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理論

什麼樣的軍魂可以不朽

特約評論員  公方彬

2017年07月28日11:10    來源:中國青年報

原標題:什麼樣的軍魂可以不朽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一支戰火中走來,擁有近一個世紀發展史的軍隊,一支在所有對手面前都展現出勝利者姿態的軍隊,一支得到黨和人民高度信賴的軍隊……是什麼基因或品質造就了如此優秀的人民軍隊?這是每個關注者必然會提出的追問。

  習近平總書記在布魯日歐洲學院發表主旨演講時指出:“歷史是現實的根源,任何一個國家的今天都來自昨天。隻有了解一個國家從哪裡來,才能弄懂這個國家今天怎麼會是這樣而不是那樣,也才能搞清楚這個國家未來會往哪裡去和不會往哪裡去。”其中內含方法論,因而是認識這支軍隊的重要切入點和路徑。

  在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之際,探究其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尤其探究其成長壯大的根由,以指引前進方向,保証走向世界成為更加強大的大國軍隊,必須從更為廣闊空間與歷史縱深入手,通過多維思維探究思索。

政治信仰激發強大精神力量

  中國軍隊較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軍隊有著迥異的精神系統和力量之源。我軍建構的是以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為內核的政治信仰,而世界大多數國家的軍隊鼓勵官兵信仰宗教,以此獲得精神支撐。甚至脫胎於蘇聯紅軍的俄羅斯軍隊,在蘇共退出后,所作的選擇便是迅速恢復宗教信仰。

  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雖然解決的都是精神世界的問題,但本質內含、作用空間與作用力差異很大。西方軍人極度恐懼之時,會在胸前畫十字,乞求上帝保佑。所以,美軍等西方國家的軍隊多設隨軍牧師,甚至有隨軍小教堂。我軍官兵斷不會從上帝那裡求得心理安慰,獲得精神支撐,而隻能從奉獻自己以維護黨、國家、人民的利益過程中,產生道德感和神聖感,由此生成精神力量。

  比較而言,宗教信仰在開展慈善活動中和實現自我心理安慰上更有效,但在完成政治任務、實現國家意志,特別是處於階級對抗時的政治生態下,政治信仰更能激發精神力量,比如,“階級仇、民族恨”就曾激發出我軍官兵強大的犧牲精神,保証這支裝備遠遠落后於美軍的軍隊,最終將對手逼上談判桌。

  因政治信仰而來的巨大精神力量,讓對手敬服,確信無疑。有參加過朝鮮戰爭的美軍在回憶文章中說道:“中國軍人戰斗到最后一個人的姿態,就像殉道者似的,這大概不是因為命令和紀律,一定源於信仰,他們信仰共產主義,憎惡帝國主義,相信戰爭是正義的,這已經進入思想深處,不,已經滲入骨髓!”

  當然,切到問題最本質,還是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所說:“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

  為什麼中國共產黨為這支軍隊建構的精神大廈能夠產生如此強大的力量?原因在幾個方面:

  一是戰爭這一特定形式為政治信仰發揮作用提供了巨大空間,同時卻限制了宗教信仰的作用發揮。政治信仰落到實處就是為人民利益而戰,因而得到人民群眾的擁戴和支持。比如,革命戰爭年代涌現的沂蒙紅嫂乳汁救傷員,甚至是舍身救子弟兵,這些最能生成道德力量和精神支撐。比較而言,因為宗教信仰隻能存在“靈魂深處”,滿足自我心理需要,因而精神力量生發空間有限。

  二是政治信仰可以把一個群體乃至集團變成命運共同體。宗教信仰著重點和著力點在心理體驗,滿足的是個體的心理需求,這一基本特征決定了,教徒間會因情感互動生成情感紐帶,但未必能夠形成緊密而又穩定的命運共同體,尤其不能在無直接接觸的情況下,形成共同目標和共同意志。換言之,政治信仰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軍隊,上到統帥下到士兵,即使非直接接觸,因有共同政治理想而實現了精神上的緊密聯系,進而決定一起為著共同目標執著前行,即使一批批倒下,仍然有新的追隨者加入進來,永續進行,綿綿不絕。

