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與成功實踐

【光明專論】

非凡時代催生偉大理念。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進入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解決歷史遺留的領土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隨即提上了中央領導集體議事日程。面對這份沉甸甸的歷史考卷，必須解答好兩大難題，一個是用什麼方式實現國家統一，訴諸武力還是和平解決？一個是如何管治回歸后的領土，一律治理還是區別治理？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提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政治構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即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台灣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這一科學構想勾畫出一幅國家和平統一戰略和治國理政模式的新藍圖，形成為改革開放時期的一項基本國策，率先在香港、澳門實行，由此開啟了當代中國乃至世界一種全新的國家治理實踐。在即將迎來香港回歸20周年之際，回顧並總結“一國兩制”這一偉大構想正當其時。

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偉大構想

“一國兩制”構想氣魄宏大，世人稱奇。說其偉大，因為它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擔當、戰略胸懷、政治包容和制度自信。

（一）“一國兩制”構想蘊含著老一輩領導人對維護主權、國家統一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歷史遺留的領土問題印記了近代中國苦難屈辱的一頁。毛澤東同志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謀篇布局時，把香港問題放在內外戰略考慮，決定“暫不收回”，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以此保留新中國與西方世界的聯系通道，體現了斗爭的靈活性與維護國家整體長遠利益原則性的高度統一。歷史証明是完全正確的。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老一輩領導人把收回失地、完成國家統一大業視為神聖職責，念茲在茲，舍我其誰。在他們堅強的理念和意志中，“一國”原則、主權原則是至高無上的、無條件的，構成“一國兩制”構想的核心價值。鄧小平在1982年同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談香港問題時就堅定表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對此中國沒有回旋余地。“如果中國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八年后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正是這種令人敬仰的歷史擔當精神和國家意志，成為“一國兩制”構想的原動力。

（二）“一國兩制”構想基於重要的發展理念，實現了發揮港澳優勢、加快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價值最大化。古往今來，領土回歸、國家統一問題的解決通常都伴隨兵戎相見，作為戰略家的鄧小平反其道而思之，著眼國家發展全局，審視世界大勢，打破冷戰思維，把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原則創造性用於處理國家統一難題：同英國、葡萄牙談判解決香港、澳門回歸問題，把國家統一的成本降到最低限度。時值國家進入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歷史時期，在解決回歸的大前提下，為國家改革開放營造一個和平環境，繼續利用香港在資金、人才、管理等方面的優勢，是加快國家現代化建設的現實需要，是成熟政治家的明智選項，也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的科學決策。用鄧小平的話講“新問題就得用新辦法”，就要“從死胡同裡找個出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正是鄧小平為新時期國家發展戰略設計的出路和辦法。事實証明，持續穩定發展的港澳在國家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歷史性作用。

（三）“一國兩制”構想來自超凡脫俗的政治包容和制度自信。小平同志力排眾議，堅持制度創新，主張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可容許個別地區長期保留資本主義，把兩種原本對立的制度融入一國，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而是和而不同、互濟雙贏，其膽識、其氣度、其胸懷非常人可比。這種政治包容，從不同而和中發掘出國家利益和港澳利益的最大公約數。“一國兩制”體現了共產黨人的政治智慧，體現了對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高度自信，堅信社會主義能夠帶來中華民族的復興，堅信共產黨有定力、有能力駕馭“一國兩制”的正確航向。

（四）“一國兩制”構想源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豐富、發展了這一思想寶庫。中央正是基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對港澳歷史、現實的尊重，才決意在一國之下保留港澳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一國之下、兩制並存的構想，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重大創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勇於探索、善於創新的氣魄，開創了一種史無前例的國家治理模式，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

“一國兩制”構想一經提出，其必要性、正當性和生命力立即顯現出來，猶如一座巨大燈塔，光芒四射，照耀著中國新時期國家統一和國家治理的歷史進程。以香港為例，正是從這一構想出發，形成了中國對香港的十二條方針政策，奠定為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正是依據“一國兩制”方針，確立了中國憲法第31條﹔正是遵循這一方針，中國政府同英國談判解決了香港回歸問題，訂立了《中英聯合聲明》，在附件一全文刊出了體現“一國兩制”構想的方針政策﹔正是遵循這一方針，全國人大根據憲法制定了香港基本法，奠定了依法治港的憲制基礎﹔正是遵循這一方針，中國政府有條不紊開展了香港回歸的一系列重大籌備工作，直至1997年7月1日順利收回香港，開啟了香港歷史發展的新紀元。

歷史已經並將繼續証明，“一國兩制”偉大構想是國家解決歷史遺留領土問題最現實、最明智的政策選擇，是治理回歸后港澳的最佳制度安排，是國家利益和香港、澳門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是老一輩領導人留給我們的政治遺產中的一份瑰寶。

彪炳史冊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

從歷史和全局的視角考察，中國在實現整體發展、取得曠世成就的同時，也保持了回歸后香港澳門的繁榮穩定，開創了國家統一的和平方式與國家治理的嶄新模式，向世界展現了中國智慧、提供了中國方案。

