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中華新文明

20世紀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曾指出，如果中國能夠在社會和經濟的戰略選擇方面開辟出一條新路，那麼就會証明自己有能力給全世界提供中國與世界都需要的禮物。當今“如果”已經成真，中國果真蹚出了一條新路。其提供給中國與世界的“禮物”，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

西方文明難以破解當今世界困局

在人類文明發展長河中，就文明對世界的影響力而言，從歐洲發軔的西方文明尤為耀眼。從啟蒙時代到現代的300多年，世界在西方文明主導下，社會生產力發展遠遠超過了以往人類歷史發展的總和。然而，自進入21世紀，西方文明開始備受挑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更是把世界推入亂象叢生的境地。

當今世界，人類面臨諸如經濟長期低迷、貧富差距拉大、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加深、軍備競賽和核競賽升級、戰爭危險加劇、恐怖事件頻發、資源枯竭、環境惡化等困擾人類生存與發展的一系列全球性難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經濟存在的三大突出矛盾都未得到有效解決：一是全球增長動能不足，難以支撐世界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二是全球經濟治理滯后，難以適應世界經濟新變化﹔三是全球發展失衡，難以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這意味著影響世界發展的動力、平衡、治理三大根本機制出了問題。其深層根源，是西方文明的邏輯出了問題。

西方中心論是西方文明的邏輯起點，這是導致世界困局的理論根源。西方中心論奉行“一元論”“主客二分”的哲學思維，即西方世界是“主”、非西方世界是“客”，西方世界是“我族”、非西方世界是“異類”，西方世界是“先生”、非西方世界是“學生”。它標榜西方價值的普世性和西方道路的唯一性，認為西方文明是人類真正的文明，西方標准就是世界標准，非西方世界應向西方世界看齊。在這種邏輯中，“客隨主便”“我族歧視異類”“先生教訓學生”自然是西方認為情理之中的事。西方列強主宰和分割世界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就是這種邏輯的產物。按照這種邏輯，某些國家強推“普世價值”、借助武力輸出“顏色革命”、出兵干涉主權國家內政這些鬧劇，都是所謂名正言順的“正義之舉”。而事實上，西方文明蘊含著“對立”“對抗”的基因，世界因此被切割成相互沖突的對立體。如此，國際秩序很難持續下去。

自由主義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這是導致世界困局的人性根源。自由主義主張個人利益和自由最大化，鼓吹私有制，倡導“市場萬能”和“民主神話”，縱容物欲橫流的消費主義，注重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世界著名物理學家霍金指出：整個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長期處於機械唯物主義觀念掌控之中，它隻相信世界是物質的，隻看得見有形的物質，隻追求物質和物質享受。在西方文明牽引下，人類幾乎走上了一條追求物質享受的不歸路。值得警醒的是，西方鼓吹的“民主神話”在世界各地正在破滅，“市場萬能”的夢想屢被“市場失靈”的現實所擊破，流行多時的新自由主義正在夕陽西下，它有添亂之嫌而無治亂之力。世界金融危機的后遺症、局部戰亂的升級、世界貧困人口的急劇增加，都標志著西方文明已深陷危機。

資本擴張是西方文明的行動旨趣，這是導致世界困局的制度根源。世界進入近代以來，資本就像脫缰的野馬橫行於世，推動資本主義從商業資本主義到壟斷資本主義再到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升級，直接或間接影響著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推動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同時也把世界帶入險境。因為資本逐利、擴張和增殖的本性，使資本主義形成了以犧牲資源、環境、生態、人的發展以及發展中國家利益為代價的生產方式，形成了以金融霸權、文化霸權和軍事霸權控制世界的統治方式，加劇了地區發展的不公平性、非均衡性和不可持續性，引發了資本主義制度體系下的結構性、累積性、依附性發展問題。特別是資本主義制度自身難以克服的矛盾，直接導致了以轉移經濟危機為目的的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冷戰之后又相繼爆發海灣戰爭、波黑內戰、科索沃沖突、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敘利亞戰爭。這些戰爭給人類社會帶來了沉重災難。

如此來看，作為世界困局之始作俑者，西方文明難解當今世界困局，西方中心論、歷史終結論終要破產，人類呼喚新理論和新文明。

中國向世界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針對當前我國學術界缺乏學術自信、理論自信且在理論創新上存在的某種“肌無力”現象，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要構建“理論中的中國”。