  三是政治信仰與政治集團的職能使命和行為方式高度契合,又因為這種契合度而化作集體無意識,自然地注入集團的精神血脈。宗教信仰因教義原因或許與軍事活動形成排異反應,比如《血戰鋼鋸嶺》中的主人公,就因宗教信仰而拒絕帶槍上戰場,並且在發動攻擊時還要進行禱告。這意味著,宗教信仰的道德感一般在社會慈善活動中產生,而不會產生於戰場。既然不能通過宗教信仰生成道德感和神聖感,這種信仰就不會為其提供英勇作戰的更大思想支撐。

  諸如此類的差異決定了,以共產主義信仰武裝起來的人民軍隊,政治品質中可以生發出其他軍隊無法生成的強大精神力量。

政治品格灌注崇高價值取向

  中國軍隊與西方軍隊有不同的價值系統,因此造就了中國軍人與西方軍人的不同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這方面的差異性從各個維度上都可以找到印証和答案,如果從文化傳統中尋找,西方重個體,由個體而群體,中國重群體,由群體而個體,這種起點與邏輯的不同,必然形成不同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判斷。

  當然,二者差異最大的方面,不是反映在文化傳統造就不同的軍事文化性格,而是政治品質的差異構成了不同的政治品格,而在更深層次構成各自的價值系統、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以及此基礎上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

  我軍的價值系統和官兵的價值追求,有民族文化基因作基礎,但更主要的還是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灌注於軍隊,或者說是政治品質決定著每個官兵行止,為什麼說我軍存在獨特性和不可復制性,原因即在於此。

  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對我黨領導開展的游擊戰很感興趣,請八路軍派人到廬山國民黨軍官訓練團講授游擊戰法,國民黨軍官聽后也很認同,但表示學不到,根本原因在於參加共產黨隊伍者沒有自己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他們可以為信仰信念作出各種犧牲,直至生命,因此,集中作戰與分散游擊並無差異。國民黨官兵更多為個人利益被雇佣而來,有些還是被強征入伍,如此,集中作戰尚可維持,分散游擊必定很多人當逃兵。這一點,張學良在口述歷史中已經講得清楚:我早就告訴蔣介石,咱們打不過共產黨,他們雖然人數少,但每個官兵都知道自己為誰而戰,國民黨的官兵唱三民主義很熟練,但不知道唱的什麼,沒有用心。

  中國共產黨贏得執政權后,軍隊的使命任務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性質宗旨卻一脈相承。每一個軍人雖然都是從社會中來,一旦接受先進思想理論的武裝,就會樹立起為人民利益甘於犧牲一切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

  正是我軍特有的政治灌注,才有了官兵這樣的行動:已經宣布撤銷的部隊或轉業的軍官,隻要沒有離隊,一旦緊急任務到來,他們所作出的選擇一定是“再完成一次任務”。“98抗洪”,簰洲灣發生管涌,一個感人景象展現出來,道路一側是背對洪水的撤離群眾,而另一側則是迎著水流向堤壩急行的官兵,哪怕最終付出的是高建成等十幾名官兵的生命﹔汶川地震救災過程中,余震襲來不肯撤離的士兵哭著說:“讓我再救一個人,我還能救一個人。”至於戰場上給自己留下一顆“光榮彈”,已經成為“光榮傳統”。所有這些行動,多不屬於組織迫使,而是官兵們遵從其深及靈魂的精神追求與價值觀念。

  另一種人文基礎上建立的軍隊,其價值系統或評價體系顯然不是這樣。我軍代表在參加中加軍隊交流時,介紹我軍的核心價值是為人民服務,平時實踐這種價值觀的方式是救災扶貧、參加精神文明建設,等等。對方表示很難理解,因為在其價值觀念中,軍隊就是遠離社會專注職守。

  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核心價值,已經注入一代代官兵的靈魂深處,且通過文化傳承,以文化性格表現,以至於在承擔任何使命任務過程中,都自然而然顯現出強大的支撐力。有了這樣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判斷,就會形成文化性格,讓每個加入其中者被塑造。

