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復興的精神動力與制度機理

精神動力問題，是韋伯（1864-1920）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中國宗教：儒教與道教》中提出的命題，其核心點是：在西方，新教倫理提供了現代事功（資本主義）之精神動力﹔而傳統中國，盡管擁有諸多成就現代事功之條件：如人口流動、城市經濟、貨幣等，但傳統文化之儒道釋三教，未能提供基於法治、誠信、理性化上的現代化精神動力。

然而，世易時移，韋伯命題提出近百年來，西方由如日中天、雄心萬丈到危機漸露。為激活西方文明，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美國政治哲學施特勞斯學派，將目光投向古希臘，回歸並闡釋希臘原典。客觀上，美國新羅馬帝國之雛形，脫胎於二戰，盛極於前蘇聯解體，頓挫於“9.11事件”，而重傷元氣於本次金融危機。然而，其帝國政治哲學根基、深層文化結構、超強戰爭機器，迄今猶存。

中國恰與之相反。經濟總量躍升至世界第二，內部保持總體穩定，經濟增速放緩但仍維持較快增長，執政精英能總體上把握戰略機遇。雖然在調結構、惠民生、穩增長、求和諧諸方面遭遇挑戰，但面對天安號事件、海洋國土如南海、黃岩島、釣魚島等諸多挑舋，冷靜應對，保持戰略平靜。總之，在內政和外交上，總體無舉措失當。毫無疑問，中國正在頑強走向復興。

一、國學猶存：華夏文明由是不絕若線

韋伯命題，對中國學界乃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巨大的知識挑戰。就決策層和學術思想界而言，尚有一些宏觀問題有待思考、厘清和謀劃：

其一，中華文明曾雄踞東方，冠絕一時，為何出現宋元之變和明清之變？宋元之際和明清之際的時代精神、政治經濟、財政金融、軍事外交出現何種紕漏，以至於國家逐漸瓦解，而遭遇漢民族歷史上滅頂之災？

其二，清末民初迄至新中國，中國國力漸衰，華夏文明依賴何種精神力量，逐漸化解諸如列強瓜分、日寇吞並、內部分裂等重大民族危機，最終完成國家整合？其中精神動力若何？

其三，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國家百年以至千年之戰略規劃，應秉承何種精神動力根基，預設何種基本措施？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筆者不揣淺陋，謹就民族復興精神動力問題，略呈管見。

《易·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每逢國族危難，即有仁人志士，或躬身入局，或挺身而出，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若時勢不濟，則屏跡幽居，沉潛學問，以為后世存留文脈。自唐虞三代，春秋戰國，漢唐宋明，晚清民國，代不乏人。

孔子居衰世，知先王之道不行，目睹諸侯僭國，陪臣執國命，慨嘆“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故刪《詩》《書》，正《禮》《樂》、贊《周易》、作《春秋》，傳微言大義，以俟后世君子。北宋時，周敦頤（湖南道縣人）發軔理學，傳伊川二程，二程傳楊時（程門立雪乃此子），楊時傳胡安國。南宋時，胡安國父子為避戰亂，入潭州建碧泉書院，傳聖人之教，開啟湖湘學派。至此，文脈已然南移。至張軾長岳麓書院，邀朱熹辯論學問，湖湘文脈之盛，冠絕當時。

明清之際，船山先生出。飲亡天下之恨，遂沉潛經史，辟宋儒之空疏，昌經世之實學，張先聖之道統，庶開風氣之先。一時湖湘學子，皆以經世濟民為己任，湖湘人才之盛，為天下側目。船山之學，博大精深，經史兼治，既以闡釋經典自任，亦有鴻篇巨制《讀通鑒論》《宋論》存世，實乃國學之集大成者。“五百年來學者，真通天人之際者，船山一人而已。” “其學無所不窺，於《六經》皆有發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線耳。”其“躬行踐履”“行先知后”“匡濟時艱”“道在器中”“《春秋》大義，嚴君子小人、夷夏之大防，國之大寶，可禪、可繼、可革，不可使夷人間之”之論，義承千秋，振聾發聵。故國難之際，湖湘人物，迭起救國，前赴后繼，不可勝數。

