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自由主義興衰的權力邏輯

由於新自由主義一貫主張“小政府、大市場”，因而常常給人們造成新自由主義單純主張限制政府權力，以及新自由主義是在學術自由討論后才佔上風的錯覺。這是當前中外理論界必須辨清的一個重要問題。事實上，新自由主義對於政府權力，既有限制的一面，更有操弄利用的一面。以美國為例，沒有政府權力的支持，新自由主義根本無法迅速興起和實現全球擴張﹔新自由主義的橫行，又反過來侵蝕了美國民主政治的基礎，導致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並不斷削弱其國家治理能力，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也開始走向衰落。可見，新自由主義興衰有著其內在的權力邏輯。

一、 因權而興

政府權力在新自由主義興起中扮演著關鍵性角色。1980年裡根上台，標志著新自由主義在美國的興起。此后，在政府權力支持下，新自由主義逐步取代了凱恩斯主義的主導地位，成為美國主流經濟學。美國也相應由管制資本主義進入到新自由資本主義階段。

新自由主義的由來及其基本主張。二戰前后，西方國家逐漸形成了以倫敦學派、貨幣學派、產權學派等為代表的一批新經濟學流派。這些經濟學流派雖然在具體內容上各不相同，但都繼承了傳統自由主義思想。它們從維護資本主義立場出發，頑固堅持資本主義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反對社會主義與凱恩斯主義，因而人們將它們統稱為新自由主義或新保守主義。私有化、唯市場化和唯自由化是新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在新自由主義看來，市場是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選擇，雖然有時也會失靈，但市場具有自我糾正功能，所以隻要放任市場調節，即可避免資本主義各種經濟危機﹔政府並非解決問題的辦法，而是問題本身，作為“必要之惡”的政府，對經濟干預隻應保持在最低限度。

新自由主義興起的歷史契機。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新自由主義在理論形態上就已逐漸成熟，但因與在美國處於主導地位的凱恩斯主義意見相左，新自由主義長期處於非主流地位。上世紀70年代中葉，美歐等西方國家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經濟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依舊實行凱恩斯主義政策，希望通過積極財政政策、擴大有效需求來實現經濟復蘇。但結果卻是，不僅沒有解決經濟停滯問題，過量增發的貨幣反而又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經濟滯脹使得凱恩斯主義陷入失靈的尷尬境地。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裡根贏得了1980年美國總統大選。他是繼撒切爾夫人贏得英國大選之后，又一位在西方大國贏得大選的新自由主義支持者。隨著裡根上台執政，美英新自由主義得以從理論走向實踐，並發展為一種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新自由資本主義模式。

新自由主義獲得美國政府權力支持的根本原因。新自由主義能夠贏得美國政府權力的支持絕非偶然，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的。一方面，壟斷資本對以新自由主義取代凱恩斯主義之心早已有之。凱恩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雖然在本質上都代表著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但兩者在具體政策取向上存在著明顯差異。凱恩斯主義主張加強資本管制和增加社會福利，這無疑損害了壟斷資產階級的直接利益。此外，在凱恩斯主義指導下，美國戰后公共事業得到長足發展，積累了大量的公共財富。壟斷資本對此可謂垂涎已久。要對這部分公共財富實施私有化，也同樣需要先去除凱恩斯主義障礙。另一方面，此時美國壟斷資本已經積累了足夠經濟政治實力。兩次世界大戰使得歐美壟斷資本元氣大傷。戰后蓬勃發展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更使得壟斷資產階級陷入了無限恐慌。為了避免爆發蘇俄和中國式社會主義革命，壟斷資產階級不得不向勞工階級做出妥協和讓步。這正是戰后凱恩斯主義在美國能夠長期處於主導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隨著戰后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實力得到極大增強，而社會福利制度的改善，使得國內階級矛盾有所緩和，因而在壟斷資本看來，此時用新自由主義替代凱恩斯主義不但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

