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重農抑商”到“工商皆本”

商業是社會不可或缺的一個行業，司馬遷在《貨殖列傳》裡引用《周書》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就是說，一個社會必須有農、工、商、虞（即採集業）四個基本行業，它們都是人民生活的根本。但是在傳統社會中，商業卻被稱為“末業”，農業則被稱為“本業”。

即使是對商業比較寬容的漢文帝、漢景帝，也多次下詔強調：“農，天下之本”。明朝建立伊始，明太祖就說：“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清代雍正皇帝告誡全國人民：“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並且要求各級官員“平日留心勸導，使民知本業之貴”。所以中國傳統社會中的主流經濟思想，就是以農為本，以商為末，“舍本逐末”是不允許的，因此要“重本抑末”。

然而，在任何時代，理念和實際操作都不一定同步，在實踐中，不同的執政者也會有不同的取向。為了要保証“農本商末”，就必須“重農抑商”，重農是目的，抑商是手段。“春秋五霸”之首齊桓公的大臣管仲就說，“欲殺（抑制）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即農民）”。后來秦國的商鞅進一步發展了重農抑商的政策，將其變為系統的、全面的國策。他採取的手段有：禁止農民棄農經商﹔加重對商人家庭的賦稅﹔增加交易稅與酒、肉買賣的稅率，減少商人贏利的空間﹔實行專賣制度，把最賺錢的買賣拿到國家手裡﹔管制糧食貿易，提高糧食收購價格，不准商人販運糧食，也不准農民買賣糧食等。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把重農抑商稱為“上農除末”，推廣到全國。

當然，在大多數時候，國家實行重農抑商，並不是要完全取消商業，而是要把商業抓到政府手裡，變成政府控制的商業。重農抑商的思想和實踐對中國歷史有深遠的影響。因此許多人認為中國自古以來都是重農抑商，一成不變。

實際上，重農抑商的思想和實踐在漫長的歷史中也在不斷變化。在春秋后期和戰國時期，各國為了競爭，採取各種方法來富國強兵，有的國家就鼓勵商業。工商業者也逐漸擺脫了官府的控制，獲得獨立經營的機會，出現了陶朱、猗頓等大富商。

在漢朝的文帝和景帝統治時，奉行黃老之學，無為而治，因此出現了商業繁榮。司馬遷描述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到了漢武帝當政后，厲行重農抑商，把所有賺錢的活動都抓到政府手中，導致商業走向了衰落。漢朝滅亡后，天災人禍不斷，政府愈加抑商，於是商業淪落到瀕臨消失的境地。

唐朝中后期，抑商政策放鬆，商業有了較大發展。到了宋代，出現了商業的大繁榮，社會對商業的看法和態度也發生了明顯的改變。葉夢得從社會分工的角度指出：“出作入息，農之治生也﹔居肆成事，工之治生也﹔貿遷有無，商之治生也﹔膏油繼晷，士之治生也。”即認為士農工商隻不過是不同的治生策略，沒有孰優孰劣的問題。大文豪歐陽修說：“治國如治身，四民猶四體，奈何窒其一，無異稧厥趾。工作而商行，本末相表裡。”明代大學者王陽明更主張四民同列，說：“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

不僅人們的觀念發生了轉變，國家政策也在變。到了宋代，抑商的政策已經放寬了。宋太宗就下詔：“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並不得收其稅”，“兩浙諸州，紙扇芒鞋及細碎物，皆勿稅”。之后，真宗、仁宗屢下詔令，減免了許多雜稅。

明代后期張居正進行改革，提出了“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的“厚商”政策，說：“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欲民用不困，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他明確反對國家干預商業，反對官、商（特許商人）分利的壟斷性商品專賣制度，提出以“厚商”代替“抑商”。他所要厚待的商人不是盤剝農民的奸商，而是當時新興的城市工商業者。到了清朝，抑商在國家最高決策層已經不再佔重要位置。乾隆皇帝認為，“大概市井之事，當聽民間自為流通。一經官辦，本求有益於民，而奉行未協，轉多扞格”。意思是，商品流通這些事，讓百姓去做，國家不要管，國家一來管就會對百姓不利。可見，到了明清時期，國家已經不再完全重農抑商了。

總之，在明清時期，中國商業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在此背景下，著名思想家黃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觀點，他說：“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欲求，商人使其原出於途者，蓋皆本也”。也就是說，此時商業已從“末業”變成“主業”之一了。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