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命運共同體理念推進和引領“一帶一路”機制建設

推進“一帶一路”機制建設對於貫徹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理念，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一帶一路”治理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下階段，應從常態化組織機制、戰略規劃協同機制、經貿投資規則機制、融資安排機制和安全保障機制五個維度入手，漸進推進“一帶一路”機制建設。作為“一帶一路”機制建設的主要合作牽頭方，應推動成立“一帶一路”對外經濟合作委員會，籌建“一帶一路”框架內相關國際和區域組織，加強對組織協調、戰略對接、經貿投資規則、融資規則、安全保障等重點領域的統籌謀劃和頂層設計。

推進“一帶一路”機制建設對於打造沿線命運共同體具有重要意義

（一）有利於增強“一帶一路”建設的整體協同性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近四年來，實施進度和效果超出預期。目前，我國先后與沿線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50多份“一帶一路”政府間合作協議，與30多個沿線國家簽署產能合作協議，為深化合作新共識、落實合作新項目及拓展合作新領域發揮了重要的支持和保障作用，但上述合作文件多為框架性協議，制度約束力不強，協同力較弱，一定程度影響了“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整體協同性和國際影響力。推進“一帶一路”機制建設，將我國與沿線國家的溝通交流和經貿投資等領域合作納入制度化、規范化和常態化軌道，使相關工作部署和重點項目落實有章可循，從源頭上增強“一帶一路”建設的整體合力，顯著提升我國與沿線國家在資源開發、產業布局、技術整合以及要素集聚等方面的執行效率，將有利於推動中國資本、中國裝備、中國技術、中國標准、中國服務走出去，也將有利於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新構架。

（二）有利於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一帶一路”治理秩序

新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由少數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已難以適應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一帶一路”倡議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加強發展戰略對接和經濟政策協調，共同打造公正、合理、透明的治理新架構，充分反映了新興經濟體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的呼聲和訴求。但同時，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也面臨著治理機制滯后及能力建設不足等現實挑戰。以建立常態化組織機制、戰略規劃協同機制、經貿投資規則機制、融資安排機制以及安全保障機制等為重點，推進“一帶一路”合作機制創新，不僅有助於構建“一帶一路”治理新秩序，而且有助於打造包容協調的全球區域價值鏈，提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

（三）有利於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打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利益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一帶一路”倡議秉持親、誠、惠、容理念，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為主要內容，以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為核心戰略目標，是新時期展示我國全球觀、大局觀、戰略觀的重要實踐。當前，國際經濟治理體系中的不公正不合理安排仍普遍存在，大多數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開展國際經貿合作中並未能真正享受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在此背景下，通過加強“一帶一路”機制建設，促進與沿線國家開展更大范圍、更深層次、更高水平的經貿投資合作，不僅有利於凝聚共識，弘揚共商、共建、共享新理念，更加均衡有效地反映大多數國家的切身利益訴求，而且有利於構建沿線利益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進而為打造沿線命運共同體奠定堅實基礎。

（四）有利於輸出東方價值理念並為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提供“中國方案”

“一帶一路”倡議源於中國，但屬於世界。現階段，雖然我國的軟實力與西方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東方價值理念要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發揮主導作用仍須假以時日，但該倡議的提出，不僅彰顯了東方文明特有的生存發展智慧，也給當前逆全球化思潮和行為以有力的回擊。未來較長時期，世界經濟仍將處於下行周期，做大“蛋糕”的難度加大，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面臨的內在深層次矛盾日益尖銳，通過保護主義措施轉嫁國內矛盾的意願和動機更加凸顯，經濟全球化或將面臨更大的挑戰。推進“一帶一路”機制建設，是我輸出“責任先於自由、義務先於權利、群體高於個人、和諧高於沖突”等中華獨特價值觀的重要載體，是全球經濟治理改革進程中增強“中國元素”和“中國聲音”的重要途徑，也是推動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的“中國方案”和不二良方。