二、 弄權而盛

新自由主義興起以來，美國雖然經歷了幾度政黨輪換和政策調整，但基本保持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取向。從表面上看，新自由主義模式不但成功解決了困擾美國多年的經濟滯脹問題，甚至在克林頓執政時期更是創造了相對的高增長、低通脹的經濟格局。然而，與其將這些成就歸功於新自由主義對市場的放任，不如歸功於其對政府權力的操弄。操弄政府權力，犧牲勞工階級與發展中國家利益，正是新自由主義成功背后的秘密所在。

向壟斷資產階級放權讓利。首先，在稅收政策上向富裕階層傾斜。在裡根執政期間，先后通過《1981年減稅法案》和《1986年稅制改革法案》，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稅制改革。裡根的稅制改革，大幅度降低了個人所得稅率和企業所得稅率，使美國平均納稅額減少了6.4%，而超富裕階層則降低了16%。新的稅制使財富進一步向富裕階層集中。其次，放鬆市場監管。在凱恩斯主義模式下，政府對公共事業領域實行了較嚴格的管制，隻將經營權授予少數特許企業。新自由主義奉行放任市場政策，大幅度降低市場准入門檻和市場監管，為大資本家創造了更多的盈利機會。第三，在貨幣政策上，超量發行美元。小布什執政期間，一改以往幾屆政府相對謹慎態度，轉而採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在其總統任期內，美國公共債務幾乎增加了10萬億美元。超量發行美元降低了資本家的借貸成本，加快了資本積累的速度。第四，實施國有股份私有化，低價出售政府持有的國有股份或資產。政府持有的國有股份或資產，一般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務領域以及能源、交通等基礎設施領域。這部分資產普遍質地優良，且對整個社會經濟有著重要影響。向壟斷資本家低價拋售政府持有的國有股份，既有利於壯大壟斷資本家的經濟實力，又有利於增加壟斷資本家對經濟社會的控制力。

對勞工階級進行經濟壓榨和政治打壓。與對資本家放權讓利相反，新自由主義對於勞工階級，則完全是另一副嘴臉。在政治上，利用政府權力不斷打壓工會等為代表的勞工組織。打擊勞工組織，降低了勞工階級的組織程度，導致勞工加入工會的比率大幅度下降，削弱了勞工階級與資本家的談判地位。在用工政策上，通過增加雇工彈性和引進外籍員工等政策的改革，增加勞動力市場供給，加劇了勞工階級的內部競爭，進一步削弱了勞工階級的組織程度和談判能力。在社會政策上，大幅削減社會福利和公共事業開支，並將社會福利的主要責任由聯邦政府下放給各州政府。1996年，克林頓簽署《福利改革法案》，結束了自1935年以來聯邦政府對於窮人幫助沒有時限的做法。以上政策的實施，使得在過去30年中，美國勞工階級實際工資和社會福利幾乎沒有增長，進一步加劇了勞工階級（含所謂中產階級）的相對貧困化。

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義。美國政府為了在國際上推行新自由主義，將其具體政策化為“華盛頓共識”，並作為改革范本在全球推廣。美國在國際上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根本目的，在於建立美國主導的世界新秩序，進一步鞏固美國霸權地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擴張，方便了美國資本輸出和國際剝削，加強了美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間“中心—外圍”“消費—生產”的不平等關系。在不合理的國際分工和流通體系下，新自由主義的國際擴張，使得廣大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三、濫權而衰

新自由主義之所以能夠如此操弄政府權力，源於其對美國民主政治的深度侵蝕。新自由主義不僅是一種經濟模式，而且是一種政治模式。新自由主義嚴重侵蝕美國民主政治的基礎，加速了金融危機的爆發，削弱了其國家的綜合治理能力。