政治使命構筑堅實倫理規則

  社會或集團之所以能有秩序運轉,在於人們遵循著共有的法規制度,如軍隊都信奉“軍令如山”,強調下級服從上級,等等。除此之外,還要遵循長期形成的倫理規則,確立價值選擇和行為方式。換言之,綱常倫理是單個人或集團內外部秩序與有效運行的柔性約束,隻有剛性律令而沒有柔性倫理規則,仍然不能造就更強大的軍隊。

  中國軍隊的倫理規則有傳統文化中的“長幼有序,尊卑有別”的成份,畢竟我們都不可能脫離文化基礎而實現全面再造,但經過長期的反封建,儒家倫理中的糟粕大大弱化,至少不再是主流價值觀的內容,比如,我軍建立了“三大民主”基礎上的新型政治倫理規則。這就意味著我軍的服從奠基於民主政治,高度依賴集體智慧,諸如,黨委領導就突出集體智慧,“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同樣如此。這些都包含著倫理規則的范疇。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是克勞塞維茨的名言,這揭示了政治與軍事的關系,軍隊與戰爭的政治本質。任何國家的軍隊都不可能真正超脫政黨政治,因為西方政黨輪替只是執政理念的差異,並不是資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政黨間的輪替,這就意味著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根本是維護資本主義政治制度。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要強調,大多數國家的軍隊更多強調的是軍人的職業屬性,即軍隊就是完成軍事或作戰任務集團。這決定了契約精神、職業精神是其軍隊的基礎,他們不可能倚重正義性去激發潛能,隻能依賴軍人的個體素質。這和我們依靠集體智慧存在起點與邏輯的差異。

  所以,強調政治建軍的我軍,承擔的核心使命是維護國家安全,也就是軍事使命,但這個軍事使命也是遵循著政治邏輯與政治路徑,這條道路的核心是黨對軍隊的直接領導,並且建立了以黨委制、政委制、政治機關制度來保証政治上的堅定性。

  正因為此而生成了我們的政治倫理與政治邏輯,也就有了反復強化政治倫理的話語系統,如“政治的高度”“絕對忠誠、絕對可靠”,等等。既然“絕對”,就意味著沒有保留、沒有余地,到這時,強大的履行使命任務的能力就會產生出來,黨、國家和最高統帥的意志就有了落實的堅實基礎。

  當然,這些都與政治信仰高度關聯,當政治信仰化作精神大廈,成為精神力量之源,官兵就會因忠實於自己的信仰,落實信仰過程會生成或遵循政治倫理規則。同理,西方宗教信仰基礎上的軍隊官兵,其也要忠實於自己的信仰,及其宗教倫理規則,比如,包括軍隊在內的西方社會,擁有很強的職業意識和職業精神,這種意識或精神,一方面來自工業分工,另一方面則是來自宗教,馬克斯·韋伯在《資本主義精神與新教倫理》中就分析了支撐西方或美國社會的職業精神,主要來自基督教新教。

  中國人民解放軍自古田會議確立政治建軍后,宗教信仰與儒家倫理皆排除於主流思想之外,與此同時將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信仰大廈的核心確立起來,進而生成軍魂——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其間存在嚴密的邏輯和巨大作用,特別是這種政治觀化作文化形態與文化性格后,便持久地影響著整個軍隊的建設和發展,影響著官兵的思維方式、話語系統,及其行為。

政治屬性賦予無限責任擔當

  依照權責統一律,一個政治集團有多大的權力就有多大的責任。在我國政權設計和建設過程中,黨和人民賦予軍隊很高的政治權力,或者說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軍隊佔有重要席位,在這方面與西方軍隊不參與政黨政治迥異。既然擁有很大的政治權力,那麼就需要承擔更多的政治責任,進而履行廣泛而又重要的使命任務。

  人民軍隊是新中國的堅強柱石,這與我軍輝煌歷史和已經發揮的作用有關,與黨領導這支軍隊的成長歷程有關,還與我國的政治制度有關。中國共產黨走的是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這不同於西方議會政治,在整個革命戰爭階段,軍隊不僅是戰斗隊,還是宣傳隊和生產隊,某種意義上承擔了黨和政府的基本責任,包括在解放區發展黨組織、代行政府職能,等等。

