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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公平的經濟意義:一個文獻綜述

《國家治理》周刊編輯部

2017年08月15日08:09    來源:人民論壇網

原標題:分配公平的經濟意義:一個文獻綜述

分配公平,不僅是經濟社會公平度評價體系的重要構成,也是為各界廣泛關注,且與廣大社會公眾切身相關的焦點問題。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緊緊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加快促進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等方面採取了一系列舉措。那麼,分配公平究竟有哪些方面的經濟意義?其所發生作用的機制又是怎樣的?《國家治理》周刊編輯部在結合近幾年來學術界圍繞分配公平對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展開的理論和實証研究的基礎上,對此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和梳理,希望為社會各界更好地理解分配公平的現實意義提供參考,為各級各地更好落實中央關於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有關決策和部署,進而為以分配公平推動經濟轉型發展提供借鑒。

助推經濟增長質量的改善

公平的收入分配之所以能夠在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保障作用,是因為收入分配通過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對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產生了較深層次的影響,而這兩個結構層面所涵蓋的中間要素恰恰對應著構成經濟增長質量的評判體系(李子聯,2017)。同時,還有學者在相關研究中指出,公平的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激勵、相互促進和影響的一體化良性互動的關系:經濟的增長為改善收入分配狀況提供物質基礎,進而促進公平收入分配的實現﹔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狀況的改善和公平的收入分配可以對經濟增長中各要素所有者產生有效激勵和刺激,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以及經濟增長的質量,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經濟增長—公平收入分配—經濟增長”與“公平收入分配—經濟增長—公平收入分配”雙向促進和推動的一體化雙向循環機制。值得注意的是,該研究還指出,企業產權制度公平是分配實現的微觀基礎,建立以要素資本聯合產權和勞動聯合體產權有機融合的企業聯合產權制度可以從本質上實現公平的收入分配。在此基礎之上,該研究還進一步分析了企業聯合產權制度促進經濟增長的機制。企業聯合產權制度不僅能提高人力資本投資水平和企業技術創新水平,還可以優化企業資源配置和創新企業的收入分配制度,因而可以促進經濟穩定的增長(彭天問,2007)。

從宏觀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良好的收入分配格局是確保經濟增長可持續的必要條件。眾所周知,消費、投資和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如果說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可以依靠投資和出口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方式,那麼到了一定階段,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就必須回歸到消費上來,這一點對於經濟大國尤其重要。依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就要求收入分配格局呈現“橄欖型”,也就是說需要形成一個較大規模的中產階層。中產階層的消費意願高於高收入階層,同時消費能力又高於低收入階層,因此是消費的主力軍。反之,如果收入分配格局呈現“金字塔型”或“啞鈴型”,則不利於消費需求的提升,消費也就無法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劉學良,2016)。

實現人力資本更為有效的積累

公平的收入分配除了能夠擴大內需、提升貿易質量、促進自主創新能力提升和農村剩余勞動力優化配置之外,還有利於人力資本的有效積累。其原因主要在於,在收入差距擴大的情形下,高收入群體擁有較為豐裕的初始稟賦,因而具有較高的儲蓄率,其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積累程度都相對較高﹔但是,低收入群體的儲蓄率和對人力資本的投資程度則相對較低。綜合來看,收入差距不利於社會的人力資本積累。這是因為,收入差距擴大情形下儲蓄率的提高,是以犧牲大部分低收入人群的必要消費和必要的人力資本積累為前提的,本應用於配置教育支出和培訓支出中的社會財富卻被配置在了高收入人群的物質資本積累中﹔不僅如此,相對於低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的數量規模相對較小,其所帶來的人力資本積累程度的提高也較為有限。因此,一種資產收入由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的再分配及其力度的加大有助於提高人力資本的投資總量和平均生產率。從這一層面來看,縮小收入差距的公平分配制度,能夠有效促進社會人力資本積累程度的提高,進而帶來了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李子聯,2017)。

早期的實証研究發現,在 1992∼2001年的十年間,中國持續擴大的收入差距極大地影響了個人和家庭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能力和投資的預期收益率,從而對人力資本投資行為產生了一定的制約(謝勇,徐倩,2005)。基於城鎮居民的實証研究同樣發現,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不僅會對經濟增長和消費投資等經濟領域產生負面影響,同時也會引起廣大中低收入階層人力資本投資的困難和不足,從而造成這一階層人力資本長遠發展的落后,引起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形成收入分配和人力資本投資的“馬太效應”(於麗,2009)。

拉動總體消費需求水平的增長

一種旨在促進社會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夠有效提升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這對於其消費需求的擴大和消費結構的升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意義。不過,分配公平和收入提高對消費的影響,隻有在邊際消費傾向隨著收入提高而遞減時,高收入群體向低收入群體的收入轉移才能帶來總消費的提高(李子聯,2017)。通俗來講,邊際消費(儲蓄)傾向,是指居民每增加一個單位收入中消費(儲蓄)所增加的數量。不同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和儲蓄傾向存在明顯的差異。

一般說來,高收入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較低,低收入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在居民收入差距處於較高水平的情況下,高收入階層的購買願望不足,而低收入階層的潛在消費需求因收入水平低難以轉化為現實需求,收入差距擴大和兩極分化引起全社會邊際消費傾向的降低和有效需求的不足(楊天宇,朱詩娥,2007)。特別是當社會出現嚴重不公平時,財富分配向富人急劇傾斜,富人的消費需求將伴隨其購買力的迅速增加而在短期內很快被滿足。此時,中等收入者可能因社會保障不力的后顧之憂不敢放心消費,而低收入者卻苦於承擔不起已經升級了的消費品。總消費需求很快會由於購買力的斷檔而下降,從而減弱經濟增長動力(盧周來,2016)。有多個實証研究曾發現,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我國城鄉居民總的邊際消費傾向與基尼系數之間,呈現出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促進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