推進“一帶一路”機制建設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一）機遇

1.發達國家主導的多邊合作機制弊端不斷顯現，新興經濟體訴求新型合作機制的意願和動力與日俱增

長期以來，像WTO、IMF、世界銀行等多邊合作機制均由發達經濟體所主導，但其包容性和有效性不足的弊端日益凸顯。就包容性而言，發達經濟體在IMF和世界銀行中佔據主導地位，特別是美國擁有一票否決權,使得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很難得到充分體現。就有效性而言，由於IMF的特別提款權（SDR）資源有限，對危機救助的能力明顯不足，而區域性金融合作機制不斷強化，清邁倡議多邊化機制、歐洲穩定機制等區域金融合作安排在全球金融穩定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探索新型合作機制的意願和動力不斷增強，冀望於通過南南合作加快提升自身發展能力和水平。

2.我國與沿線國家設施聯通和產能合作發展迅速，迫切需要在戰略對接、規劃銜接、融資安排等領域建立新型合作機制

“一帶一路”建設從無到有、由點及面，進度和成果超出預期。目前，我國沿海經馬六甲、印度洋、蘇伊士運河到地中海的航線，每年運送的集裝箱超過1300萬箱，成為全球最繁忙的航線之一。“中歐班列”已累計開行超過2000列。我國建立的“一帶一路”重大項目儲備庫入庫項目已有1400多個，由我國設立的各類多雙邊產能合作基金總額超過1000億美元。與此同時，我國與沿線國家推進的基礎設施聯通和經貿投資產業合作對規則標准的需求也愈益強烈。特別是在“五通”建設方面，須強化相關體制機制保障，促進我國與沿線國家特別是區域戰略支點國家發展戰略對接和規劃銜接，探索研究“一帶一路”沿線自貿區談判模板，積極打造國際化融資模式和金融風險防控機制，以確保沿線國家基礎設施聯通、貿易投資安排和產能合作的重大項目能夠落地生根。

3.中國理念、中國模式、中國經驗得到越來越多沿線國家的響應和認同，為我主導構建新型合作機制打下良好基礎

近年來，美歐國家治理的“黑天鵝”事件頻發，政治社會亂象叢生，對外政策走向保守、戰略轉向收縮，而中國理念、中國模式、中國經驗的吸引力和影響力不斷增強。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關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推動經濟全球化的系列主張，得到了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及多國政府的熱烈響應，正成為全球治理的新思想、新理念。國際社會對我國發展模式和治理經驗的興趣明顯升溫，對我國在經濟全球化中發揮更大作用、承擔更多責任的期望也明顯增加，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共同打造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等新思想新理念也正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這為我國主導推進“一帶一路”機制建設提供了有利的國際大環境。

（二）挑戰

1.沿線國家發展差距較大，客觀上加大了構建包容性、普適性合作機制的難度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存在顯著不同。從經濟方面看，既有西歐發達經濟體、中亞西亞能源資源出口國，也有中東歐和東盟新興工業化國家及少數欠發達農業國。從政治方面看，既有資本主義國家，也有社會主義國家﹔既有民主制國家，也有君主制國家。從文化方面看，塞繆爾·亨廷頓總結的世界八大文明中，“一帶一路”沿線涵蓋了中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和非洲文明等六大類。正是這種巨大的差異性，致使沿線各國在利益訴求、價值取向和合作模式等方面存在顯著區別，加大了我國與沿線國家構建包容性、普適性合作機制的復雜性和難度。

2.我國長期處於全球多邊治理規則的接受者地位，主導構建多邊合作機制的准備不足

長期以來，我國對WTO、IMF、世界銀行等全球多邊治理規則更多是以適應和遵循為主。近兩年，我國在二十國集團等多邊外交場合積極發聲、主動作為明顯增多，但走到世界舞台中央的時間畢竟不長，在創設多邊合作機制、設置相關議題和制定相關規則方面還缺少深厚的理論積澱和經驗總結，特別是在運作多邊機制方面缺乏人才儲備、資金投入和國內體制機制的有效支撐，我國主導構建“一帶一路”框架內多邊合作機制迫切需要做足相關准備。