  新中國成立后,軍隊不再承擔這樣的使命任務,但軍隊和軍人責任無邊界,卻進入了思想認識和價值觀念,並且固定下來,隻要黨、國家和人民賦予使命任務,軍隊軍人就義無反顧,堅決履行,並且是高標准履行使命任務。

  西方軍隊屬於職業化軍隊,奠基於職業分工和契約精神,社會乃至政府也堅守這樣的價值觀念,所以,其承擔的任務基本限定在軍事活動的范圍內,遠不似我軍這樣參與地方精神文明建設、抗災救災、扶危濟困等廣泛事務。

  換言之,對於強調契約精神、職業意識與個人權力的西方社會來講,為公權與私權制訂嚴格邊界,在這種文化傳統基礎上建立的職業軍隊或職業軍人,可以追求更高水准的履職能力,但卻不會積極主動地承擔職責范圍外的使命任務。這一點從美國好萊塢電影中可以找到蛛絲馬跡,比如,越戰中准備換防回國的美軍官兵,接到臨時作戰任務時,抱怨和咒罵溢於言表,雖然執行任務中也遵循相應規則。

  這種情況不會出現在中國軍人的話語系統與行為中。因為每個青年進入軍營第一天起,就接受了履行使命無范圍、無邊界,即在程度上具有極限性、超限性,或者說具有全時空的特點,這甚至成為賦予使命任務者和承擔使命任務者的共識。因此,黨中央在決定中明確要求“軍隊和武警要在全社會精神文明建設方面走在社會的前面”,我軍的條令條例中皆規范軍隊的職責包括抗災救災、扶危濟困和支援國家經濟建設,都是這一邏輯的具體體現。

  這裡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上述特點得以生成,與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論高度關聯,同時與社會發展狀態有關。反映於前者,美國的政治理論認為,軍隊要保持良好形象,必須與政府和民眾拉開距離。反映於后者,在於西方社會職業分工明確,同時社會專業組織發達,這就意味著一般自然災害的救助,可以由社會組織承擔,軍隊專責訓練和打仗,沒有必要介入社會事務,這就是西方軍隊較少參加救災,即使進入災區主要也是維持秩序的原因。正是由於軍隊參與社會事務少,民眾對軍隊和軍人也沒有更多的道德層面的要求,軍人作出任何選擇,都往往與個人利益相聯系。

政治宗旨決定根本情感依托

  把人民高高舉起,是所有執政黨和國家軍隊的口號。“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在張思德同志的追悼會上提出來的,這揭示了黨和軍隊的本質。但在此前,蔣介石在廬山國民黨軍官訓練團訓詞中就有這樣的提法,胡宗南的部隊進入延安,甚至專門設立“為人民服務處”。然而,提法相同,結果迥異,其中之原因,無他,政治品質起決定作用。

  中國共產黨開展武裝斗爭之初,就確立起為人民利益而奮斗的性質宗旨,並且以此武裝官兵,塑造官兵,使之成為與一切舊軍隊和軍閥軍隊再不相同的新型人民軍隊。休戚與共和命運共同體必然把軍隊與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構成“血肉聯系”和“魚水關系”。

  有了為人民利益而戰的行動,也就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江西興國“擴紅”,全縣23萬人,有9.3萬人參加了紅軍﹔臨汾戰役,部隊挖戰壕需門板,有幾十萬副門板送到戰場,一時間這個地區“夜不閉戶”﹔我軍打佳縣,全縣存糧全部送到部隊,不夠,群眾就趕著羊和毛驢跟著隊伍走,戰后這裡見不到一隻羊、一頭驢﹔淮海戰役,支前民工攜上百萬獨輪車和擔架跟著部隊走,戰斗打到哪裡支前隊伍就跟到哪裡,陳毅元帥說,“淮海戰役是山東人民用小車推出來的”。所有這些,可用解放戰爭時期的那首《支前民謠》來概括:“最后一碗米送去做軍糧,最后一尺布送去做軍裝,最后老棉襖蓋在擔架上,最后親骨肉送他上戰場。”

  “人民是靠山”,是口號,更是我軍成長過程中堅守的政治觀。實際上,包括我們的對手也很清楚這一點,張學良在“口述歷史”中就說,紅軍長征勝利的原因之一是“有老百姓的支持”。

