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守“西天取經”得來的教條危害甚巨

我常講我是自鴉片戰爭以來的第六代中國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素來以天下為己任，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從天朝上國變成“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一個受到列強欺凌的國家，自此，知識分子開始追求國家的富強，民族的復興，努力讓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

我也曾抱著“西天取經”的想法去學經濟學，認為取到“經”后拿到中國就可以改造中國

過去，我跟很多與我同時代以及前五代的知識分子一樣，認為西方之所以強大一定有它的道理，把那些道理學會了以后，就可以貢獻於國強民富，正因如此，有了“西天取經”的想法。

學經濟學對我來講是最好的選擇，因為經濟學研究的是經世濟民。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在北大拿到碩士學位以后，有機會到當時被認為是現代經濟學殿堂的芝加哥大學去學習，去時我還特地帶了一幅唐玄奘西天取經的拓片懸挂在寢室裡以自勉。

在芝加哥大學學習時覺得收獲很大，因為學到的理論在邏輯上非常嚴謹，因果關系非常清晰。而且用那些因果邏輯來看中國出現的問題可以解釋得非常清楚。比如說，我在北大學習時就經常聽到老師講，自己接觸時也看到，在國有企業裡的工人沒有積極性，為什麼沒有積極性呢？從芝加哥大學學習到的理論就很容易解釋，因為當時中國推行的是八級工資制，干好和干壞沒有什麼差別。如果一個工人的勞動投入多少和工資收入高低沒有關系，那當然就不會有積極性，我覺得這樣的解釋非常的合理。

另外，比如說在中國改革初期出現的“倒爺”現象，從芝加哥大學學到的道理來看也很清楚。當政府對價格進行調控時，政府就必須用行政計劃的方式配置資源，但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放開了市場，出現市場價格比計劃價格高，自然就會有很多人想方設法從政府那邊去“倒”計劃配置的低價物資賣到市場去套利。所以，我在芝加哥大學上學時非常努力，認為這套經濟學理論很有道理，拿這套理論到中國來可以改造中國，讓中國的經濟發展得更好。

中國面臨的限制條件與西方不一樣，採取的政策措施當然就不一樣了

1987年回國時我信心滿滿，認為已經學到了世界上最先進的理論，用這些理論可以“指點江山”。但1988年我碰到了一個很大的沖擊，當年中國出現了18.5%的通貨膨脹，這是中國從1949年以來最高的一次通貨膨脹。第二高是1985年的8.8%。18.5%的高通貨膨脹怎麼來應對呢？我根據從芝加哥大學學到的“最新的”、“最先進”的理論認為應該提高利率，這樣投資的成本增加，投資的意願就會減少。把利率提高了以后，儲蓄的意願會增加，當前消費的意願也會減少。投資和消費都減少，總需求就會減少，通貨膨脹率就會降下來。理論上這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中國政府當時沒有提高名義利率，採取的是靠行政手段治理整頓，用砍投資、砍項目的方式來減少投資需求。導致的結果就像理論預期的那樣，出現了很多半拉子工程。從這種理論來分析，當時中國政府是很不理性的。

那時我可以寫文章去宣傳，政府應該提高利率，不應該用治理整頓的行政手段來治理通貨膨脹。可是我又一想，從1978年到1987年連續九年，中國平均的經濟增長速度是9.9%。連續九年的高速增長，對一個轉型中國家來講應該是前所未有的。當然，亞洲四小龍也曾經有過這樣的高速增長，但他們是比較小、體制比較完善的經濟體。中國當時是大的經濟體，而且是轉型當中的經濟體，能維持這樣高的增長速度，政府的決策者一定是很理性的，如果不理性，那就是“瞎貓碰到死耗子”，隻能一年高增長、兩年高增長，不可能連續九年高增長。