周敦頤，曾任合洲通判（今重慶合川縣），於此興辦州學，延北宋蘇軾等人講學，傳聖賢學脈。至宋元之際，合川釣魚城曾與元軍血戰彌久，堅韌不拔，致元軍最高統帥戰死城下，改寫歐洲史。無獨有偶，抗戰時，衡陽保衛戰、長沙保衛戰，抵抗非常頑強。常德保衛戰亦十分慘烈。是故，學脈留存之處，則有殊死奮斗和抵抗，與張學良之棄東北而走，判若雲泥。故文脈所存，國運之所存。近代湘人行狀，尤為世人側目，無他，惟國學耳。讀蔡鬆坡、譚嗣同、陳天華諸君文獻，可知大概。

抗戰時，新戰國策派學者林同濟、雷宗海等於戰火中，謀劃中華民族復興未來，倡言國學復興。制憲君子張君勱，東奔西走，融匯中西，作民族復興的學術基礎演講，啟迪后學﹔馮友蘭於困厄之中，做《貞元六書》，窮盡哲思，弘揚理學﹔戰亂中，熊十力開壇講學，上接宋明儒，闡幽發微，匯通儒佛，弟子遍海內，為儒學復興先聲，下引后學。諸如此類，不絕如縷。國學復興，諸子重光，禮失而求諸野，華夏文明，不絕若線。

是故，經典在，則國故存﹔國故存，則文脈不絕﹔文脈不絕，則道統存﹔道統存，則國家不滅，天下不亡。荀子言“文以明道”，劉勰言“文以載道”，韓愈言“文以貫道”，先賢之深意，在茲念茲，今人當深切體悟之。

二、察變觀風：重振人心、朝向經典刻不容緩

觀當今世風，唯利是圖彌漫，物質主義凸顯﹔道德人心，政教風俗、主流意識形態遭遇多方強力挑戰。名流以變更國籍為榮，禮儀廉恥之心日鮮﹔而先富者則去父母之邦，家國天下觀念日稀。凡此種種，殊可堪憂。

筆者愚見，察當今之社會沙漠化生態，精神依皈之枝零破碎，安身立命之窮途困頓，維權意識之惡性膨脹，則知重拾道統、重振人心和朝向經典之刻不容緩。落葉知秋，窺斑見豹。就思想文化領域而論，以為生死決戰之前夜，恐不為過。此必待主流意識形態之重塑，以之內聚人心、恢復自信、接續道通、重整共識，並在哲學心理學層面，抗衡假“非意識形態”之名之步步進逼，構筑強大心理防線。

人心正固，則社稷寧。重塑主流核心價值觀，重整華夏文明之精神內核，重塑華夏民族之文化自尊心，已刻不容緩。當代中國的政治論述，從華夏文明源頭吸取精神資源，恢復傳統國學，正視文化傳統，決絕歷史虛無，正本清源，勢所必然。概言之，接續道統、傳承文明、融匯西學、以中化西。所謂新軸心時代，本質在此。若此，或可言正人心、敦風俗、克人欲、大一統和民族復興。

文明復興，必仰賴強大持久之精神動力。察美國政治哲學，施特勞斯學派為拯救西學，尋找精神資源，重歸古希臘原典，反觀中國思想，焉有不回歸國學原典，重啟文明源頭，秉文明復興之命，承強大精神動力之理？中國古代先秦典籍，乃人類“軸心時期”之智慧結晶，值此混沌不明之時，應能持續激發文明火焰，燭照人類未來前行之路。

泰戈爾曾言：古希臘之火已然熄滅，羅馬亦被埋帝國廢墟之下，“但人文精神和文明仍然活在中國和印度。”當此“全球化”所向披靡之際，銘記開國領袖之教誨，回溯先秦之古典智慧，以當代國人對西學之強大學習、消化和掌控能力，賴國學博大淵深之“通變”內功，回歸國學經典，接續道統，薪火相傳，庶幾可融匯貫通，而別開生面。若論中華文脈危在旦夕，不絕若線，而有一息尚存之憂嘆，然以《易》觀之，則可察一陽來復之際，危機轉換之時，否極泰來之機。

