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理論創新的根本路徑——學習毛澤東關於理論創新問題論述的幾點認識

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創新，從根本上說，是把馬克思主義創造性地運用於中國的實際，使之得到發展並形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科學命題，並且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思想原則作出了深刻論述。他認為：“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頁）

怎樣才能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正確地結合起來，實現理論創新，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呢？從毛澤東的有關論述中，我認為以下三個方面值得著重注意：

第一，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它的立場、方法。

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這是我們進行理論創新的立足點和出發點。所以我們要“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1957年3月，毛澤東在一份材料上所說的“黨員在理論上懷疑或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個別原理是否允許？如果根本懷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經濟學或社會主義理論，可否留在黨內？”這句話旁邊，作了如下批注：“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我們所說的理論創新，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發展。離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理論創新就根本無從談起了。

但是，馬克思主義是行動的指南，而不是隻需死記硬背、機械復述的教條。所以，“要分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對於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內曾經流行過一種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蘇聯經驗絕對化和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的錯誤傾向，毛澤東是堅決反對的。他認為：“學習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專門模仿﹔一種是有獨創精神，學習與獨創結合。”（《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頁）我們必須把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學習與獨創、堅持和發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第二，從中國的實際出發。

毛澤東講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跟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統一。”（《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26頁）

這裡所說的中國實際，是指什麼呢？這涉及三個基本的方面。

首先，是指中國的基本國情。中國的基本國情，主要是指中國社會的性質，包括社會的經濟結構和上層建筑，社會的主要矛盾和其他矛盾及其特點，社會的階級階層結構和社會各階級階層的經濟地位、政治態度及其相互關系，等等。同時，也是指當前運動、當前工作的特點及其規律性﹔經濟、社會、政治、軍事、文化、黨務各方面的動態﹔等等。此外，也應當包括中國各地區、各民族的人口、資源、自然環境和風土人情、風俗習慣（包括宗教信仰）等的狀況。

還應當注意到，中國本身不是離開世界的一種孤立的存在。要認識和把握中國的國情，不能不考慮中國所處的時代條件及其特點，不能不考慮它在整個國際格局中所處的地位，不能不考慮它與世界上各種力量的關系，等等。

科學認識和把握上述情況，是正確理解和處理中國革命和建設問題、進行理論創新的基礎和前提。

其次，主要是指中國人民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以及在這種實踐的基礎上所積累的經驗。人的正確思想是從社會實踐中來的，隻有科學地總結新的實踐經驗，才有可能進行新的理論創造。這裡所說的實踐經驗，既包括正面的經驗即成功的經驗，也包括反面的經驗即犯錯誤和遭受挫折、失敗的教訓。前者指明什麼樣的想法、做法是可行的，后者指明什麼樣的想法、做法是不可行的，這樣人們的認識才能達到全面。毛澤東講過：“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於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隻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頁）實際上，進行理論創新，就是毛澤東所說的“要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 （《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頁）

再次，是指中國的歷史文化。這裡所說的歷史，主要是指中國社會以往的發展過程，以及中國人民在這個過程中所積累的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等方面的經驗，國家治亂興衰的教訓等等。這裡所說的文化，主要是指從事理論創造必須批判地加以繼承的優秀文化遺產，必須有選擇地加以利用的以往的思想材料。

1943年5月，中共中央在一個決定中就明確論述了“要使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地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的思想。（《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頁）這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要的條件。

第三，把調查研究作為理論與實際相聯系的中間環節。

“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於了解情況和掌握政策兩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要做好這兩件事，都離不開調查研究。所以，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期講過：“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計劃，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頁）在總結“大躍進”的教訓時，他指出，“過去這幾年犯錯誤，首先是因為情況不明”，“不做調查研究了”。為了解決問題，就“要做系統的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254頁）

進行調查研究，就是向實踐學習、向群眾學習的過程。隻有經過調查研究這個中間環節，我們才能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正確地結合起來，從而“創造新的理論”。脫離實際，閉門造車，或者簡單抄襲外國套路，是同理論創新的要求背道而馳的。

歷史表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是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下，通過調查了解中國的基本國情，研究和總結黨和人民集體奮斗基礎上積累的豐富經驗，批判地繼承和汲取中國歷史文化的優秀遺產，才創立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毛澤東思想，從而為中國人民鍛造了革命和建設的銳利的思想武器，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增加了新的精神財富的。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說過：“我們的實踐超過了馬克思。實踐當中是要出道理的。”所以我們“要產生自己的理論”。由於實踐是不斷向前發展的，理論也應當隨之不斷向前發展。所以他還對與會同志說，“你們應當超過我”。

1962年，毛澤東講過：“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准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斗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斗爭。”（同上書，第302頁）生活在這個偉大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人，面臨著總結這些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新鮮經驗、進行理論創新的歷史使命。

毛澤東關於理論創新的論述，已經被長期的實踐証明是正確的，對於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進一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仍然有著重大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