯合國安理會在其一致通過的關於阿富汗問題的第2344號決議中，再次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寫入聯合國安理會決議，顯示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與目標已經得到聯合國廣大成員國的普遍認同，正在上升為國際共識，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確立了中國的國際新定位

一個國家的國際定位，主要是指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扮演什麼角色，即在國際社會中發揮什麼作用、承擔什麼責任的問題。自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國際定位問題逐漸成為國際國內關注與熱議的問題。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國際定位問題，並非世界各國制定外交政策中的普遍問題，而中國的國際定位問題之所以成為關注的焦點，是因為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綜合國力迅速提升，中國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國都發生著更為快速而明顯的變化。正是這種變化，引發了國際社會對於中國將在國際事務中扮演什麼角色的關注，並出現了一些對於中國國際定位的錯誤認知甚至惡意的攻擊。有的西方學者或是基於歷史的經驗（如休昔底德陷阱），或是基於某種國際關系理論（如進攻性現實主義），將中國視為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改變者”，美國霸權的“挑戰者”，甚至將中國的和平崛起視為對世界的“威脅”，將中國發展與非洲國家的經貿合作視為“新殖民主義”，將中國發展與亞洲國家的關系視為要恢復“東亞朝貢體系”等。

關於中國的國際定位，黨的十八大報告曾予以明確科學地闡述，即“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是尚處於“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國際事務中，“中國將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⑥在此基礎之上，習近平主席在紀念聯合國成立70周年大會發言中，從“負責任大國”的視角，就中國的國際定位問題作了更為系統全面更加明確地闡發——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偉大歷史進程中，中國將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⑦

中國將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這一國際定位，植根於中國歷來崇尚“以和邦國”“和而不同”“以和為貴”的優秀中華文明的傳統基因之中，來源於近代以來積貧積弱的中國飽受戰禍和動亂之苦的深刻歷史教訓，更是基於當代中國對於“隻有和平安寧才能繁榮發展”⑧的深刻認識。“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無論自身如何發展，中國永不稱霸、永不擴張、永不謀求勢力范圍。”⑨“中國維護世界和平的決心不會改變”。⑩

中國將始終做全球發展的貢獻者。中國在發展過程中深切地認識到，自身的發展得益於國際社會，同時也為全球發展作出了貢獻。“世界好，中國才能好﹔中國好，世界才更好”。 這就決定了中國將“堅持走共同發展道路，繼續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將自身發展經驗和機遇同世界各國分享，歡迎各國搭乘中國發展‘順風車’，一起來實現共同發展”。

中國將始終做國際秩序的維護者。自近代以來，國際關系在其自身演變過程中，已形成了一系列為國際社會所公認的原則，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所確立的平等和主權原則，日內瓦公約所確立的國際人道主義精神，聯合國憲章所明確的四大宗旨和七項原則，萬隆會議所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這些原則應該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遵循。 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社會主義大國，將繼續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

早在1974年，鄧小平在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次特別會議時就向世界庄嚴宣告：中國不做超級大國，永遠不稱霸，向世界回答了中國不做什麼這一問題。41年后，習近平在同一地點在重申“中國永不稱霸”的同時，全面闡釋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將在國際社會發揮什麼作用，承擔什麼責任，扮演什麼角色，進一步向世界回答了中國要做什麼這一問題。這一對中國的國際新定位，反映了中國作為正在崛起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大國擔當，體現了中國將自身發展同各國共同發展有機結合的高度自覺，有力回應並回擊了國際上對於中國國際定位的種種錯誤認知與惡意攻擊。盡管一個國家的國際定位，不僅取決於自我的認同與塑造，而且還包括他者的認知，即國際社會對該國國際角色與作用的評判與認知，但我們相信，伴隨著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踐的不斷推進，中國的這一國際定位將日益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並贏得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體現了中國外交的新理念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在保持我國外交大政方針穩定性和連續性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新理念。值得注意的是，從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這一舉措本身，以及近年來在這一理念指引下中國外交的實踐看，中國外交理念所發生的一個也許更具深遠影響的重大變化，就是其戰略指導思想正在由“韜光養晦、有所作為”轉向“奮發有為”“積極有為”。

眾所周知，“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基於當時的國際形勢，提出的指導中國外交的重要戰略思想。它的核心要義是：“要韜光養晦，埋頭苦干，不扛大旗不當頭，過頭的話不說，過頭的事不做﹔要真正扎扎實實地抓好經濟建設，不要耽擱﹔中國在國際舞台上不是無足輕重，是能夠而且應該有所作為的。” 進入新世紀以來，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迅速提高，國際地位的大幅度提升，國內圍繞是應繼續堅持“韜光養晦”的戰略思想，還是代之以更為積極進取的外交態勢，形成了不同的觀點，並展開了辯論。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2013年10月24日，習近平在中央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發表的講話中強調指出，做好周邊外交工作，“要更加奮發有為”“更加積極有為”。 雖然習近平的這一講話主要是針對周邊外交工作的，但從此后幾年中國外交的實踐看，這一精神已成為貫穿於中國外交各個方面的重要指導思想。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理念，可以說是在國際舞台上扛起了“一面重要旗幟” ﹔中國發出“一帶一路”倡議並主辦建國以來中國首倡、層級最高、規模最大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可以說是在世界上前所未有地當了一次“頭”。再加之近年來中國活躍於國際多邊外交舞台、積極開展主場外交、深度參與全球治理、頻頻提出中國方案的一系列重大舉措與實踐，中國外交以更加“奮發有為”“積極有為”的態勢躍然於國際社會面前。