（一）“一國兩制”實踐取得重大成就

從“一國兩制”實踐的國家層面看，首先，中央成功運用和平方式實現了港澳的順利回歸。回望歷史，二戰后大多數殖民地脫離宗主國時難免經歷血與火的洗禮。與此截然不同，中國實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收回香港、澳門沒有動用一槍一炮，沒有出現重大社會動蕩，無縫交接，平穩過渡，和平實現了從英國、葡萄牙殖民管治到回歸祖國懷抱的歷史變革，以最小代價鑄就了國家統一大業的歷史豐碑，樹立了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典范，贏得國際社會贊譽。其次，中央保障港澳社會實現平穩的政治轉型，確立起嶄新的特別行政區制度。與大多數新獨立的前殖民地國家或地區難免經歷動蕩混亂的制度轉型期不同，“一國兩制”保障了香港澳門在一夜之間回到祖國懷抱，成功確立和適應舉世無雙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把社會動蕩減少到最低限度，樹立了脫離殖民管治地區政治轉型的成功范例，令國際社會刮目相看。最后，中央有效恢復行使主權，開創了治國理政的新篇章。中央破天荒實施“一國兩制”，對實行資本主義的港澳地區恢復行使國家主權，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有效行使對港澳的全面管治權。從負責與港澳相關的外交、防務到決定全國性法律在港澳的適用，從任命行政長官和政府高官到解釋基本法，從發布政制發展的決定到啟動經貿合作的重大舉措，把“一國兩制”實施納入國家整體發展戰略，傾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促進港澳社會全面發展。樁樁件件，彰顯中央治國理政能力。

20年來，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一國兩制”在港澳的實施，積累了豐富的成功經驗。特別是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總攬全局，針對新情況新問題闡述了一系列重大指導思想，為深入實施“一國兩制”指明了方向：明確將“一國兩制”納入國家“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香港澳門融入中華命運共同體﹔強調“一國兩制”根本宗旨不可分離的兩個基本點﹔提出正確處理國家和港澳關系的“三個不可偏廢”﹔明確中央“堅定不移，全面准確”實施“一國兩制”的八字方針﹔強調中央對港澳的全面管治權，堅持中央在實施“一國兩制”中的主導作用﹔強調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依法治理港澳，等等。這些重要論述和思想大大豐富了“一國兩制”的理論寶庫，推進“一國兩制”實踐沿著正確方向深入發展。

20年來，尤其是十八大以來，中央牢牢把握“一國兩制”主導權，穩妥處理港澳一系列重大政治、法律問題。2014年，中央政府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全面闡述了“一國兩制”方針取得的巨大成就，明確提出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概念，起到了激濁揚清、正本清源的作用﹔全國人大常委會出台“8·31決定”，確定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普選制度的核心要素和程序規則，確保普選的正確方向﹔指導、支持香港特區依法處置非法“佔中”活動，維護了香港社會的法律秩序﹔201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解釋基本法第104條，遏制、打擊“港獨”勢力，維護了基本法權威和香港法制。

從“一國兩制”的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層面看，回歸祖國的港澳依法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依法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特別行政區制度運行順利，特區管治保持良好水准﹔港澳居民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經濟穩步增長，社會各項事業持續進步，在國際上樹立了脫離殖民管治的地區持續發展的成功范例。

以香港特別行政區為例，自1995年至今，連續23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仍然是最具競爭力的地區之一。從1997年至2016年，本地生產總值年均增長3.2%，經濟規模增長近一倍﹔財政儲備增長98.5%，外匯儲備增加3.16倍，失業率保持在3.3%上下，整體情況遠好於多數經濟發達國家。借助“一國兩制”優勢，香港和祖國內地基本實現貿易自由化，兩地都從高度密切的經貿關系中獲得最大收益。香港至今仍是內地最大的外資來源地和融資平台，同時也是內地對外投資的主要目的地，是內地第四大貿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場，日益成為人民幣國際化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戰略平台。香港正在依托祖國內地的堅強后盾，不斷提升自己的國際競爭力。世界銀行統計數據顯示，香港在政治穩定、政府效能、規管品質、社會法治、貪腐控制、言論自由等方面的指標，都遠遠高於回歸前，得到國際社會高度認可。特別是社會法治水平的全球排名，由1996年的60多位大幅躍升到2015年的第11位，彰顯了香港法治的持續和提升。至於對外事務方面，回歸后的香港獲得基本法廣泛授權，對外交往更具活力，呈現出更加廣闊的國際活動空間。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當今香港在國際社會的權利能力、行為能力以及影響力，遠遠超出港英時期水平，成為“一國兩制”一張亮麗的國際名片。

縱觀“一國兩制”實施的20年，香港澳門在中央支持下成功抵御了回歸后的各種挑戰和沖擊，整體保持繁榮穩定，充分彰顯了這一方針的強大生命力。中國共產黨有能力、有智慧和平收回港澳，也一定能夠治理好、發展好港澳。港澳必將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繼續發揮獨特而重要的作用。試看今日之寰宇，何曾有過這種治國理政創舉，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宣示“一國兩制”取得的偉大成就。

（二）正確認識“一國兩制”實踐中的問題與挑戰

“一國兩制”是現代國家治理史上的偉大創新，必然伴隨巨大挑戰。當前“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進入深入實施階段，實踐中出現一些問題，顯露一些深層次矛盾，當視為題中應有之義，毫不足怪。

“一國兩制”實踐中面臨的問題來自多個方面：有些是歷史形成、長期積累的，有些是在發展中新出現的﹔有些具有全球性、共同性特點，有些則是香港獨有的，有些表現出結構性矛盾的特征，有些則與我們的工作思路和方法不無關系。對此，我們應該保持冷靜，實事求是地認識和應對。要充分認識港澳工作，特別是對港工作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保持戰略定力。同時要對存在問題和矛盾具體分析，區別對待，善於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逐步緩解和解決這些矛盾。那種把當前問題歸咎於回歸及“一國兩制”的說法，既不符合事實、不符合辯証法，不能成立，也會動搖我們對實施“一國兩制”的信心，要堅決反對。

（作者：饒戈平 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