如果政府是理性的，為什麼要用行政干預的方式，而不靠市場手段來治理通貨膨脹？后來仔細了解以后才明白，原因在於當時有很多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效率非常低，而且大型的國有企業都在資本很密集的行業裡，資本密集的行業最重要的投資成本跟經營成本是資金的價格，如果把利率提高，那麼這些大型國有企業就會有嚴重的虧損。如果大型國有企業有嚴重的虧損，政府怎麼辦？就隻好給予財政補貼。可是如果給財政補貼的話，財政赤字就會增加，就要增發貨幣來彌補財政的赤字。貨幣增發以后不是又要通貨膨脹了嗎？這時我突然想到，原來在芝加哥大學讀的那些理論，假定所有企業隻要經營管理好就能盈利，如果有通貨膨脹就用提高利率的辦法，讓那些管理不好的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掉，以此既可提高經濟的效率，又可恢復市場均衡， 這是一舉兩得的好辦法。但是當時中國政府面臨的限制條件不一樣，既然限制條件不一樣，採取的理性的政策措施當然就會不一樣。

我為什麼拋開“西天取經”的信念自己來研究中國經濟現象

1988年對我來講可以說是一個分水嶺，不再篤信“西天取經”了。后來我常講，要研究中國問題，必須有一種“常無”的心態，必須把現有的理論都拋開，自己來研究中國經濟現象背后的限制條件是什麼，決策者的目標是什麼，有什麼限制條件，然后考慮決策者採取什麼措施才是合理的。其實就在1988年的通貨膨脹研究中，我開始去了解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國有企業，為什麼那些國有企業很大型、又是資本密集的。后來了解到根據就在於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的目標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如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洋務運動開始，到孫中山，到毛澤東他們那一代人，一直到我們這一代人，都認為要讓中國富強起來，就要有先進的生產力，也就是要有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產業。這些先進的產業資本很密集，但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是一個一窮二白的社會，資本很短缺。在資本非常短缺的經濟中，去建立資本很密集的現代化大產業，這是違反比較優勢的，其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就沒有自生能力。既然沒有自生能力又想把它建立起來，就需要靠一系列政府的保護補貼。

有了上述的認識以后，反思一下，我覺得我們其實是非常幸運的：中國政府能夠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式來推進改革。我在美國讀書以及讀書回來以后，看到整個學界的看法是計劃經濟效率很低，所以要向市場經濟過渡。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就應該按照華盛頓共識所提倡的，以休克療法來推行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從我當時學到的理論來看這種主張非常嚴謹、自洽，轉型國家就是因為沒有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而效率很低。當時學界的共識是要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必須將上述措施一次性地全部實施。如果不是一次性的實施，而是漸進的、雙軌的，所導致的結果會比原來計劃經濟還差，會有資源的錯誤配置，尋租行為會更加猖獗，腐敗的現象會更多。

從那種理論來講，中國推行的漸進雙軌的改革被認為是錯誤的，但是，事實上卻取得了穩定和快速發展。而當時按照華盛頓共識的主張去推行休克療法的國家，他們的知識分子跟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樣，是希望國家好的，俄羅斯推行休克療法的蓋達爾，他是一個很誠懇的、很熱愛俄羅斯的經濟學家，但是在他主持下推行休克療法的結果是怎樣？是經濟崩潰了、停滯了、危機不斷。而且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在華盛頓共識指導下進行轉型的其它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的國家也一樣，普遍遭遇到經濟崩潰、停滯和危機不斷。也就是說，那種理論不能指導我們怎樣比較好地轉型。

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應該根據發展中國家的情況，了解其背后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論

現在回想起來，這個道理也不難理解，因為去西天取的經都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提出來的。學習理論的目的在於“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從發達國家學來的理論確實可以把發展中國家的現象說得很清楚，為什麼落后，為什麼會有資源的錯誤配置，為什麼會有尋租行為。但是如果真的按這些理論去做，結果都跟理論的預期相差非常遠。原因是什麼？理論是不是適用，決定於理論的前提和條件，來自於發達國家的理論必然以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經濟社會制度等作為前提。這些前提跟發展中國家不一樣，因此，把那些理論拿到發展中國家來用必然會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所以，作為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的知識分子，希望理論成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或者工具，就應該自己根據發展中國家的情況，了解其背后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論。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