3.沿線國家地緣政治敏感復雜，對加強多邊機制化合作構成較大障礙

“一帶一路”涵蓋了中東、東亞和東歐等三大地緣敏感地區，還有印巴等沖突熱點地區。沿線國家之間存在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種種矛盾，有些矛盾由來已久、難以調和，而有些矛盾背后則存在著大國間的較量。未來較長時期，我國主導推進“一帶一路”多邊合作機制，可能易受到敏感地緣政治關系的不確定性影響。

以命運共同體理念推進和引領“一帶一路”機制建設的重點任務

（一）立足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建立“一帶一路”常態化組織機制

歷史地看，設立類似OECD、APEC等常設性國際組織是密切成員國政治經濟聯系、實現共同目標的重要舉措。應以我國主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為契機，抓緊啟動“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國際組織籌建工作。該組織的宗旨是，通過促進沿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逐步為打造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目標創造有利條件。短期內，宜與我政治經濟關系較為緊密的巴基斯坦、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等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推動形成由理事會、秘書處、國家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部長級會議等常設性機制構成的組織基本框架，之后再針對貿易投資便利化、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結構性改革等充分體現組織宗旨的熱點專題分別成立專門委員會予以推進。中長期看，可邀請更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參與該組織，逐步將其打造成具有全球意義的經濟合作大平台。

（二）基於現有雙多邊合作協議，打造“一帶一路”戰略規劃協同機制

實踐証明，通過戰略規劃對接和引導重大項目合作是成功的“中國特色”對外合作戰略，是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生動實踐。短期內，應立足現有我國與沿線國家以及國際組織之間簽署的雙邊合作戰略協議，與合作方分別成立若干常設性工作組，具體負責雙方發展規劃銜接，共同推動實施一批重大工程項目。中長期看，可在“一帶一路”國際組織下建立戰略對接合作委員會、戰略規劃部高級官員非正式會議等常設機制，以專門負責各成員國發展戰略以及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溝通，如編制跨國家或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規劃等，有效推動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深度融合。

（三）鞏固FTA既有成果，構建“一帶一路”框架下經貿投資規則機制

從國際經驗看，FTA是協調商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環境等相關領域規則的主要平台。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已成立了中國—東盟FTA、歐亞經濟聯盟等多個FTA，但相關機制標准存在較大差異。短期內，鑒於我國、俄羅斯、印度等域內經濟大國在諸多關鍵議題上難以形成共識，預計成立涵蓋“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數國家的高標准FTA存在較大困難。下一步，應依托正在積極推進的中國—海合會FTA、中國—歐亞經濟聯盟FTA等自貿區戰略，逐步形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FTA整體框架。具體而言，整體框架除包括商品貿易、投資、服務貿易、技術壁壘等議題外，應加入知識產權保護、環境、基礎設施建設、能力建設、產能合作等體現“三大共同體”理念的議題，但在具體規則設計上仍應充分考慮沿線各國國情，體現靈活性和差別性。中長期看，可借鑒APEC模式經驗，先設立一個類似亞太自貿區的涵蓋“一帶一路”沿線所有國家的大型FTA，由我國、東盟等牽頭推動，並對其他成員國乃至域外成員國持開放態度，採取漸進方式實現“一帶一路”經貿投資規則的有效整合，為改革和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提供“中國方案”。

（四）整合亞投行等融資平台，健全“一帶一路”融資安排機制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經濟發展水平偏低，金融資源匱乏，沿線推進的部分項目建設周期長、商業回報率不高，加之地緣政治經濟風險較大，國際資本參與其中的意願和動力不強。鑒於此，應整合開發性金融機構、商業性金融機構以及援助資金等不同類型的融資平台，以形成獨特的“一帶一路”融資規則體系，才能有效解決“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的巨大資金缺口問題。短期內，可由亞投行牽頭，聯合歐亞發展銀行等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各國對外援助機構及國內開發性金融機構，就利率、項目擔保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融資的相關規則進行深入探討，逐步形成符合“三大共同體”理念、契合沿線國家利益訴求的開發性融資規則體系。中長期看，可在“一帶一路”國際組織框架下建立“一帶一路”融資聯盟，加強與世界銀行、亞行等國際機構合作，逐步將區域內融資規則上升為國際化融資規則。