三、一脈相承：文明復興的內在邏輯

文明復興，其路徑是中國的現代化。為此，探究中國現代化進程之內在邏輯至關重要。改革開放也是民族復興的組成部分。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源自“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挑戰。一方面，滿清行民族壓迫和專制統治，華夏文明晦而不彰，日落明夷。明末，先賢黃宗羲著《明夷待訪錄》，伸張公天下之義，顧炎武著《日知錄》，嘔心瀝血，啟佑后學，以俟后世聖王復起，接續華夏道統。清末，章炳麟持“革命論”，駁康有為曲學阿世，値末世而扶持夷主，悖離《春秋》夷夏大義。一方面，滿清竊據華夏，其統治危機自鴉片戰爭起，遭遇西方強力挑戰，治理危機日顯，然洋務運動，實緣於甲午戰爭之敗。梁啟超曾論斷，滿清實亡於甲午。為此，民族復興遭遇反帝、反封建的雙重困境，歷經三個歷史時期：

一是恢復中華。滿清封建王朝行部族專制、民族壓迫和文化宰制，華夏諸民族必先破解“恢復中華、驅除韃虜”之命題，完成其恢復華夏的神聖使命，以實現明末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先賢揭示的“不私一家一姓”“天下為公”“聖王復起”“不以天下奉一人”等華夏道統，也即推翻滿清封建壓迫和民族專制政權，實現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這一過程由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初步完成。

二是國家建構。放低天下理想，實現國家整合。面臨列強瓜分和半殖民地危局，實現“民族-國家”（Nation-State）建構和軍事強悍，以強大的動員力應對新戰國時代的列國競爭危局，爭取球籍，這一過程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萬裡長征第一步”。隨著現代“軍事-工業化”民族國家體制的建成，華夏尚武精神被激發，被動挨打百年頹局徹底扭轉，國家動員力和組織力超邁前代。事實証明，這一機制足以應對新戰國時代任何國族危機，是對天下理想的調整。

三是經濟崛起。前30年，借助全能主義高度動員能力體制，初步實現工業化積累，為改革開放奠定物質基礎、人口基礎和制度基礎﹔后30年，啟動改革開放，循著國家獨立、軍事強悍、經濟崛起和文化復興的路徑，在國家鼎立、人民站立、軍事強悍的基礎上，全面推進改革開放，全面實現小康社會，最終實現國家富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前后三十年，為一個統一整體，不可分割。

綜上，邏輯上分析，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至少有三層含義：

一是恢復華夏。既要回應西方文明沖擊，又要驅除韃虜、擺脫滿清部族專制壓迫統治、恢復華夏正統，遵循遠古先賢“不私一家一姓”“天下為公”偉大理想，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自由和國族鼎立，這一過程是由舊民主主義革命完成，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標志，完成“民族-國家”整合的歷史使命，以“軍事-工業化”為基礎，現代動員能力和尚武精神被激發，以適應新戰國時代的挑戰和危局。

二是匯通中西。既要全方位、大范圍吸納現代文明成果，主要是西方文明成果，又要對中國固有價值和優秀傳統文化有所堅守。比如，十八屆四中全會主題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張揚法治精神、弘揚法治意識、提升法治素養、健全法制體系，但同時，不忽視“以德治國”，“為政在人”的古老智慧。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乃是在制度層面實現第五個現代化。中國的現代化，在器物、制度、經濟、文化和社會心理層面，全方位展開。