有學者表示,對於一個經濟體來說,收入分配決定機制實質上是影響社會購買力的規模與結構的決定性因素。對於絕大多數依賴於工資收入的家庭和個人的購買力狀態來說,至少存在兩種相互競爭、相互制約的力量來影響其需求規模與結構,進而影響該經濟體中微觀企業的創新活動及經濟增長。一方面,一定規模的中高收入階層,可以為高價格的新產品提供一個有效的市場需求,從而激勵微觀企業的創新活動以及促進經濟持續增長﹔另一方面,高收入分配結構顯然會壓制中低收入階層對高價格新產品的需求能力,縮小新產品的市場規模,進而阻礙微觀企業創新活動的盈利能力,抑制經濟增長。

具體到從消費者的行為角度來看,收入制約著其自身的購買力和消費偏好。一個經濟體中收入是否在高中低群體中得到合理分配,會影響該經濟體中的消費者對創新產品的需求能力和需求空間,進而深刻影響微觀企業創新活動的整體實現能力,以及微觀企業創新動力的利益補償激勵機制,從而影響該經濟體中微觀企業創新活動的生存能力,這些影響也會作用於該經濟體中高研發密度、高技術含量新產業的誕生和發展,最終會影響到產業結構的轉化與調整能力(張杰,劉志彪,2008)。實証研究方面,有學者曾使用1999~2010年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檢驗了有效需求規模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對國內創新投入的影響。結果顯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劇會顯著抑制消費者對企業創新產品的需求,進而減少國內的創新行為和研發投入。該研究還進一步指出,通過收入再分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不僅可以擴大內需,而且能夠促進創新行為和研發投入的增加,促進國內技術進步,從而有利於我國向需求與創新驅動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式轉型(趙錦春,謝建國,2013)。

推動環境質量的改善

綜合來看,收入分配不公誘致整體環境質量惡化更進一步還會導致各地環境質量的不均衡,反之公平的收入分配則有利於環境質量的改善(楊樹旺等,2006)。有研究曾在對污染排放因素進行分析的基礎上,通過面板數據模型論証了收入分配差異與環境質量之間的假設,結果發現收入差距擴大會增加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李國柱,徐愛好,2008)。黃敏等人(2014)曾採用跨國面板數據資料分析了26個國家1998年至2010年之間國內收入差異及國內收入分配的變化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響,即人均GDP、人口密度、GDP中工業產值佔比、基尼系數及人均GDP與收入分配的交叉項等因素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響。實証結果顯示收入分配對二氧化碳(CO2)排放具有顯著影響,基尼系數與CO2排放量呈現負向關系,但此負向關系會隨著GDP的增加而減少,而人均GDP與收入分配的交叉項與CO2排放量呈現正向關系。另有學者選取了我國1980∼2010年間的工業廢水排放量,對此進行了有關收入差距與環境質量之間關系的實証檢驗。結果表明,收入差距擴大會刺激工業廢水的排放,並且通過影響環境支付意願對環境質量產生影響,此外還作用於經濟增長,加劇了經濟增長對環境質量的破壞程度,使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轉折點延遲到來(劉子恬,2015)。雖然也有研究曾發現,反映收入分配狀況的基尼系數與工業污染物排放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即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對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具有抑制作用。然而該研究同時還指出,這是由於經濟轉型過程中不當的經濟發展模式所導致的作用機理偏差(楊鐘馗,2011)。還有研究指出,收入分配的方式和狀況會影響經濟主體的行為,而這些行為又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影響著環境質量和環境產品市場。

有效提升和改善貿易質量

一般來說,收入差距的擴大會對人力資本的積累產生抑制作用。這會導致一國面臨其所出口的產品具有技術含量和產品附加值“雙低”的困境,明顯不利於對外貿易質量的提高。對於中國而言,收入差距作用於勞動和資本要素進而對貿易質量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從勞動要素的角度看,收入差距所帶來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為出口產品的生產提供了充裕的廉價勞動力,從而促進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帶來了貿易數量的增長﹔從資本要素的角度看,收入差距通過資本積累對貿易增長產生的影響具有“結構效應”。也就是說,其所帶來的物質資本積累有力地促進了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但所引起的人力資本的減少則不利於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可見,中國的收入分配通過勞動要素、物質資本要素和人力資本要素促發了貿易模式的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有利於貿易質量的提升(李子聯,2017)。實証研究發現,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會增加奢侈品進口,提高奢侈品與必需品進口的比例﹔且商品來源國經濟越發達,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對其奢侈品進口的影響越大(文洋,張振華,2011)。此外,基於所構造的理論模型進行分析后得出:一國收入分配均衡程度的提高,會提高企業對特定產品的質量選擇。而通過基於貿易數據的實証分析得出,收入分配對出口產品質量具有顯著影響,收入分配均衡程度提高,出口產品的平均質量水平上升﹔且這種影響會隨國家的收入水平、隨產品特性(技術含量高低)而變化(金毓,2013)。當然,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運用48個經濟體1983∼2012年的面板數據,對收入差距、本土市場需求與出口產品質量升級的傳導機制、影響效應和優化方向進行了實証分析。在控制了影響出口產品質量的供給因素和宏觀經濟環境因素,同時利用工具變量解決了出口產品質量升級中的收入差距內生性問題之后,發現有利於出口產品質量提升的收入差距存在適度范圍(李景睿,2017)。

(責編:萬鵬、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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