  進入國家建設時期,子弟兵同樣堅守著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為人民的利益敢於犧牲一切,必要情況下以自己的生命換取人民群眾的生命的信念和價值觀。近年來連續發生多起因機械故障而導致飛行員犧牲,有的飛行員原本是可以跳傘逃生的,只是為了避開地面民居而選擇了犧牲自己,保全民眾。

  誠然,有些做法在世界軍隊中是通律,所謂民眾有緊急避險權,而軍人必須執行命令,哪怕前面是死亡,隻要命令下達也必須扑向死亡。然而,通律背后有動因上的區別,西方軍人執行命令是秉承職業要求,而我軍除了職業要求,很重要的是人民“子弟兵”的政治屬性與情感促使。

  正是一次次自我犧牲,而讓人民群眾在災難來臨時,把希望寄托在軍人身上,“關鍵時刻還是要靠解放軍”“看到了軍人就看到了希望”,已經成為政府和民眾的價值認同。汶川地震中有一首流傳甚廣的詩《媽媽,別哭,我去了天堂》,其中有一句:“可惜我等不及看到綠色的軍裝。”軍裝就是生命和希望,這種文化符號的背后,是人民群眾對“子弟兵”的高度信賴。

  我軍之所以能夠贏得人民群眾如此信賴,是由其政治品質決定的,因為政治品質決定著利益關系。中國共產黨因人民的利益而生,那麼其創建的軍隊自然要保持黨的性質宗旨,這是合邏輯的,畢竟軍隊沒有自己的旗幟,黨的旗幟就是軍隊的旗幟。所以,政黨的先進性決定著其領導的軍隊的先進性,這就是我軍與中國歷史上產生的舊軍隊不同,與軍閥軍隊不同,與西方國家的職業軍隊也不同的重要原因。

  比如,西方資產階級軍隊屬於職業軍隊,因而從軍者因職業而來,為具體的利益而來,既然是職業分工,那麼在社會大眾的眼裡,與民眾之間不存在感情和利益紐帶,只是完成自己的職業要求,獲得屬於自己的利益,再加上西方的政治理論強調的也是軍隊要保持自己的良好形象,就必須和政府和社會拉開距離,這樣強大與否,起決定作用的只是政府力量,甚至就是財政稅收,而非民眾的支持。

  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探索中前行,在創新中發展。當今時代,國際國內政治生態已經發生巨大變化,因此,激發精神力量的內容、方法和措施都需要作出相應的調整和改變。

  當下中國,對抗性階級已經消亡,尤其是利益分配方式已經發生變化,最顯著的是執政黨不能再採取革命戰爭階段的斗爭方式,即在開展階級斗爭過程中,直接剝奪一個階級的利益轉向另一個階級。執政階段能做的隻能是遵循執政規律,努力尋找各群體利益分配的平衡點,且在法律的范圍內進行相互間的利益分配和調整。國際間的對抗,其內涵和形式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不能再通過“民族恨”教育來實現精神力量的激發。今天的中國軍人肩負著護航大國崛起和維護世界和平的新使命,新使命決定新要求。

  要找到新的精神力量增長點,必須實現觀念和思維的突破。那麼,新質精神力量該來自哪裡?來自政治素質和職業意識,或者說政治倫理和職業倫理﹔來自成長為大國軍隊道路上,通過維護世界和平而生的道義力量,通過開創文明獲得的精神升華。這些都是新質力量,需要花大力氣培植。然而,無論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歷史條件下,人民軍隊傳承九十年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不能丟,我軍寶貴的精神財富和紅色基因不能丟。軍魂永在,軍魂不朽!

  歷史昭示未來,既然中國共產黨創立的這支人民軍隊,做到了在戰爭中學習戰爭,並且把民族的優秀文化品質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有機結合,有效灌注於官兵,使這支軍隊變得偉大,那麼,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國道路上,在繼續得到黨的堅強領導的前提下,這支具有偉大精神品格的人民軍隊一定能夠再造輝煌。

(責編:萬鵬、謝磊)
相關專題
· 公方彬專欄
微信“掃一掃”添加“學習大國”

微信“掃一掃”添加“學習大國”

微信“掃一掃”添加“人民黨建雲”

微信“掃一掃”添加“人民黨建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