三是文藝復興。中國現代化進程，是在實力強大、經濟發展、軍事強悍和文明復興的前提下，為人類文明找尋一條新的出路，以超越近五百年的殖民主義和后殖民體系。此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文化和文明含義。其標志是文藝復興。中國現代化，是文藝復興之預演，華夏復興之途徑，其內涵是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優秀文明成果，涵融中西智慧、中西匯通，對中華文明實現創造性轉化，在人類文明的歷史轉折點上，為人類文明困境探索新路，昭彰大義，以王道大同消解霸道秩序，化成天下。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質在文藝復興。中國經濟崛起，以新的殖民體系，代替舊的殖民體系，以新帝國取代舊帝國，絕非人類之福﹔同理，歷史終結，不再永續發展，絕非人類之福。生生不息，化成天下，求同存異，和而不同，是為大同。

四、國學復興：事關國家百年、千年氣運

為此，復興國學，勢在必行。中國者，因有國學，是謂中國。國學者，一國道統學術之統稱也。

明劉伯溫《〈蘇平仲文集〉序》雲：“文之盛衰，實關時之泰否。是故，先王以詩觀民風，而知其國之興廢，豈苟然哉！”又雲：“繼漢……享國延祚最久者，唐也。故其詩文有陳子昂，而繼以李、杜﹔有韓退之，而和以柳﹔於是唐不讓漢，則此數公之力也。繼唐者宋，而有歐、蘇、曾、王出焉。其文與詩，追漢唐矣。而周、程、張氏之徒，又大闡明道理，於是高者上窺三代，而漢、唐若有歉焉。故以宋之威武，較之漢、唐弗侔也，而七帝相承，治化不減漢、唐者，抑亦天運之使然歟？”是故，“氣昌而國昌，由文以見之也。”

竊以為，國學（諸子百家儒為主）復興，事關國家今后百年、千年氣運。簡言之，國家是否分裂，道通是否傳承，是否出現五代十國、宋元之際、明清之際之巨變，又能否挺過近百年（明始，即有傳教士大量游於中土）之西學緊逼，實關乎國學文脈是否存續。然文不在茲，游談無根日久，加之斑駁陸離之西方政治、經濟、法律、人文學說日漸彌漫，此誠危急存亡轉換之秋也。讀弗雷德裡克·馬特爾《主流：誰將打贏全球文化戰爭》一書，即知，文化領域的戰爭早已硝煙彌漫。

《禮記·學記》雲：“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察古觀今，凡善治國者，首在謹庠序之教，風教以化民，化民以成俗，以為國家培植元氣，次之，輔以經濟民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在固本培元，人才輩出。養成人才，由來以漸。較之民國初年，大中學生整體文字能力，尤其古漢語水准，下降明顯。文字粗鄙，文風輕浮，人心浮躁，時風漸變，日趨浮滑，由文以見之。文明古國，衣冠文物，禮樂詩書，風吹雲散，民風民氣，漸趨頹廢。有識君子，豈可不察。

有鑒於此，當務之急，須徹底修改中小學語文課本，大力擴展國學典籍內容，傳承國學文脈，未雨綢繆，利在長遠。於政策層面，要在復興古典學術傳統，在教育、教材、學制和考試制度層面著力，延續國學文脈，以求先秦經典研習之傳承。一如放開生育二胎，徹底停止計劃生育，宜速不宜遲，急不宜緩﹔近期，逐漸增加教育、教材、考試、選拔、公招時國學經典的含量，於正人心、醇風俗、強化執政黨之公信力和執政力，將尚公、民本、愛國和均富的道統上下貫通，不可或缺。長期看，應恢復翰林院，涵養大儒，並執掌禮部。

文脈淵深，失之久遠，非長期涵養，恐難奏功。是故，改革中小學課本，增加國學經典分量，使學子親近國學，窺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激發自信，自立立人，正心誠意，要莫大焉。自茲更化，歷二十年，方收其功。久之，則民風自化，民氣可恃，元氣充沛，國之大幸。元氣淋漓，雖歷經劫難，顛而不墜，史跡可鑒。是故，繼昌黎之事，會橫渠之意，弘船山之學，承復興之命，振衰救弊，此其時也。緣此，民族復興之精神動力，源遠流長，永不枯竭。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