（五）著眼長遠合作與發展，強化“一帶一路”框架內安全保障機制

“一帶一路”建設面臨兩大方面的風險：一是類似國際金融危機對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構成巨大的外部風險。二是沿線國家內部政治動蕩、民族宗教區域沖突等產生的內部風險。短期內，可重點針對外部風險，成立常設性“一帶一路”風險預警和防范協調機制，加強對外部風險的及時跟蹤和預警，並通過貨幣互換、經濟援助等手段予以有效防控。中長期看，可重點針對內部風險，逐步建立投資者仲裁機制、政策穩定保障機制等能夠有效約束域內國家風險防控機制，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強有力的安全保障。

對策思路與建議

（一）總體思路

推進“一帶一路”機制建設，應堅持以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引領，秉持親、誠、惠、容理念和絲路精神，堅持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循序漸進的原則，從組織架構、融資機制、經貿規則等多個維度構建全方位的合作機制。在合作目標上，以構建沿線利益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為切入點，逐步推動各方共同參與構建沿線國家命運共同體﹔在合作范圍上，以經濟合作為著力點，逐步擴大我國與沿線國家在政治、社會、科技、文化等多領域的全方位合作﹔在合作對象上，以比較優勢明顯、合作潛力大的俄羅斯、印尼、巴基斯坦等沿線國家構建雙邊合作機制為優先，逐步打造與沿線各國乃至發達經濟體的多邊合作機制和第三方合作機制﹔在合作模式上，以推進重大戰略項目為先導，推動各國在高水平戰略規劃和合理經貿規則下開展全面務實合作，逐步形成以沿線國家為基礎、面向全球的高標准自由貿易區網絡。

（二）具體建議

1．設立“一帶一路”對外經濟合作委員會

利用好外交部、商務部、中聯部、發改委等部委涉外力量，組建“一帶一路”對外經濟合作委員會，並作為“一帶一路”領導小組下屬的副部級單位。該單位主要職能如下：一是作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主要負責機構，組織開展“一帶一路”框架下國際組織的籌建工作﹔二是就構建“一帶一路”經貿投資產能合作規則、融資機制等重大問題開展跨部門、跨國別調查研究，為構建“一帶一路”機制提供重要參考﹔三是為國內各部門、地方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指導咨詢服務。

2．加強重點領域相關規則前期研究工作

可與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印尼、巴基斯坦等域內周邊重點國家，共同基於現行的雙邊規則框架，圍繞對“三大共同體”建設具有重大意義的若干議題，積極開展重點領域前期研究工作，為構建相關規則體系做好理論方法儲備。一是研究制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商品貿易、服務貿易和投資等傳統經貿領域開放水平的最低標准﹔二是研究制定知識產權保護、環境、電子商務等新型貿易議題的具體規則和標准設計﹔三是加強對投資回報率低、建設周期長、中長期效益高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融資機制設計﹔四是加強對提升落后經濟體發展能力的合作機制設計。

3．統籌國內相關體制機制安排

增強“一帶一路”建設合力是打造高水平國際組織的重要基礎。在這方面，一是加強中央政府對各地方政府之間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合作機制的有效統籌，在賦予地方政府充分自主權的同時，要把地方政府推進的各類重點合作項目納入國家對外經濟合作的整體框架﹔加強與相關國家的合作機制安排，保障“一帶一路”建設有序有力有效推進。二是對設立的各類“一帶一路”投融資機制進行全面整合，形成“多邊金融機構—中央級金融機構—地方級金融機構”協同融資機制安排。三是在制定知識產權、環境等領域規則的同時，要注重相關規則與國內體制的銜接，不斷完善國內相關法規體系，著力提升我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制度性話語權和影響力。

作者單位：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