在與西方交流交融交鋒過程中，“西方中心論”話語體系對我國學術界產生較大影響，致使一些人在學術研究過程中出現了對西方學術的依賴，“耕了西方地、荒了中國田”，即對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與中國問題缺乏全面深入系統的研究，沒有真正形成我們自己的概念范疇體系和表述體系，沒有真正形成我們自己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沒有真正構建起中國自己的具有原創性、標識性的核心理論。我們有讓世界知道的“舌尖上的中國”，卻沒有構建起讓世界知道的“理論中的中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餓，失語就要挨罵。要真正解決挨罵問題，就必須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構建“理論中的中國”，以有效提高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和國際話語權。要構建“理論中的中國”，最基本同時也是最核心的，就是要構建能為世界作出貢獻的中國理論。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在我國發展起來但還不發達、不強大的歷史方位中提出的一種具有原創性和標識性且能為世界作出貢獻的中國理論。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論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既是針對國內因某些領域和方面公平正義供給不足、治理現代化相對滯后而產生的某種分化問題提出的，更是針對國際霸權主義橫行而導致的全球創新動力不足、貧富差距擴大、全球治理滯后以及出現的“三大赤字”（發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提出的。公平正義供給不足會導致社會創新乏力、利益分化並影響社會和諧穩定﹔治理現代化滯后會造成諸多難題得不到有效解決從而影響民族復興﹔霸權主義橫行會導致整個世界創新動力更加不足、貧富差距更加懸殊、全球治理更加滯后。不解決這些問題，不僅阻礙著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而且會使整個世界陷入困境。習近平總書記以大國擔當的勇氣和信心，既勇於破解國內難題，提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又勇於擔負起重建世界秩序的使命和責任，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具有戰略意義和世界意義的理論。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論強調世界既具有多樣性又具有統一性，超越了西方的“一元論”，具有解決中國和世界難題的立論基礎。人類社會、世界各國在歷史、傳統、文化、國情、制度等方面都具有差異性和多樣性。同時，世界各國之間也具有統一性，即具有共同性，都要遵循社會歷史發展規律，還對美好願景具有共同追求。統一，是在承認和尊重世界多樣性前提下的統一﹔多樣，是統一性中的多樣。強調統一不要忽視多樣，強調多樣也不要忽視統一。世界是多樣性的統一，也是統一性的多樣。這樣來認識和把握世界，既有利於使世界充滿活力，又有助於使世界達至和諧。如果隻強調統一而不注重多樣，就易走向霸權主義，隻強調多樣而不注重統一，就會導致世界的對立和分裂。習近平總書記從多樣尋求共同，他所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既尊重世界差異性，又注重世界統一性。這就克服了西方中心論、歷史終結論隻強調“一”而排斥“多”的方法論弊端。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論強調平等包容，超越了西方“主體”統治“客體”的哲學思維。中華文明具有極大包容性，能夠將各種文明的優秀因子加以黏合，這是中華文明的獨特優勢。同時，中華文明富含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等優質基因，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這些基因、優勢和經驗不僅可以成為實現民族復興、促進世界和平的戰略資源，而且可以成為當今全球治理的獨特資源，以救西方文明之弊。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在強調平等包容、主權平等，而不是“主體”統治“客體”﹔主張和而不同、仇必和解，而不是居高臨下強加於人，甚至不惜訴諸武力﹔主張各國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平等的成員，提倡以和平合作、包容普惠的發展模式代替你輸我贏、贏者通吃的發展模式。這些都可以糾正以“一元論”、“主體”統治“客體”為哲學基礎的霸權主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強調個人對他人、社群、自然的責任和義務，而不是個人高於一切﹔既尊重個人權利、自由、平等和全面發展，又注重社會和諧，還強調國家富強。這些既可以應對自我中心主義泛濫，也有利於克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先天缺陷，並且更好地服務於人類。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論的內容具有嚴密完整的邏輯。第一，堅持共利共享，超越零和博弈，建設利益合作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首先是一個利益合作共同體，合作共贏，維護全人類共同利益，是首要內容。國家之間交往首要看的是國家利益，隻有具有共同利益才會展開合作。由於各國之間具有共同利益，所以要實現利益上的共享共惠。經濟全球化已把世界緊緊聯系在一起，大家都在一條船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沒有哪個國家和民族可以獨善其身。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著力改變近現代以來世界秩序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法則，變革現行國際秩序的不公正不合理部分，高度重視聯合國的作用，提高國際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為維護全人類共同利益貢獻了中國智慧。第二，堅持共識共商，在國際交流中合理管控意識形態分歧，建設價值共同體。價值關乎共識，沒有共識，隻有分歧，難以共同協商並形成共同體。共同價值關乎價值共識，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要前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須在價值上達至共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這一重要論述，闡明了全人類共同價值是人類社會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我等關系的共同價值准則，也是人類共同努力的方向。全人類共同價值既傳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凸顯了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又承接全人類共同文明成果，凸顯了世界潮流、國際視野、全球共識，為人類描繪了多樣統一、平等互鑒的新圖景，打通了人類不同形態的社會制度和價值理念之間的隔膜，正本清源地表達了中國立場，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為人類文明發展指明了航向。第三，堅持共建共進，超越唯我獨尊、你輸我贏，建設行動發展共同體。維護全人類共同利益，彰顯全人類共同價值，實現共同發展，需要各國參與共建，付諸行動，各國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更多惠及其他國家和人民。中國的發展，關鍵在於中國走出了一條在開放中謀求共同發展的道路。第四，堅持共治共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建設安全共同體。要發展，也要安全，二者相輔相成，可謂和平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上沒有絕對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國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別國的動蕩之上，他國的威脅也可能成為本國的挑戰。國家和，則世界安﹔國家斗，則世界亂。我們要完善機制和手段，更好化解紛爭和矛盾、消弭戰亂和沖突。國家之間要構建對話不對抗、結伴不結盟的伙伴關系。大國要管控好分歧，努力構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關系。隻要堅持協商溝通、真誠相處，“修昔底德陷阱”就可以避免。第五，堅持共有共贏，超越結盟思維，建設合作共同體。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裡，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裡，利益交融、安危與共，日益成為一個合作共同體。因此，各國要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真正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贏。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論的實質是追求包容普惠。習近平總書記圍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主題，多次在國際重要場合發表主旨演講，提出“秉持普惠原則”“建設一個包容、普惠的經濟全球化”“打造平衡普惠的發展模式”等重要思想。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普惠概念，把普惠作為建設持久和平世界的根本原則，作為推動建設經濟全球化的核心理念，作為打造人類發展的一種模式。這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貫穿其演講的哲學核心理念，就是倡導普惠價值。這種普惠價值是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實質和核心，是對共同價值的解釋、展開、說明。

