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時代意義

一個政黨一定時期要完成的歷史使命，一代領導人要解決的時代課題，是由時代要求和人民願望決定的。

當今世界各種力量較量的關鍵、實力對比和博弈的核心是看誰的模式更有生命力、吸引力，本質上就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如何治理好國家，使中國更加富裕，並在富裕的基礎上強大起來，這就成為歷史賦予當代共產黨人的重要使命。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系統總結了我們黨的執政經驗和世界上其他政黨興衰成敗規律，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當代中國的發展進步提供了科學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恩格斯指出：“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一個政黨在一定時期要完成的歷史使命，一代領導人要解決的時代課題，是由時代要求和人民願望決定的。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產生順應了當代中國社會發展、世界格局新變化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願望和要求，具有歷史必然性。

契合當代中國發展的新要求

如何治理社會主義國家是前所未有的事業，必須進行艱辛探索，但這種探索是有規律的。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產生和形成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要求，體現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邏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現實要求的統一。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主要任務是實現民族復興。民族復興的內容和任務是由社會主要矛盾決定的。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毛澤東等老一代革命家面臨的緊迫任務是趕走帝國主義、推翻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建立新中國，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

新中國建立后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落后的社會生產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矛盾。新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一五”時期國家各方面的建設得到大發展。但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層級低或高都不行。在國際形勢和億萬群眾生產熱情的鼓舞下，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一度忽視了經濟規律的要求，想片面地通過生產關系變革，搞“一大二公”，加快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結果事與願違，影響了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等黨的領導人為了進一步解決社會主要矛盾，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從解放生產力入手，對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進行了適當調整，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通過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極大地增強了社會發展活力和動力。

改革開放38年來，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溯源這些變化，根本原因在於改革把中國社會的內生活力極大地激發了出來。然而，事情總有兩面性，就在我們搞活經濟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改革開放之初，強調“放開”，之后又進一步強調“放活”﹔這時雖然也強調“兩手抓”，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一手硬”“一手軟”，開始出現淡化主流意識形態、放棄“原則”的現象，出現了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現象﹔接下來則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放鬆”“放任”，對黨員干部放鬆了紀律和規矩要求，一些人思想道德嚴重滑坡，做人做事用權毫無底線，甚至踐踏黨紀國法，這些亂象不僅嚴重影響了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而且使我們黨面臨“四大危險”。

黨內和社會上的各種突出問題，引起人們對黨的命運、國家命運的擔憂。這就要求我們治亂，建設一個活而有序的社會。在這個階段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治理體系、怎樣治理國家的問題突顯出來了。我們隻有通過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才能解決當前面臨的種種矛盾和問題，把中華民族復興大業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就是社會歷史發展和我們所處的時代給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的重大歷史課題。

應對國際格局的新變化

國際力量對比是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形成的基礎，國際力量對比變化必然引起國際格局的變化和國際秩序的調整。當今世界時代主題仍然是和平與發展，但由於新一輪權力轉移的出現和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美國主導的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存在的弊端愈發凸顯，進而引發了各種矛盾和沖突，因此，各方要求變革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的呼聲日益強烈。

二戰后形成了以美蘇為中心的兩極格局。隨著蘇聯解體，國際格局由兩極格局轉變為“一超多強”。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並努力打造單極世界﹔ 中國、俄羅斯、歐盟、日本等多強在國際事務中仍然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並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單極世界的形成。進入21世紀，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持續變化，傳統上佔據主導地位的發達國家的力量在下降，而以中國為代表的越來越多的新興國家進入國際政治經濟的中心舞台。

“9·11”事件后，美國接連發起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得到了全部盟友的支持和世界多數國家的同情。然而，僅兩年后，當美國繞過聯合國以不充分的理由發動伊拉克戰爭時，卻遭到相當多國家的反對，從而導致西方世界分裂，使美國政府政治上、道義上更加孤立。始於2008 年的金融危機更進一步重創了美國的軟硬實力。以此為分水嶺，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呈現頹勢，新興經濟體實力和地位相對上升。尤其是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和影響越來越大，成為事實上的世界經濟新引擎。中國實力的快速增長客觀上推動了國際力量對比的改變，使得國際格局朝著偏離美國一超獨霸的方向發展。國際社會對中國快速壯大雖然存在矛盾心理，但依然期望中國經濟能夠繼續保持平穩健康發展，更多地支持和參與到國際治理新格局中，這樣有利於新的國際秩序的形成。

國際體系的實力對比與國際格局之間存在著動態平衡的關系，新的國際格局需要以新的實力對比作為參照。新興國家推動國際格局變革必須有不斷增強的實力基礎為后盾。為了推動國際力量對比進一步朝著對新興國家有利的方向發展，中國需要繼續保持國力提升的規模和速度，與此同時，中國的崛起不應只是經濟實力，而應是包括軟實力在內的全方位的崛起。隻有提升包括軟、硬實力在內的國家綜合實力，中國才能繼續推動國際體系中的實力結構向著均衡的方向發展，進而改變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和國際秩序。當今世界各種力量較量的關鍵、實力對比和博弈的核心是看誰的模式更有生命力、吸引力，本質上就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所以，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產生和形成不僅是中國進一步發展的要求，也是世界格局變化對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的要求。

順應人民的新期待

中國共產黨是以實現民族復興為己任的。中華民族的復興具有內在邏輯必然性。歷史的分為立國（建立新中國）、富國和強國三個階段。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經過艱難困苦，完成了立國的任務，並為富國奠定了基礎﹔鄧小平等為代表的共產黨人通過改革開放使中國走上了富裕道路，並為強國奠定了基礎﹔如何治理好國家，使中國更加富裕，並在富裕的基礎上強大起來，這就成為歷史賦予當代共產黨人的重要使命。

縱觀社會主義發展史可以看出，怎樣治理社會主義這樣的全新社會，是一個在實踐中沒有解決好的重大課題。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有許多關於未來社會的科學預測，但他們沒有經歷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因而沒有也不可能為如何治理社會主義國家提出可行方案。

列寧雖然在初步探索蘇維埃國家治理方面創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但由於他過早去世，因而對於如何治理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來得及進行深入探索和持續實踐，更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后來的蘇聯領導人雖然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經驗，但也犯下了嚴重錯誤。今天，我們回過頭來分析和總結蘇聯失敗的經驗教訓，可以清楚地看到，沒有解決好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問題，並且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正是導致蘇聯國亡政息的重要原因。

我們黨在全國執政后，也遇到了如何治理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問題。在沒有現成經驗的情況下，我們一度照搬了蘇聯模式，但很快發現其不適合我國國情，我們較快地作出了調整，進行了積極探索並取得了重要成果。20世紀50-60年代，毛澤東發表的兩部光輝著作《論十大關系》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集中體現了我們黨這一時期在這方面的探索成果。但是總體來看，改革開放前，我們在國家治理體系上還沒有找到一種完全符合我國實際的治理模式。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開始以全新視角思考國家治理問題。經過38年實踐，我們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總的看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立國）並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改革、使國家逐步富裕（富國）的歷程我們已經走過﹔而如何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如何治黨治國治軍，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逐步走向強大（強國），這個任務已經歷史地落到了當代以及后代中國共產黨人的肩上。

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產生順應了時代和歷史的要求，反映了人民意願﹔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思想邏輯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邏輯的統一、國際格局變化和國際秩序調整與中國發展內在要求的統一、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和億萬人民群眾期待和願望的統一，必將對中國和世界的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作者為中國浦東干部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應對執政風險和考驗研究》首席專家）

（本文原載於2017年4月20日《新華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