美國民主政治的衰敗。新自由主義為金錢政治和權錢交易提供了理論支持，使其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外衣。金錢政治、權錢交易原本就是資本主義的公開的秘密。資產階級政客要贏得選舉，必須首先要獲得壟斷資本在經濟和媒體上的大力支持。而一旦當選，資產階級政客必然要兌現承諾，投桃報李。但在以往，這種無恥行為還多少需要遮遮掩掩。新自由主義從個人主義立場出發，將成本、利潤計算泛化為個人行為的基本原則。在個人利益至上的原則下，政治權力也不過是一種用來實現個人利益的商品。公平、正義、公共利益和公民責任等價值觀念則變得可有可無。在新自由主義誤導下，2014年4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取消個人政治捐款上限，更是為金錢政治和權錢交易打開了方便之門。同時，在新自由主義的打壓下，美國左翼力量被嚴重削弱。由於缺乏大資金的支持，真正代表勞工階級的政黨或參選人，被早早排斥在政治權力之外。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所有美國參議員和大多數眾議員赴任時都屬於頂尖1%者的跟班，靠頂尖1%者的錢留任，他們明白如果把這1%者服侍好，則能在卸任時得到犒賞”。美國民主的實質就是“1%所有，1%統治，1%享用”。

政府權力的濫用。美國民主政治的衰敗，直接導致了政府權力的濫用。政府權力作為一種公權，本應以大多數民眾的利益為其價值取向，而在利益集團操弄下，政府權力喪失了其公利性和公信度，轉而成為極少數人牟取私利的工具。美國前總統卡特指出:“現在，美國隻有寡頭政治，無限制的政治賄賂成為提名總統候選人或當選總統的主要影響因素。州長、參議員和國會成員的情況也是如此。所以，現在我們的政治體系已經遭到顛覆，它只是用來為主要的獻金者提供回報。這些獻金者希望並期待在選舉過后得到好處，他們有時會得到好處……目前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現任官員把這種不受限的金錢視為向他們提供的巨大收益。國會大佬們會有更多途徑來撈好處。”美國利益集團通過操弄政府權力，換取各種權益。隨著壟斷寡頭對於政府權力控制的加深，政府權力也愈發遭到濫用。例如，為迎合金融資本放鬆監管的需要，1999年克林頓廢除了1933年設立的《格拉斯-斯蒂格爾銀行法》。棄用曾有效防范金融危機的《格拉斯-斯蒂格爾銀行法》，為日后金融危機爆發埋下隱患，而克林頓本人卻因此得到了華爾街金融家們的廣泛支持，克林頓基金會也由此賺得缽滿盆滿。

政府國家治理能力的削弱，加速了金融危機的到來。政府權力的濫用直接導致國家治理能力的削弱。貧富兩極分化和經濟秩序混亂等經濟社會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本來，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以后，資本主義積累過程的穩定性，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於國家的基礎設施以及國家對經濟事務的直接干預，但隨著金融壟斷資本在經濟社會中佔據主導地位，資本主義國家開始更加按照佔統治地位的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需要來支配經濟和社會事務。當政府自身無力解決這些經濟社會問題時，就不得不求助於壟斷資本控制的市場，反映其利益要求。住房自有化和債務証券化政策，雖然在短期內對美國經濟產生了一定的拉動作用，但虛假繁榮背后卻潛藏著巨大的危機。壟斷資本的貪婪與市場的失控最終於2008年引爆了國際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所吹噓的“市場自我糾正”“反對政府干預”的謊言被這場金融危機徹底揭穿。金融危機爆發后，新自由主義不得不自食其言，再次利用政府權力，實施大規模救市政策，幫助壟斷資本家走出困境。

綜上可見，新自由主義與政府權力之間的關系，完全取決於壟斷資本利益。但凡有利於壟斷資本利益的，必然得到加強和利用﹔但凡與壟斷資本利益相左的，必然遭到限制或去除。這也正是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間相互關系的實質。所以，我們要破除對於新自由主義“小政府、大市場”的迷思，認清其實質，避免其誤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要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本文系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資助項目[編號2014M550982]階段性成果）

（作者：東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后﹔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教授 王學軍 程恩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