近代西方為世界輸出的是西方中心論，在當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為世界貢獻出了超越西方中心論且能為世界帶來福祉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論。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質上是在尋求一種不同於西方中心論的世界發展的再生之路，是在為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發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三大難題提供“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進而是為了重建新的世界格局。這實際上蘊含了一種不同於西方文明而注重多樣性、平等性、包容性、普惠性的中華新文明。

在世界文明譜系中，能與西方文明相提並論的，無疑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明，一般稱為中華文明。中華文明是一種典型的農業文明和內陸文明，起源於夏商周三代之前，成型於秦漢，興盛於隋唐，宋明時達到頂峰，其博大精深的文明成果為人類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對於西方國家來說，無論是地理大發現、文藝復興，還是走出中世紀進入現代社會，中華文明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由於清朝后期統治者的封閉僵化，中華文明在西方工業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沖擊下迅疾走向衰落。在近代歷史上，中國盛極而衰，中華文明也因此背負罵名，曾經成為中國的沉重“包袱”。全盤西化論因此泛濫，至今仍有一定市場。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國內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國際上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華文明正發生著鳳凰涅槃式的變化。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論實質上就是當代中國為人類和世界作出重大貢獻的一種中華新文明。無論是古代歷史上的“華夏中心論”，還是近代以來的“西方中心論”，都不符合時代發展趨勢，都無益於人類永續發展和世界持續繁榮。習近平總書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的世界意義，在於它辯証揚棄中華傳統文明，超越西方文明，為人類和世界發展貢獻一種中華新文明，且回答了“中國能為世界貢獻什麼”這一當年的梁漱溟先生和毛澤東同志之問。中華新文明既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人民的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母體，又合理吸納西方文明等一切外來文明中的有益成分，還面向未來。中華新文明具有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文化氣度，它堅持吐故納新、博採眾長。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世界多樣統一性、博弈性、不確定性和挑戰性為現實依據，以辯証思維、共同體理念、平等包容為思想方法，以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為根本立場，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為核心理念，以建設利益共同體、價值共同體、發展共同體、安全共同體、合作共同體為核心內容﹔它著力建設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的全面文明，著力建設人民共創共享共治的全要素文明，著力建設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的全球文明。因此，它站在人類真理和道義的制高點上，是化解世界沖突、管控國家分歧的“定海神針”，是引導經濟全球化走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

（作者韓慶祥系中央黨校副教育長、一級教授，陳遠章系中央黨校研究室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