如何看待中國外交從“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到“奮發有為”“積極有為”的轉變？它的內在邏輯是什麼？習近平主席在2015年12月31日發布的2016年新年賀詞中的一段話，對此作了最好的回答。習近平指出：“世界那麼大，問題那麼多，國際社會期待聽到中國聲音、看到中國方案，中國不能缺席。” 這短短的一句話，內涵十分豐富，邏輯嚴謹有力。

首先，“世界那麼大，問題那麼多”指出了當今人類在和平、安全、發展、環境等廣泛領域面臨著日益增多的風險與層出不窮的挑戰，在中國的前途與命運已經與世界和平、穩定、發展、繁榮不可分割地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情況下，這些問題如果不得到妥善處理，中國自身也會深受其害，中國的發展也無從談起，這是對中國外交應“奮發有為”“積極有為”的客觀要求。

其次，國際社會何以期待聽到中國的聲音、看到中國方案？從中國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看，今天的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貨物貿易國、最大的外匯儲備國、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發動機，中國不僅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而且在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眾多全球性組織中的地位作用不斷上升。這是中國外交能夠“奮發有為”“積極有為”的能力基礎，也是國際社會期待聽到中國聲音、看到中國方案的根本原因。

最后，“中國不能缺席”反映的是中國面對挑戰，基於自身的能力，在中國外交“作為”上的理念更新與自覺選擇。是中國大國責任和擔當精神的具體體現。正如外交部新聞發言人華春瑩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所說：“中國一貫主張大小國家一律平等，但也認同，大國擁有更多資源和更大能力，理所應當承擔更多責任、做出更大貢獻。”

應當指出的是，近年來中國外交在凸顯“奮發有為”“積極有為”的同時，並未背離鄧小平“韜光養晦”思想中要求的冷靜、謙虛謹慎、集中精力把中國的事情辦好的精神實質。例如，在已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背景下，中國依然清醒地堅持自身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實力定位，堅持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堅持不搞擴張、不稱霸，堅持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與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道路﹔在對美關系中，中國積極推進構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在周邊外交中，中國秉持“親誠惠容”的外交理念﹔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進程中，中國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在推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建設過程中，中國支持東盟發揮主導作用，等等，都顯示出中國外交與時俱進，在“韜光養晦”和“奮發有為”“積極有為”之間，在對中國外交戰略思想繼承與發展之間，把握住了最佳平衡點，不僅有力維護和發展了中國的國家利益，而且也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引領中國外交的新實踐

理念引領行動。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指引下，近年來中國外交實踐展示了一系列較之以往更為積極進取的新特點。

發揮引領新作用。十八大以來，中國政府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頻頻發聲，闡釋中國主張，貢獻中國智慧。在政治領域，中國倡導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打造“周邊命運共同體”“亞洲命運共同體”等一系列重大主張。在安全領域，習近平在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四次峰會上首倡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的亞洲安全觀﹔在第四屆核安全峰會上，習近平提出打造以“公平、合作、共贏”為內涵的核安全命運共同體﹔在中國烏鎮召開的第三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習近平針對網絡治理與信息安全，發出了“共同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倡議。在發展領域，由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已進入實施階段，並取得一批重要早期收獲﹔在2014年北京APEC會議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中國利用主場外交推動會議批准了亞太自由貿易區建設的北京路線圖，在這一年，APEC成員提出的超過100項合作倡議中，超過一半為中國提出﹔在2016年中國舉辦的G20杭州峰會上，習近平主席提出了共同構建創新型、開放型、聯動型和包容型世界經濟的主張，進一步明確了二十國集團合作的發展方向、目標、舉措，引導峰會就推動世界經濟增長達成了杭州共識。通過就世界和平與發展重大問題全方位闡釋中國主張，貢獻中國智慧，發揮凝聚世界共識、指明發展方向，規劃行動路徑的引領作用，已成為中國外交創新實踐的一個鮮明特征。

開創合作新模式。面對新的挑戰，必須要有新思路。近年來，中國政府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領下，致力於探索、打造互利共贏的國際合作新模式，旨在通過深化沿線各國互聯互通，實現優勢互補，促進共同發展的“一帶一路”倡議，即是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奉獻給世界的重要國際公共產品。4年來，“一帶一路”從規劃走向實踐，從中國的一國倡議變為沿線國家的集體行動，進展和成果超出預期，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與積極響應。2017年5月，中國舉辦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來自29個國家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以及130多個國家和70多個國際組織的1500多名代表匯聚北京，共商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合作大計，形成了共5大類、76大項、270多項的成果清單﹔峰會決定“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定期舉辦，並成立論壇咨詢委員會、論壇聯絡辦公室﹔峰會發表的聯合公報進一步明確了“一帶一路”合作的目標，確立了合作的原則，規劃了合作的舉措。這些成果充分表明，“一帶一路”倡議正在走向機制化，一個以互聯互通為特征，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以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為目標的國際合作新模式已經形成。

承擔大國新責任。除上述在國際事務中發揮引領作用，創新合作發展模式以外，近年來中國在國際政治、安全、發展與全球治理等諸多領域，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也開始承擔起越來越大的國際責任，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在發展與世界各國關系方面，中國堅持在不結盟原則的前提下廣交朋友，在已有基礎上，積極發展新的“伙伴關系國”或提升“伙伴關系國”的層級，截至2016年，中國已與79個國家和3個地區一體化組織建立起不同層級的伙伴關系，構建起全球伙伴關系網絡，顯示出中國正在走出一條超越“休昔底德陷阱”、不依賴對外擴張實現崛起的強國之路。在維護國際公共安全方面，中國積極參與地區熱點問題的管控，推動伊朗核問題談判達成全面協議，致力於朝鮮半島無核化與和平穩定，成功主辦阿富汗問題伊斯坦布爾進程第四次外長會議，與東盟達成“南海行為准則”框架，積極推動烏克蘭問題政治對話進程，深入參與聯合國、亞太經合組織、上合組織等多邊機制框架下的反恐合作，推動在聯合國框架下制定“信息安全國際行為准則”。2015年，中國還宣布加入新的聯合國維和能力待命機制，並建設8000人規模的維和待命部隊。在發展與全球治理領域，中國為推動相關地區與國家經濟持續穩定增長，解決基礎設施建設融資難的問題，於2014年出資設立絲路基金，攜手金磚國家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於2015年發起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在應對全球問題挑戰方面，中國於2015年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提交了《強化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中國國家自主貢獻》文件，並為同年12月巴黎氣候變化大會通過《巴黎氣候變化協定》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中國本著建設性態度全面深入參與聯合國2015年后發展議程政府間談判，對於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文件的通過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近期閉幕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習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講中代表中國政府宣布，中國將向絲路基金新增資金1000億元人民幣，在未來3年向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發展中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600億元人民幣援助，向“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提供20億元人民幣緊急糧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資10億美元，向有關國際組織提供10億美元落實一批惠及沿線國家的合作項目。 所有這些都表明，中國正在以實際行動向世界展示以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為己任的負責任大國形象，顯示了中國願同國際社會一道“共同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進程”的真誠願望與堅定決心。

作者：趙曉春，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主任、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國際關系理論、日本問題、中國外交。主要著作有《發達國家外交決策制度》《國際關系學概論》《當代國際政治概論》《日本皇室》《十字路口的日本》等。

注釋

①⑥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人民日報》，2012年11月9日。

②⑧習近平：《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民日報》，2017年1月20日。

③王毅：《2015年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全面推進之年》，新華網，2015年12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12/c_128523606.htm。

④⑦⑨ 習近平：《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人民日報》，2015年9月29日。

⑤習近平：《順應時代前進潮流 促進世界和平發展》，新華網，2013年3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3/24/c_124495576.htm。

14錢其琛：《深入學習鄧小平外交思想，進一步做好新時期外交工作》，1995年12月12日﹔王泰平主編：《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論文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第6~7頁。

15錢彤：《習近平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10月26日。

16王毅：《2015年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全面推進之年》，新華網，2015年12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12/c_128523606.htm。

17習近平：《二〇一六年新年賀詞》，《人民日報》，2016年1月1日。

18《2017年5月17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外交部網站，2017年5月17日，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462735.shtml。

19習近平：《攜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人民日報》，2017年5月15日。

China's Diplomatic Innovation Led by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Zhao Xiaochun

Abstract: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is the China program put forward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Xi Jinping at its core for solving the major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fate of mankind. It is also the key idea and action guide to lead China's diplomac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concept, China's diplomatic goals, international positioning, diplomatic ideas and diplomatic practice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accurate grasp of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world and the deep thinking of human destiny, China will make establishing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a new goal of China's diplomacy.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China has further clarified its international positions as a "builder of world peace", "contributor to global development" and "maintai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elevated its diplomatic strategy 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and doing something" to "forge ahead" and "act proactively"; and carried out diplomatic practice innovation featuring playing a leading role, creating a new model of cooperation, and assuming the responsibility as a major power.

Keywords: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Chinese diplomacy, Diplomatic innovation, Diplomatic concept

責 編∕楊昀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